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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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都是孙承宗的部下，他们差不多是一个级别的干部。孙元化专门负责各个军事要塞包括宁远炮台的建设，宁远枪手和炮手的组织、训练与他都有密切关系。后来，这两个人的命运很相像：辽东巡抚袁崇焕惨死在崇祯皇帝的手中，两年后，登莱巡抚孙元化也是在没有特别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崇祯皇帝杀死。随着孙元化的冤死，他的老师徐光启也在第二年黯然离世，师生二人矢志编练一支近代化新军的理想，亦随风而逝。否则，我国编练现代化新军的历史，可能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时，至少向前推二百七八十年。
但不管怎样，他们活在世上时，确实曾经在宁远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了西洋枪炮的威力，令努尔哈赤吃了一次不小的苦头。
袁崇焕对于胜利的总结只有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这六个字表明，袁崇焕已经与戚继光之军事思想心有灵犀了，只要向前再走一步，他就尽得戚继光思想之精髓矣。到那时，两军在野战中相遇，八旗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大明朝军队的情形，将一去不复返。情势可能会变得如戚继光在世时所研究的那样，凭借屏障的保护，大明帝国军队将八旗骑兵变成大炮和铳枪的移动靶子。
可惜，命运没有给袁崇焕留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这一年，在后金汗国悲喜参半的同时，它的死敌——大明帝国那儿，也发生了许多让人一惊一乍、一喜一忧，从而令历史无法忘怀的故事。
宁远城头的大炮在令后金汗国一片愁云惨雾的同时，也给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年未有过的欢乐。对金开战八年以来，这是大明帝国第一次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皇帝诏书、文书报告中获得的胜利。本来，当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兵进逼宁远城时，帝国朝野内外，除了袁崇焕和宁远城里的一伙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宁远城能够守得住。兵部尚书为此召集紧急御前军事会议，讨论宁远战守局势，讨论结果是既无善策，亦无对策，只能听天由命。辽东经略高第和总兵拥重兵于山海关上遥遥观望，不敢出关门一步前去驰援。就在举国上下惶惶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时，宁远前线却突如其来地传来捷报，一时间举朝举国大喜过望，袁崇焕被立即擢升一级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这个职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监察部部长助理兼国防部副部长兼任辽东省委书记，即时成为举国瞩目的中流砥柱。高第和那位拥兵关上的总兵则被撤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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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皇太极（4）
到此时，情况似乎很好，而其实并不太好，甚至很不好。原因是，此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掌控了帝国权力中枢。前一年，魏忠贤的助手们已经干掉了特别著名的几位东林名臣如杨琏、左光斗等，酿成史称“六君子案”的著名政治谋杀案。如今，就在袁崇焕激战于宁远城头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已经拉开序幕，并在苏州、常州激起大规模民变，有消息说，魏忠贤甚至一度准备在上述两地大开杀戒。
进入三月份以后，开始对宁远保卫战的有功人员实行封赏，袁崇焕官升一级，任命巡抚辽东、山海。据说，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魏忠贤运筹帷幄、调度有方所致，又因为他是太监，帝国制度中没有偌大的官职和爵位可以赏赐，所以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肃宁伯。此后一路封赏，到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的八、九月间，魏忠贤的这位侄子已经由伯爵晋为侯爵，又晋为宁国公爵，累积共进九级。魏忠贤本人则晋爵曰：上公。
当年八月，就在努尔哈赤死去的同时，大明帝国浙江巡抚请求中央政府，鉴于魏忠贤对浙江人民的深恩厚德无法报答，因此请求允许当地人民出钱出力，在杭州为魏忠贤修建生祠。意思是，在这个去了势的东西尚且在世时，为他修活人纪念堂，以资感念恩德并祈福。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皇帝还亲自为这座魏忠贤纪念祠堂赐名“普德祠”。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与这么个被阉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而且，还得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不知那英雄一世的关公和岳武穆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蔚然成风，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祖国各地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表达着敬爱之情。