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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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二年正月，即公元1622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当时，有一位名叫侯恂的御史发现了袁崇焕的这个特点，他认为袁崇焕“英风伟略”，才堪大用，建议皇帝不拘一格地破格使用。这位侯恂就是在著名的《桃花扇》中，与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好的那位侯方域侯公子的父亲。后来，他还发现并保护了一位折腾出不少事儿来的大将——左良玉，据说是唯一一位能够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信服的文人。和袁崇焕一样，侯恂御史可能也是一个“肝肠颇热”的人物。
就这样，袁崇焕被留在京城，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兵部有四个司，最重要的就是武选司和职方司。武选司负责军官的升降，职方司则负责军政管理。职方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军政司司长助理的样子，与从七品或正七品的知县比较起来，的确算得上是破格任用了。
袁崇焕来到兵部任职之后，当然十分关心了辽东局势。结果，他十分沮丧地发现，与后金汗国开战已经近五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竟然找不到具有军事价值的关于辽东地理、地形、地貌等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现有的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许多年前的产物，如今大约已经具有了古董般的文物价值。整个国防部——兵部里，既没有人具有这种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派人出山海关外去收集，得到的信息则在道听途说与模棱两可之间，甚至收集情报的人是不是真的到了山海关外都不得而知。
当时，正值广宁陷落，熊廷弼和王化贞放弃辽西大片土地，一口气撤进了山海关。北京城里一片混乱，除了再次宣布戒严，满朝文武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多数人主张彻底放弃辽东，集中兵力扼守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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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2）
在这种情势下，袁崇焕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他没和人打招呼，便一个人单人独骑到山海关一带实地考察去了。兵部的同事们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的家人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行踪。失踪数月后，返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论辽事，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曰：“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那片地方。”
那时，人们相信，非常之时，需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在举朝惶恐之际，袁崇焕此举不同凡响，确有慷慨伟丈夫之古风。于是，朝野上下奇其才。在孙承宗的推荐下，朝廷再一次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将袁崇焕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宁前道道尹、兼山海关外监军。这是一个五品阶的官职，大致相当于今天以主管司法副省长助理的身份，兼宁前专区地委书记，再兼山海关外的军事首长。所谓宁前道，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县治地方，主要包括了今天山海关外前所、前卫、绥中、沙后所到兴城一线。这一年，袁崇焕三十八岁。
袁崇焕到任后，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孙承宗当时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主管军事工作的内阁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在推荐了袁崇焕的同时，还推荐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即接替熊廷弼的新任辽东经略。这位新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治辽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放弃辽东地区，然后，在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外八里铺的山海之间，再加筑它一道雄关，叫做“重关设险”，以保证山海关固若金汤。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否则，今天山海关的景致想必会好看许多。
该计划没有实施的原因是，袁崇焕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
努尔哈赤拿下广宁后，并没有在那儿长期待下去的打算，也没有乘胜进击山海关。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从广宁撤退进了山海关，他们为了避免资敌，坚壁清野，甚至实施焦土政策，放火烧毁了沿途的城镇村庄。努尔哈赤见此情形，下令退回广宁，并继而退回沈阳。结果，从广宁到山海关之间的近五百里土地，平白落到了出没其间的蒙古部落手里。
袁崇焕出任新职位时，皇帝曾经拨下二十万两白银，让他用来相机收复被蒙古部落占去的那些土地。说白了，就是要用钱把丢失的土地赎买回来。而事实上，那些蒙古部落在拿到这么一大笔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子后，也确实陆陆续续把那些土地还给了大明帝国和袁崇焕。
在袁崇焕担任的三个新职位中，有一个虚职，就是那个副省长助理——山东按察司佥事，两个实职，即宁前专区地委书记——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武装部队政委——山海关外监军。有了这些土地，袁崇焕的两个实职才算落了地，他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新任辽东经略的计划实施了的话，袁崇焕等一大批山海关外职衔的官员立刻就成了待业青年。
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必须反对这项保守的计划。
从辽东大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从大道理上看，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难道丢失的辽东地区从此就不要了吗？那如何面对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从眼前来看，广宁到山海关，近五百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即便单纯从军事上看，守关当守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
结果，皇帝和内阁首席大学士云里雾里的不知听谁的是好。于是，这道难题便摆到了孙承宗面前。此时，孙承宗不但是皇帝的老师，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而且，眼前争论的双方，还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担任了目前的职位，因此，难题只能由他来解开。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3）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很快选择了支持袁崇焕。据说，为了说服那位辽东经略，孙承宗与他连续恳谈七天七夜，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谈到：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他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只是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画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官行军法干掉了。孙承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将袁崇焕召来痛骂了一顿，差一点儿就祭起尚方宝剑把这个南蛮子也行了军法。
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在风雨飘摇的辽东前线，以宁远城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古城为中心，以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处为前锋，以山海关为后盾，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战略纵深、多层次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在长达近四年时间里，他们先后修复山海关以外的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个战车、火器等多兵种兵营，制造军械数百万具，拓地四百里，屯垦田地五十万亩，年收入达五十万两白银。整体上迅速向“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目标迈进，令努尔哈赤在此期间内一直停留在辽河以东，没有迈进辽西一步。并在孙承宗被迫辞职后，成就了袁崇焕和宁远城的光荣。
孙承宗的离职令人黯然神伤。
就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一班人苦心恢复辽东局势时，朝廷中的局势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
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启五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魏忠贤，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天启皇帝则躲在偌大的皇宫后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琢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每当全身心投入到那富有创造性的、心爱的工作中时，除了身边伺候的人之外，皇帝特别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劳作。于是，魏忠贤就会时常在这种时刻，适时前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通常的反应是，我知道了，你用心去办罢。或者是亲昵的斥骂：连这点儿事儿都办不好，要你这奴才作甚？
到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启五年下半年，魏忠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前一年，一大批东林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或被迫退休，或被开除公职，或被撤消了一切职务，从而全线溃败。孙承宗功勋卓著，被认为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也是公认的东林党人，或至少是东林党的亲近分子。当时，宁锦防线已经相当稳固，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计议向前再推进二百里，直到锦县东部的大凌河畔，然后，就可以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谈论恢复辽东了。为此，孙承宗报告朝廷，希望速拨二十四万两军费，以便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战略转折做准备。德高望重的孙承宗甚至在报告中乐观地写上了大功可以告成一类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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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4）
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导致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苦痛不堪。
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作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之局。我国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毕竟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国家元首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如今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当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期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已经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做“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