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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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身无分文，叶挺有经验，身上带了不少港币。
叶挺拿出一张100元的港币，交给店主，店主一看是百元大票，就反复看，然后说，这是假票。
叶挺一听火了，把那张100元的港币撕了，又掏出一张100元的港币来，刚要递给店主。
聂荣臻一想不好，连忙把叶挺拉到一边，低声说：“老总呀，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100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撕了，不怀疑我们吗？”叶挺想了想说：“我撕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了，我撕了，就没事了。”
聂荣臻觉得这种说法也有点道理。
于是他们又进了另一家服装店，各自买了合身的衣服。
回到旅馆，洗了个澡，比原来整洁多了，再次到原机关接头。
聂荣臻怕再次被拒绝，想了个办法，他对叶挺说，根据我的经验，那里肯定是个秘密的接头机关，没错，但是忘了暗号，可能还是要被拒绝。
你不要急，听我的。
去了以后，果然，对方说，两位，我们不认识你们啊，怎么又来了。
聂荣臻就说，我认识你们的黄锦辉先生，告诉他，我叫聂荣臻，在某某旅馆等他，有要事要同他商量，把我的特征告诉他，请他务必来找我们。
这一招果然灵。
第二天，黄锦辉就来旅馆找到了聂荣臻、叶挺。
接上头以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找叶挺、聂荣臻谈话。
张太雷表示同意叶挺去澳门探亲，但要叶挺在家待命，不要离开。
张太雷问聂荣臻有什么打算？聂荣臻说，我光杆一人，一切听从组织分配。
张太雷说，那好，你是中央军委的，本来可以回中央军委去，但眼下广东省委军委正缺人手，你就留下来吧。
军委书记是我兼的，但我太忙，你去以后，军委的日常工作就由你主持。
广东省委军委除了聂荣臻以外，当时有黄锦辉、叶剑英、曾干庭等几个人。
11月7日，发生了以张发奎、黄琪翔为一方，以李济深、黄绍为另一方，两派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引发的激烈战争。
省委有些领导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主张组织广州起义。
省委就此开了几次会议进行讨论。
聂荣臻参加了讨论。
会上有所争论。
张太雷等主张组织广州起义，在广州树起苏维埃大旗，以形成全省的大暴动乃至全国的大暴动。
聂荣臻、黄锦辉等不同意组织起义。
聂荣臻在几次发言中强调：南昌起义刚失败，革命正处于低潮，我们还没有缓过气来。
在李济深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广州的革命力量又备受摧残，在广州最有威信最有战斗力的省港罢工工人，大部分已经被迫回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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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2）
农民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我们能够掌握的有组织的农民力量也不强。
学生、市民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情绪大受影响。
军事方面，广州周围有张发奎、李济深、李福林的几个军。
他们虽然矛盾很大，但一旦共产党组织起义，就会掉转枪口，共同对付起义力量。
而在我们方面，武装力量只有一个教导团和警卫团的部分力量，还能够组织几千名工人赤卫队，仅此而已，得不到其他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和援助，要想使这样一个大的起义获得成功，在广州组织苏维埃政府，并且能够长久坚持下去，以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的暴动，取得革命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会上，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联合张发奎，推动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广东革命运动的代表、25岁的德国人诺依曼提出来的。
他认为，张发奎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李济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应该联张反李。
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诺依曼的意见，聂荣臻也认为这种看法是主观主义的。
他说，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已经充分暴露了张发奎的反革命真面目。
我把在马回岭俘虏的他的卫队营连同望远镜等交还给他，他并没有领情，仍然坚决###，你说，这种人能靠得住吗？这位被人们称为“毛子”的国际代表，态度生硬，在会上，几次和大家吵了起来。
会议争论的结果，于11月25日形成了广东省委第二十五号通告。
通告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利用张、李冲突的机会，广泛发动工农暴动。
张太雷、恽代英、黄平等于11月26日到达广州。
28日，省委拟定了号召广州工农兵群众起来暴动的宣言。
宣言里着重讲，张发奎与李济深同样是反革命势力，要工农兵拿出“以一当万，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决心”，来夺取广州政权。
