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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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速写（4）
此后，在大明帝国的支持下，叶赫部落与建州部落长期对峙。
如今的叶赫部落酋长是东哥的哥哥，大约出于下列两种考虑：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二是羞辱和刺激努尔哈赤，于是，他不停地将自己的美貌妹妹许配给那些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一再令努尔哈赤感受着刻骨耻辱和愤恨。而这些大部落首领，也都很仰慕东哥的绝代风华，以能够娶到这位美丽女子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
就这样，叶赫部落的首领，把自己美丽妹妹的价值发挥到了极限。那些大部落首领宁要美人，不要江山，或至少是不在乎为美人而面对战争。结果，引发众多纠纷。最后，女真海西四部中实力强大的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实力大为削弱，可能都与这位东哥有关。最后，这些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灭掉。从而，给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使古希腊围绕美女发生的血腥与浪漫不再专美于前。而叶赫部成为努尔哈赤的死敌，大约是为原因之一。
显然，东哥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分量不轻，否则他不会为此一次次大动干戈。因为他所面对的那些部族，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实力并不比他更弱。表明这位女真好汉可能确实很在乎这位美丽的女子。或者，也有可能，他更加在乎这种动武的绝好借口。
韶华易逝。转眼间，已是公元1615年，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这一年，努尔哈赤正式完成了八旗制度。此时，东哥已经三十三岁，成为当时人们口中的“叶赫老女”。她以自己的命运，为我国古老成语“红颜薄命”作出了毋庸置疑的注释。
偏偏事情还没完。这一次，她不由分说地被他哥哥远嫁给了一位蒙古王子。
面对这真正的羞辱，努尔哈赤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
以前，每当东哥被重新许配一次时，努尔哈赤通常都会情绪激动地严正警告那些打东哥主意的家伙们，提请他们注意自己东哥未婚夫的身份。当这种提醒被严重忽视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争。事实上，对于处心积虑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发动战争的极好理由。
然而，这一次，他不但没有去寻那蒙古王子的晦气，还言辞动人地制止了弟兄们动武的冲动。
此时的蒙古部族，分裂成了许多不相统属的分支，他们虽然早已不复成吉思汗的雄风，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瞧的力量。他们当中，有一些站在大明帝国一边对付努尔哈赤；还有一些，则帮助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对。于是，争取与他们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成了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大事。这应该是努尔哈赤放过那位蒙古王子的真正动机。
而对于叶赫部落，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当年，叶赫部落的老酋长、东哥的父亲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杀死时，据说，为了表达歉意，努尔哈赤曾发誓在若干年之内不对叶赫部落动武。是故，以往东哥被许配给其他部落首领时，努尔哈赤只对付那些部落首领，从不找叶赫部落的麻烦。这种说辞很动人，很煽情，将努尔哈赤表现得仿佛一诺千金的好汉，应该受到努尔哈赤的欢迎。但是，这种说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因为，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因素，在相当长时间里，叶赫部落的力量比努尔哈赤要大得多，而在努尔哈赤成长得足够强大时，叶赫部落又得到了大明帝国明确的支持。因此，在努尔哈赤下决心公开与大明帝国为敌之前，对叶赫部落，他难免会有很深切的投鼠忌器之感受。事实上，他曾经多次试图对叶赫部落开战，最后，令他克制住自己的，显然不是什么承诺，而是实力对比上的综合考虑。
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打量政治人物和打量商人时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将利害得失上的算计和时机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大约就不会离题过远。
这可能是努尔哈赤长时间隐忍不发的主要原因。
如今，面对东哥被改嫁蒙古王子这一事实，努尔哈赤身边的人们怒不可遏，强烈希望出兵征讨叶赫，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努尔哈赤则表现得极为冷静、理智。为此，他曾经长篇大论地说服那些怒火万丈的战友们，劝告他们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而打仗，特别是当这个女人背后站着叶赫部落与大明帝国时，更是如此。他特别清醒地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我们的粮食储备不够，现在肯定不是对叶赫与大明开战的好时机。
努尔哈赤速写（5）
他嘲笑那些满腔怒火的人们说：按理说，我是当事人，我要是因为愤怒想去打仗，你们都应该劝阻我才对，现在怎么变成我置身事外，你们反倒固执己见呢？努尔哈赤还针对东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因为这个女人，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都灭亡了，她使各国不能和睦相处，兵连祸结，达于极点，这样的女人不会活很久的。结果，努尔哈赤一语成谶。东哥嫁到蒙古部族后，仅仅一年真的得病死了。（《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内心深处是应该感谢东哥的。因为，这位女子为他提供了太多发动战争、灭掉其他女真部族的理由了。
三年后，当努尔哈赤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决定对大明帝国宣战时，在他发布的伐明檄文——《告天七大恨》中，有四条大恨是针对大明帝国支持叶赫部落的。其中，东哥事件被他单独列为一条大恨，申诉给上天，作为他向大明帝国宣战的理由。
努尔哈赤做得真够可以的。
公元1616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定赫图阿拉为首都，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全称是“覆育列国英名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改变汗王的称呼。
此时，他早已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努尔哈赤了。那时，他的势力范围可能不会超过今天北方一个乡镇，如今，除了受到大明帝国坚定支持的叶赫部落，他已经差不多统一了整个女真民族。他的马鞭挥舞起来，已经可以指向北起外兴安岭、西到贝加尔湖、东临鄂霍茨克海，南到日本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即使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最后完成，但是平心而论，生活在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应该为此向这位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女真部落酋长致敬，并心存感激。
如今，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公元1618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平心而论，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我们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人士时，这些招术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的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长期以来，从未受过人文主义训练的汉人，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能够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中文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日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不以平等之心待人，还想不受到报应，恐怕就应该被看成是没有天理。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这种痛恨的感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对辽东汉人采取的基本国策，或者说，努尔哈赤的核心治国理念——“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应该是这种感情的具体体现。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翻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用今天的概念，这种情形可以被表述为，努尔哈赤从一个争取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战士，变成了犯有反人类罪的甲级战犯。
努尔哈赤速写（6）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日，努尔哈赤这种毫无疑问的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诛戮——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称得上是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他们的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公元1601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九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300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1500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7500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公元1615年，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应军事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成为类似今天职业经理人的国务管理者，而非所有者。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努尔哈赤速写（7）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战场上的收获。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生长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大体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毋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