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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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在他的老师徐阶提拔重用下，以礼部侍郎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预机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制定。
此后十六年，前六年名臣云集，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联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新政；后十年，则是更加著名的张居正新政。这十六年，是李成梁走向辉煌、功成名就的十六年。在惨烈的政治、军事搏杀中，先后任职相当于今天内阁副首相、首相的张居正给予李成梁极大支持。这种支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欣赏、信任、重用之外，帝国制度上的保证，譬如在张居正万历新政中最为重要的“考成法”，可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万历六年正月，一个名叫速把亥的蒙古部落酋长率军大举入犯，李成梁闻报之后，昼伏夜行，飞兵出塞，长途奔袭两百里，出其不意地直捣敌营，连续杀死对方五位首领级人物，阵斩并伤敌数以万计，李成梁大获全胜。
李成梁，唉，李成梁（2）
当年底，速把亥会合其他部落，集结三万多兵力，声势浩大地前来报春天的一箭之仇。李成梁竟然摸透对方心理，一点不变地又来了一次昼伏夜行、长途奔袭两百里。那蒙古酋长事先准备得颇为充分，却怎么也没想到李成梁会把一模一样的故事再演一遍。结果，大营被李成梁奇袭踏破，伤损比前一次还要严重。一年之内，两次飞兵出塞二百里，并大获全胜，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大功，为帝国有史以来所绝无仅有。为此，皇帝专门登上皇极殿举行大典，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按照考成法，功臣被加官晋爵，先是加封为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继而晋封为宁远伯爵，岁禄八百石。受到帝国如此大张旗鼓的表彰，李成梁喜悦之余，为了表示对张居正赏识提拔的感激之情，给张居正送去一笔数额大约不小的礼金，结果，被婉言谢绝。张居正的理由是：按照帝国制度，李成梁获得的荣誉和地位，都是靠他自己一刀一枪出生入死换来的，不需要感谢我。我若是收了他的钱，就是侮辱了他。我也无法面对高皇帝的在天之灵。这个故事令人感叹，至少让我们知道了李成梁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和张居正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部分理由。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长途奔袭是这位将军最擅长的战法。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这位将军带领以步兵为主的部下，曾经多次星夜急行军二百里以上，一鼓作气直捣敌人巢穴，将毫无防备的来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一败涂地。显然，要想做到这一点，仅仅骁勇善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出色的情报工作。同时，这种战法，对领导者的判断力、组织力、执行力、亲和力要求极高；对统帅与部队的意志、毅力、训练与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也必定要求极高。
这一切，李成梁都做到了。在数十次战役中，李成梁“出师必捷，威震绝域”，在职业生涯前期，几乎百战百胜地捍卫了帝国边疆，立下极为显赫的战功。成为——如果不是声望更高、战功更为显赫的话——至少是与同时代的戚继光并驾齐驱的一代名将。因此，当时，在军中与国人口中，有“南戚北李”一说。他们成为大明帝国后半叶军事成就的最高代表，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与爱戴。
四年以后，速把亥再一次卷土重来。当时，这位酋长在蒙古部族中最为剽悍凶猛，号称勇冠蒙古各部。他曾经在战场上亲手将李成梁之前的一位大明帝国辽东总兵斩于马下，并先后数次重创其他几位总兵率领的大明军队。与自己忠实的骑士们呼啸着杀入大明边关，如入无人之境地烧杀抢掠后从容离去，成了这位酋长最为快乐的节日。就此，为患边疆长达二十多年。成为令大明帝国君臣将佐谈而色变的一方巨祸。
自从李成梁出现后，这位酋长便屡屡败在李成梁的奇袭之下，令他感觉很不爽。于是，越败越勇，发誓要和李成梁决一胜负。这一次，据说他是动员了所有兵马和子弟精锐，准备一举拿下李成梁。李成梁则改变战术，将速把亥的兵马引入设在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境内的埋伏圈里。结果，开战不久，此人便被李成梁所指挥的部下一箭射死。酋长的弟弟抱着哥哥的尸体痛哭而去。从此势力大衰。
就这样，李成梁屡立大功，受封为伯爵，跻身于帝国贵族行列。在当时，他的地位、名望等，很有可能已在戚继光之上。有一种看法，包括《明史》的作者们认为，恰恰因为戚继光威名太盛，坐镇蓟门十六年，使敌人从来不敢来犯，于是转道入侵辽东，才给了李成梁屡立战功的机会。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掩去李成梁军功的耀眼光辉。历史上，甚至就在李成梁的同一个时代，面对与李成梁同样的敌人，损兵折将，丢尽帝国脸面的军人和官吏可是不在少数。
当时，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帝国推行“考成法”，赏罚严明。为了表彰李成梁，万历八年，在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的广宁，修建了一座大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给予了李成梁将军极为崇高的荣誉。在朝鲜保留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李朝实录》，宣祖四十一年七月丙戌。）对于李成梁以边帅之身所创下的军功之盛，《明史》作者评论说，是大明帝国“二百年来未有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就是说，作为帝国边防军高级将领，李成梁独领风骚二百年。
李成梁，唉，李成梁（3）
公元1582年即大明万历十年，是大明帝国晚期历史上意义特别重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时年五十八岁、凭借一己之力和十年坚持，几乎实现了大明帝国辉煌中兴的张居正，重病后死了。
此后数年间，帝国政治地覆天翻，张居正时代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被一一废止，帝国政界在动荡不安中变得晦暗不堪。受到张居正支持重用的戚继光被迅速边缘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五年前以战功受封宁远伯爵位，进入帝国贵族行列的李成梁，如今五十六岁，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他同样受到过张居正的支持和倚重，然而，可能由于下面的三个原因：其一，远离京师，与张居正没有过多的私人交往；其二，赫赫战功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动荡不安的辽东局势离不开这位骁将。从而，李成梁避免了池鱼之灾。
第二年，公元1583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清算张居正的工作拉开序幕。随后，张居正家产被查抄没收，十余口人饿死在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启动的家中，张居正那些或真或假的罪行被公告天下。
时年五十七岁的李成梁，耳闻目睹了张居正的生前身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全部过程；也耳闻目睹了另外一位真正的英雄——戚继光，从威震天下、威名赫赫到默默无闻地死去的全过程。