以后省委将这个宣言连同广州起义的计划，上报中共中央。
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于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中央和广东省委已经作出组织广州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决心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12月5日，聂荣臻与叶剑英一起，由香港来到离别了近一年半的广州，在珠江北岸的八旗会馆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
这里权作省委军委的联络点，由叶剑英留守，以便有事好联系。
聂荣臻则忙于参加讨论起义准备工作的会议。
12月6日，在广州沙面西桥附近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了省委会议，讨论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问题。
会上，诺依曼主张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先发动工人，组织总同盟罢工，然后形成群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在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下，夺取广州政权。
在会上，聂荣臻几次与诺依曼争论。
聂荣臻说，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从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广州的“四一五”政变、长沙的“马日事变”等等情况看，反革命分子是多么残忍。
如果群众示威游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革命力量进行大屠杀。
驳得诺依曼不好正面回答，就强词夺理地说：你居然反对十月革命。
聂荣臻看着这位比他小3岁的国际代表，冷静地说，你不要用大帽子压人，我是说不能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怎么能说是反对十月革命呢？会上，还有人对诺依曼说，再说广州的工人阶级目前已经分裂成为两派，反动的黄色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想组织总同盟罢工，弄不好工人内部自己先乱起来了。
诺依曼血气方刚，仍然傲慢地说，你们不按我的意见办，如果起义不成功，将来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聂荣臻说，3年前，我到过你们德国，也到过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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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3）
你们德国的工人阶级组织得很好，他们列队上街巡逻，步伐整齐，只要有武器就可以成为一支素质很好的军队。
我们的工人状况，与你们有很大的不同。
我坚决主张，这次广州暴动把我们所能掌握的军队、工人、农民和其他的革命力量组织好，趁夜里敌人戒备松懈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夺取广州政权。
这样，成功的把握性比较大。
会场上多数人在发言中，也都说了应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争取暴动胜利的意见。
诺依曼直摇头，你们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起义在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准备工作。
张太雷交给聂荣臻等的任务是：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为工人、农民赤卫队筹备武器弹药。
聂荣臻就与叶剑英一起，着重在联络点了解掌握情况，同时协助杨殷筹备军火。
12月7日，由张太雷主持，在广州越华路一家小戏院里，召开了广州市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起义大纲，并决定12月13日举行广州暴动。
由于起义消息泄露，风云突变。
12月9日，在上海的汪精卫给张发奎等连发3次电报，说广州将有事变，要他们坚决###，包围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掌握了证据就进行镇压。
12月10日，聂荣臻接到报告说，我们在城外制造的手榴弹，混在米袋子里，在通过城门的时候，被国民党警察岗哨检查时发现。
警察听说米是运到位于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去的，就紧接着去搜查大安米店，查出了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储存在那里的武器弹药，米店老板已经被捕。
米店查出武器，这就给了敌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广州即将有起义行动。
大安米店确实是我们储存和分发武器的联络站。
聂荣臻迅速赶到起义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设在永汉路禺山市场一间杂货店的二楼。
他赶到的时候，张太雷等起义领导人正在紧急磋商两天来发生的情况。
聂荣臻补充了大安米店遭搜查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人一致认为，两天来发生的情况是严重的。
