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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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六、军队战备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七、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2月11日、14日、16日，周恩来接连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议。
　　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和军委的负责人，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还有余秋里、谷牧；中央文革一方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3次中央碰头会，老帅们、几位副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之间，发生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
　　因为会议地点都是在怀仁堂，所以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在会上，谭震林要张春桥保一下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张春桥推说，要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一听火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拿起文件包，就要退出会场。
　　还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要谭震林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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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大闹怀仁堂”（2）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的，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责问陈伯达等说：《红旗》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也在会议上分别发了言。
　　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从下午4时一直开到9时。
　　当晚聂荣臻回到西山一号楼，仍显得很兴奋。
　　他说，从派工作组到撤工作组，红卫兵大串联，到“一月夺权”，我多次与剑英、陈总老等议论过，他们纵容娃娃们到处乱窜，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局面搞乱了。
　　这几天的会议，总算出了口气。
　　在这3次会议中，要数16日的那次会议争论最激烈。
　　在康生的指使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赶到钓鱼台，连夜整理了记录。
　　又经过江青安排，张春桥等带着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了记录，听了汇报，非常生气，这些老同志们居然从各个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而“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打了22年的仗，创建了新中国）。
　　这怎么能够容忍。
　　但他知道，此事非同寻常。
　　他找周恩来，周恩来作了如实汇报。
　　毛泽东思之再三，事隔3天，才于19日凌晨，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开会。
　　在会上，他严厉地批评指责了谭震林、陈毅等。
　　但他仍然把此事约束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
　　因此，他指示，自2月25日起，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有错误的老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政治生活批评会”，仍然在怀仁堂召开，2月25日、3月1日、3月4日、3月11日、3月14日、3月16日、3月18日共开了7次。
　　7次会议聂荣臻都参加了。
　　会议名义上仍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是由中央文革一伙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围攻批斗这些老同志。
　　聂荣臻也受了批评，作了检讨。
　　连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政治生活批评会”开完后，成立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中央文革成员正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4月上旬，有次叶剑英在西山同聂荣臻一起散步时，偶然说起，有人批评我，说我在2月怀仁堂会议上曾说过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的话，我不记得说过，又是欲加之罪了。
　　聂荣臻当即回答：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安到你的头上了呢？散完步，他给毛泽东、林彪写了封信。
　　信上说：“最近，剑英同志问我，据反映，他在中央碰头会上讲过‘不教而诛’的话，他自己没有这个印象了，问了汪东兴同志，记录上也没有。
　　我当即答复说，这话是我讲的。”
　　这封信，聂荣臻署名的日期是4月7日。
　　

第二节“大闹怀仁堂”（3）
毛泽东用铅笔在信的台头“主席”两字上画了个圈，写了“退荣臻同志”5个字。
　　林彪在“林副主席”4个字上用红铅笔画了个圈，原信又退给了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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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1）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的议程是：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二、修改党章。
　　三、讨论国内外形势。
　　四、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可会议中间，林彪、江青一伙突然集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问题。
　　在分组会上，对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算总账（谭震林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把这7位老同志污蔑成是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温玉成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在逐个念了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6个人的名字后，停了一停说：“还有聂荣臻。”
　　10月13日下午，十二中全会开幕。
　　会上，周恩来作了大会议程的报告以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说“二月逆流”问题，主要说了各省的形势，和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也说了“多中心论”的问题。
　　大会开幕以后，转入小组讨论。
　　聂荣臻被编在第二组。
　　参加这个组的有陈伯达和温玉成，其余大多是聂荣臻的老部下。
　　在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三四个月，聂荣臻已基本处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境地。
　　接到通知后，他知道会上肯定是要受批判的。
　　10月8日，他写了个在会上检讨的发言稿。
　　10月16日，他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多中心论”的错误。
　　联系到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他增加了部分检讨内容，说：“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七机部‘916’总是抓住我不放，这主要是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
　　在科研工作中，“沿袭和实行了许多资产阶级办科研的东西。”
　　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聂荣臻等一般中央委员，都没有想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可2月17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突然在第一组会议上，集中批判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问题。
　　康生首先发言，为制造有一个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问题定调子。
　　康生说：“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前就酝酿了。
　　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
　　康生发言后，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立即呼应，在“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军夺权”、“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反对延安整风”等问题上，指名道姓，大肆攻击出席怀仁堂会议的老同志，硬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
　　谢富治最后发言时，还批判了朱德、陈云两位老同志。
　　康生等4个人的发言，发下去以后，各个小组立即转变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带批判朱德、陈云。
　　在第二组，由陈伯达发难，温玉成帮腔，集中批判聂荣臻。
　　在17日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后自首的问题，突然对聂荣臻责问说：“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
　　“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我问了剑英，他说没跟别人说。”
　　聂荣臻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2）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加上心里有鬼，说话吞吞吐吐。
　　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谁也没有搭腔。
　　聂荣臻倒是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不予理睬。
　　陈伯达气急败坏地说：“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聂荣臻从容地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1934年确曾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
　　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招供，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
　　敌人问不出什么，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趁敌人监视松懈的时机，她带着不到4岁的聂力，逃出了虎口。
　　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聂荣臻对妻子的这段历史是清楚的，知道是经得起审查的。
　　所以当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出现“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时，他根本不予置理。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就到周恩来那里告状。
　　18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
　　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
　　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
　　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在以后几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说聂荣臻参与了“二月逆流反党集团”，一再追问他与所谓“二月逆流”其他老同志的关系，目的是逼他承认是“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陈伯达的同伙有次追问聂荣臻：哪天哪天，你到某某家去了，去干什么？哪天哪天，你又到另一家去了，又是去干什么？哪一天，某某到你家里来了，来干什么？你必须老实交代。
　　聂荣臻一听火了，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及其同伙：“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陈伯达及其同伙还在小组会上对聂荣臻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在1966年科学口万人大会上的态度，北航28昼夜事件，反对军队院校撤工作组，对红卫兵大串联不满，对上海“一月夺权”不满，参与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贯走专家路线，犯了“多中心论”错误，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时搞大摊子，在西山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等等。
　　聂荣臻对这些指责，有的承认，做了检讨；有的沉默不语，以免再生是非。
　　聂荣臻的老部下们，在小组会上没有揭发什么问题，只是一般地表表态。
　　他理解和感谢这些老部下。
　　有位参加第二组会议的老部下，十二中全会以后不多久，在三○一医院碰到聂荣臻的秘书时说：“请你向聂帅问好，要他保重身体。
　　聂帅是正派人，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
　　10月26日，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定了调。
　　林彪讲话以后，聂荣臻被迫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陷入了‘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逆流’的成员”，“犯了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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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3）
但他同时又说：“思想沉重，根本没有想到我也是‘二月逆流’的成员，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沾边。
　　因此，根本没有向这个问题思考和检查。
　　问题提出以后，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经过最近几天同志们的揭发帮助，认识才开始有所提高。”
　　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说明在“二月逆流”问题上，他是受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蒙蔽的。
　　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