就连刚烈如袁崇焕，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势的太监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最后，帝国知识分子们出面了。他们很恳切地认为，魏忠贤的功德与孔老夫子差相仿佛，即便略低于孔老夫子，但肯定略高于孟老夫子。因此，应该在帝国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祠堂，并比照大成至圣先师的祀典，于春秋两季予以祭祀。帝国天启皇帝朱由校立即批准了这个郑重的请求。并且在此前后，从皇帝开始，没有人再用魏忠贤这三个字称呼叫这个名字的人了。如今，人们叫他“厂臣”、“元臣”、“上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等。
从上述情形中，人们大体可以知道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以及帝国官场与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的程度；也大体应该知道，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在当时却绝对重大。以至于直到今天，还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三大爆炸之谜”中的一个，这就是王恭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已是仲夏时节的北京城，天气应该有些热了。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涌起大团灰黑烟气，并发出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白昼如夜。王恭厂一带地方房屋倒塌一万多间，男女死亡三千余人，炸起的破衣烂衫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当天夜里，北京和附近州县还发生了地震。
这是一次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当时，被人们看成是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示警。一时间，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心浮动。
此后不久，八月份，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刻，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距离李自成成为闯将，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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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皇太极（5）
不过，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地钻研木工手艺、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都会充斥在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这时，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悠游岁月，全无惶惶不安之感的话，大约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眼前境遇实在太过美好，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天下大乱就在眼前，哪怕是白痴弱智，都应该觉出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此时，皇太极继承的后金局势同样糟糕。努尔哈赤多年推行的愈来愈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在此时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恶果。
辽东汉族士绅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一变而沦为满洲军人的奴隶，不堪忍受时，再变就沦为“逃人”。原来主要依靠汉族人耕作获得的粮食，如今，随着“逃人”的日益增多，土地被大量撂荒，粮食棉布等等已经明显出现短缺。女真人游牧渔猎的传统产品，如貂皮、人参、东珠之属，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危机：一是青壮年大多从军打仗去了，一次出征抢掠回来的财富，可能比一年游牧渔猎的收获还丰，致使人们对于深山老林里的渔猎生涯已经渐渐失去兴趣；其二，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些珍贵的土产已经没有大明朝的商人前来收购了，若换不来金银、布匹、粮食的话，那些东西固然珍贵，却是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
此时，后金汗国的军队总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左右，需要填满这十五万张嘴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支军队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军队一样，必须依靠不断地打胜仗，依靠掠夺，取得高于游牧渔猎的收益，才能既维持住本身高昂的士气，也维持住那些归顺过来的蒙古部落的忠诚。要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种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游牧渔猎部族的士气和忠诚，全部需要定时、定量并不断加大的赏银，方才能够维持长久。这是后金汗国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人手上，需要不断发动战争，并且特别难以承受战败后果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宁远城下的战败，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才变得特别难以接受。