我们无法知道李成梁对此的感受如何，无从知道他是否物伤其类，是否胸怀不平？但肯定有证据表明，从此以后，李成梁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一件不大的谎报军情与战功开始的，随后，逐渐加速度，并扩大为几乎是全方位的堕落。此时，如果张居正回到人间，可能会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曾经深切信任与支持过的老部下，如今怎么竟变成这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仿佛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远离帝国首都的白山黑水之间，发生了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在乱军混战中被李成梁部下误杀的恶性事件。
相隔千里之遥的两件事情，显得同样特殊地乖戾不祥。它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件事情看作是大明朝死去和大清朝新生的起点。从此以后，谈论大明帝国时，似乎只要说“这个政权正在死”，就可以了。而大清朝则在此时现出了自己极为微弱的一丝丝曙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将会不停地看到，整个帝国呈现出来的，几乎全部是病态的景象。面对着生气勃勃的努尔哈赤，大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可以典型地告诉我们这种病态已经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不久，开始了他血亲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称颂为“以十三副遗甲起兵”。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还太年轻，太无足轻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父、祖被官军误杀，如果被误杀的不是朝廷认可的建州酋长的话，大约没有什么人会把这个满腹悲伤、委屈和愤恨的小伙子放在心上。
因此，关于他在此期间的记载，大体上都不是当时的实录。这些后来流传下来的东西，充满了种族的、国家的、英雄的、贼寇的、忠诚的、叛逆的、牛皮烘烘的、低三下四的激情。有些，像“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带点儿悲伤而阴冷的人生智慧；有的又像“水晶鞋”那样，满是激动人心的纯情浪漫和天真可爱……
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了。原因来自于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狱。这种注定要留下恶名并受到历史永久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因此，“隐恶扬善”便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后来我国主流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任务与工作方式。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从而时常显得云遮雾罩，或者怪诞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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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唉，李成梁（4）
这种情形反证了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爱新觉罗系建州女真，曾经受到过大明帝国长时间的优待和汉族人士的长期帮助。这些历史事实，常常受到大清国权贵们的刻意歪曲与打压。好在漫长的岁月里，累积起来的资料已经够多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再加上不需要很多的一点儿常识，似乎就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大体面貌。
努尔哈赤是大明辽东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卫”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制度，在理论上讲，一个卫应该有军人五千六百名，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人员也不停地逃亡流散，到努尔哈赤的时代，卫所制度残破不堪，早已不复当年的光景。努尔哈赤家族属于边疆部族。他的可以明确向前追溯的六代祖先，都是接受过大明朝廷封赏的地方土酋。永乐初年，他的六世祖带领斡木河——即今日图们江下游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被永乐皇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带有政治上笼络抚慰的性质，可能并非真的具有一个卫的军户编制。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还曾经跟随这位皇帝，一起远征过漠北，即今日之外蒙古地区。
公元1442年，即大明正统七年，设置了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努尔哈赤的几代祖先便世袭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到他的祖父时代，整个家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隶属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当时，他祖父兄弟六人，号称“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六”的意思，贝勒则是满语“大人”、“老爷”之意。贝勒这个词汇，后来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个皇室贵族爵位。
当时，这“六位老爷大人”分住六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他们居住在泥草房里，四周围着木栅栏，比那些身份低贱人家所居住的地窝子，已经豪华了许多。其情形大约和我们今天在东北比较偏僻的农村所能够看到的那些村落差相仿佛。与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相互间的攻伐械斗频繁，这些村落便时常坐落在形势险要之处，并围着土城土寨，以资保卫。这种情形表明，这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虽然名头不小，其实际的势力范围，不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北方乡镇大很多。
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处恰恰就在于此。
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头衔，还是建州都督同知甚至都督的头衔，虽然级别不低，听起来也吓人，实际上离开了他们那小小土城之外，其权力便有限得可怜。除了每年来自朝廷不多的财政补贴，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朝廷发下来的敕书。这些敕书的作用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委任状、特别通行证、特别身份证、特别护照之类，还兼有贸易特许证或今天的进出口许可证的综合功能。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大明帝国对于边疆包括东北地区成百上千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城主、部落头人、土著酋长的控制，凭借的就是敕书——政治、经济羁縻再加上军事威慑这两条腿。
努尔哈赤即建州爱新觉罗家族就是这几十上百个部落酋长中的一个。从当时辽东——东北的情形判断，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其他土豪酋长更应该被高看一眼。这种情形在敕书分配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政府发给东北地区女真部族的敕书可能一共有一千五百道，建州三卫合计可以分到五百道，而努尔哈赤父、祖总共才可以拿到三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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