特别是得到情报，就在今天张发奎已经密令黄琪翔，紧急调他在前线的部队赶回广州，准备解除教导团的武装，屠杀革命力量。
事态紧迫，于是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11日凌晨即行发动。
先下手为强！10日傍晚，叶挺来到总指挥部。
他是内定的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
因为他的目标太大，为了安全，直到10日才通知他，下午才由香港赶到广州的。
总指挥部的这次会议决定：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徐光英等都到教导团组织起义，因为这是起义的主要力量。
教导团、警卫团的主要任务是攻打军事机关。
周文雍负责指挥三千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赤卫队。
聂荣臻被留在总指挥部，仍负责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进行联络工作。
起义的总攻方向是攻占公安局，然后在公安局设立新的总指挥部。
起义领导人就都到那里集中。
。。
第四节在广州起义中（1）
12月11日是个星期天。
张太雷、叶挺等约在11日凌晨2时到达位于广州东北部四标营的团部。
约3时许，在叶挺等的主持下，教导团于3时30分首先打响了起义的枪声。
枪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宣告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正式开始。
聂荣臻守在总指挥部，电话里不断传来好消息：东北面，教导团已经宣布起义，正分路挺进；东南面的警卫团也宣布起义，正分路挺进；各路工人赤卫队也已经分头行动。
起义军已经占领了东校场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司令部，俘虏几百人；起义军占领了沙河的第四军炮兵团，士兵投诚，缴获大炮30门；广州北部的制高点观音山已经被我们占领，伪省政府已经占领，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占领，邮电局已经占领，财政厅已经占领……5时许，传来了伪公安局已经被起义军攻克的消息。
听着这一系列喜讯，聂荣臻兴奋激动，不断用红色铅笔在一张广州市交通图上标明占领的地方。
也有些消息使聂荣臻感到忧虑。
如有位工人赤卫队某联队的负责人在电话里急促地报告，他的联队行动困难，进展迟缓。
当他在凌晨1点多钟去召集赤卫队员，向他们宣布即将进行起义时，有位拉人力车的工人说，我们的车子还没有拉完呢！还有的说，我们这里有的党员还不知道马上就要暴动的决定，因此碰到了许多困难。
聂荣臻深感，起义的准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做得太不够了。
得知已经占领了公安局，聂荣臻就在晨光熹微中向公安局进发。
空气中散发着羊城特有的清香，一路上不断碰到起义的工人、士兵，人人都显得兴高采烈。
聂荣臻赶到时，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已经把新的总指挥部设在公安局二楼原公安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
这里宽敞明亮，办公桌上放了好几部电话，墙上挂着几幅大比例的广州市地图。
叶挺正忙于埋头在地图上标明哪些地方已经占领，哪些地方正在激战。
聂荣臻对叶挺说：“老总，这个我来吧，你去指挥作战行动。”
于是，他接过了叶挺的红蓝铅笔，又忙碌起来。
到11日中午，广州市的珠江以北市区，除了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文德路的第十二师师部、仰忠街的第四军军械仓库、潮州会馆的第二十六师师部、陈家祠的新编第二师的莫雄一个团等几处而外，全部为起义部队占领。
起义的红旗飘扬在广州市各主要机关上空。
公安局门口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部”两块大牌子。
广州街上到处是庆祝革命胜利的标语，口号声此起彼伏。
作为共产党人，为人民革命理想而发动起义，是激动人心的；经过激战，取得起义胜利，就更加激动人心。
这一点，在南昌“八一”起义当天，聂荣臻因为在马回岭没有能体会到，但现在在广州，他深深地体会到了。
总指挥部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人员进进出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忙得不可开交。
11日上午，最使聂荣臻感动的是，攻占公安局以后，从狱中被释放出来的一百多名黄埔军校学生的行动。
他们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李济深逮捕后关在伪公安局里的。
由于遭受了敌人半年多的残酷折磨，他们每个人的头发很长，脸色苍白，身体瘦弱。
但起义胜利的喜悦又使他们双目炯炯、精神焕发。
这些学生跑到二楼总指挥部，请求分配任务。
学生们大多认识聂荣臻、叶剑英、恽代英，因为这几位都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
学生们以恳切的目光和语气说：“教官，你们分配任务吧，我们是黄埔学生，懂军事，现在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见到他们如此瘦弱的身体，人们都劝说，先休息调养一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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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在广州起义中（2）
但学生们都是一再恳求，起义军作战，也确实需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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