现在，筹措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饷，已经成为难度颇大的工作。辽东汉人此起彼伏的暴动，驻扎在朝鲜境内的明军毛文龙部队的不断骚扰，加上大面积的自然灾害，致使后金汗国雪上加霜。后世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此时的后金汗国远比大明帝国危险，一个措置不当，分崩离析之势将会立至。
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九月七日，皇太极继位之后的第七天，袁崇焕派来的代表团到了沈阳。
以前，大明帝国将后金国视为叛逆，除了征伐之外，连知彼知己方能够百战百胜的常识都忘到了脑后，致使任何与后金国互通音讯的举动，都变得充满难以预测的凶险后果。首鼠两端，已经不仅仅是可笑。如今，那袁崇焕竟然派来了一个三十四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据说是前来吊唁老汗王的死，并祝贺新汗王继位。
皇太极当然知道，这袁崇焕不是来上香，而是来气老和尚的。于是，针锋相对。你不是想来收集我的军政情报、摸我的底吗？好，我热情款待，慷慨大方，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每个人都嘴巴光光肚儿圆圆。足足吃了一个多月，玩儿了一个多月，让他们参加自己的大军凯旋仪式，参观自己的军容之盛，并赏赐给这代表团的头儿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临走，还派人携带丰厚礼品，前去回访袁崇焕。
由此，彼此其实已经都很清楚，情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双方都不是那么好惹的。从此以后，各怀鬼胎地开始了和平谈判。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在拿自己开涮，却又都一本正经地把游戏玩得跟真的一样。
原因对于这二位一模一样，他们两人都实在太需要时间了。
皇太极需要稳住袁崇焕，好腾出手来，去收拾那个一直冷冷地站在自己后面的朝鲜。前有强敌，片刻不敢松懈；后面，又总是被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后脑勺。这样的感觉实在太糟，皇太极已经忍无可忍。
炮轰皇太极（6）
袁崇焕则需要赶快在单薄的宁远城外，把蒙古人还回来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杏山、连山诸要塞真正变成城堡，变成具有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只要互为犄角、结成相互呼应的网状体系，袁崇焕就真的不怕这个皇太极了。
他们两个人虽然不能完全知道对方想干什么，但他们各自都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时间，也做完了各自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太极和袁崇焕才一拍即合，开始了充满尔虞我诈的和平谈判。
由于双方各怀鬼胎，因此，皇太极接待袁崇焕的使团时，表现得特别热情。史书记载，大明使团吊唁时，后金汗国“诸贝勒皆叩首谢吊”，并盛情款待。同样，当后金汗国答谢使团来到宁远时，袁崇焕也表现得煞有介事。史书记载，后金汗国使节在袁崇焕面前极为恭顺，就像昔日入贡受赏时一样，行三步一叩首之礼，跪拜如仪之后，再口呼“老大人”，跪呈书札。整个情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被打服了前来低头认错的属夷。皇太极需要的是时间，袁崇焕需要的同样也是时间。于是，以来书行文不合规矩的名义，将使节打发走了。第二次使节来访时，袁崇焕又以语言称呼不合规矩的说辞，将来使又一次打发回去。在此期间，皇太极已经完成了所有进军朝鲜的准备工作，并开始大举进攻。而袁崇焕则迅速出兵恢复了对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与右屯四城的控制，并加紧施工，抢修上述四城被毁掉的城防工事与设施等。
不久，朝鲜国王和驻朝明军毛文龙部双双告急求援，朝廷命袁崇焕出兵救援。袁崇焕派水师往援毛文龙，并派遣朱梅等九将官率军九千来到三岔河即今日辽宁省盘山县西南边境线上，虚张声势，以为牵制，实际并未投入战斗。随后，朝鲜臣服，这支部队便撤回原地。就此，帝国朝臣猛烈抨击袁崇焕连唇亡齿寒的道理都不顾，坐视朝鲜和毛文龙遭受攻击。袁崇焕上书抗辩，清楚表达了他利用和谈之机，抢修锦州、大凌河、右屯、小凌河四城的战略规划。他表示，这些城池的修筑是必须的，只能趁后金汗国攻打朝鲜的机会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即便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只要三座城池修建完毕，那时的战守就远在山海关外四百里以外了，如此，山海关金汤益固矣。
平心而论，我们很难在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评说袁崇焕此举的利弊得失。譬如，说袁崇焕缺少战略头脑和大局意识，导致大明帝国在后金汗国侧后翼失去了朝鲜这个极端重要的钳制力量和最坚强的盟友。这的确没有错，可能也真的是事实。但是，换个角度，从袁崇焕的视角看过去的话，想法可能会有所不同。此时，袁崇焕手中可以直接指挥的山海关外的部队，大约有六万人左右。皇太极派去进攻朝鲜的部队大约为三万人，后来陆续增援的部队约一万五千人，留守在沈阳周围的部队约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