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1978-2008-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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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中国街头出现的外国人，就像难得一见的西洋景一样吸引着国人的目光。普通老百姓从街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上，获得“开放”的直观印象。
花克琳回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站在街道上，看着我，甚至过来摸我，向我问好。我用蹩脚的中文和他们说话，他们看着我，说自己不会英文，我告诉他们，我说的是中文呀。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语言成为与外界交流不可缺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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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1982年，三张弃权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３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尊重新闻的真实性，但大会秘书组同志有些担心和反对。
与会的邓小平、胡耀邦、###得知后，对记者的做法表示赞同。
事件的亲历者李尚志，曾在《时代潮》2003年第2期上撰文《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弃权票的“新闻风波”》，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嗬，新闻记者在舌战群儒哩！”当我们正和会务组同志争论不休时，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长###从大会主席台上来到这里。他笑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记者觉得3张弃权票可以写入大会消息稿中去，我们觉得这样写欠妥当。”一位副秘书长笑着回答，并把他们不同意写的理由述说了一遍。
“新闻记者同志，你主张写进消息的理由是什么呀？”###同志问我。
这时，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来到会务办公室，他在听我陈述意见时一直笑着频频点头。
“记者的理由是很充分啊。”###笑着问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作为他们的社长，当然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哈，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小平、耀邦同志都在休息室里，咱们还是去请他们裁决吧。”###同志说。
我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小平同志也笑着点头。
一场“新闻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出了休息室，我立即动手在消息稿中恢复了3票弃权的内容。
第二天——1982年12月5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这条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报道：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出乎意料的是：这段文字，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境外许多媒体都把它作为一种衡量“中国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来看待。
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开，使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第一次扬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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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激情预言
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人们将摆脱朝九晚五工作的桎梏；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动手做）运动的兴起……
这是1983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中描绘的景象。时过境迁，如今我们才发现托夫勒的预言竟大多已成为了现实，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托夫勒惊人的激情预言。
当时，托夫勒和《第三次浪潮》给打开国门之初的中国人心灵造成的冲击，可谓连绵不绝。托夫勒在这本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第三次浪潮是人类思想的又一次大变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和社会需求成为它发展的强大动力，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人们将打破国界，寻求合作。
托夫勒也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直接财富，但他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多年以后，当年阅读托夫勒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托夫勒的思想或多或少仍在指引着他们“创造未来”。
一年后的1984年，建议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推出《中国大趋势》一书，风靡全国，被称为“中国的‘托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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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君子兰，有人因为抢花把人杀死
1983年，长春。一株小小的植物，却被追捧为“绿色金条”。
君子兰。
君子兰和中国传统的兰花种属不同，是原产于南非森林的一种石蒜科花卉。溥仪在长春做“伪满”皇帝期间，君子兰由日本人送进“宫廷”，解放后逐渐流传到民间。这种移民来的花卉因其清新淡雅、超凡脱俗的气质，被称为“花中君子”。
80年代初期，长春市场上君子兰的价格一路狂涨。
2007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一期节目追忆了这一疯狂：
1984年夏天，长春的一家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公安局干警们庆功的消息，他们刚刚破获一起重大抢劫案，四名来自鞍山的歹徒全副武装，抢劫的目标却是一盆小小的花卉——君子兰。
有人因为抢花把人杀死的，也有人因为抢花被判刑的，也有人被枪毙的。
吸引这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花卉名叫君子兰。
买卖君子兰成就了长春一批人的致富梦想，他们不仅轻松地把摩托车、洗衣机等大件物品买回家，而且还能拥有极为少见的国外进口电器。后来发展到一盆君子兰甚至可以换高档汽车。
据当时花卉养殖者郭凤仪回忆，有人找到他说，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棵花吧？我说当然是了。他说，我拿世界上最高档的豪华轿车，皇冠车换你这个（花），你换不换，我说不换。
当时省委书记也没有一辆皇冠车。
“皇冠换凤冠”的故事让郭凤仪声名远扬，也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蕴含在君子兰里的商机。然而，“皇冠换凤冠”这件事也很快给郭凤仪招来了麻烦。
一个工程师说，我一个工程师，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你那个花苗子，当时最贵是25块钱，你一个籽就八块钱，我这一年也挣不了这盆花钱。他就写了信告到中央去了。
检举人认为，郭凤仪高价卖花是在操纵物价，应该列入投机倒把加以惩处。
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次检举非但没有给郭凤仪造成任何损失，反而帮他做了免费的广告。郭凤仪的君子兰名气更大了。
养殖君子兰很快成为一种潮流，因为它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于是，越来越多的长春市民开始投身到这个火热的事业中。
君子兰价格走势持续升高，最高时一度达到20万元一株。长春市先后出现了三个君子兰交易市场。
1984年，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决定发展阳台经济。
《长春日报》刊发了市政府新晋出台的《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了交易君子兰的税收细则。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名义做出规定，这在国内尚没有先例。长春市政府打算像荷兰发展郁金香那样发展君子兰产业，要让它出口、创汇。
君子兰一度取代了烟酒，成为行贿的手段。
长春，跌到疯狂旋转的君子兰漩涡里，一切无不打上君子兰的烙印：市报的副刊取名君子兰，挂历十三张全用君子兰彩照，电视台用君子兰作本地节目的片头。
君子兰的热潮波及到全国，不仅东北三省出现了许多君子兰交易市场，就连云南也掀起了君子兰热。与君子兰类似的动植物养殖开始出现：南京的锦鲤在短短半年间，从一尾不足一元上涨到几百元；云南、贵州等地的普洱砖茶价格也翻了近百倍。疯狂的已不止是君子兰。
1985年夏天，《吉林日报》在一个月间相继发表了《给君子兰泼冷水》的系列文章。媒体上传来了批评的声音。
随即，《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君子兰价值与价格笔谈》的文章，写道：长春人因为喜欢君子兰就花几百元来买吗？市民的人均收入多少？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有多少？难道有人能说君子兰比自行车、电视机更为他们所需要？
在《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发布两个月后，长春市政府再次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规定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购买君子兰，领导干部养殖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
补充规定发布后，正在下落的君子兰价格几乎跌入谷底，君子兰市场纷纷关门。
君子兰跌了，越跌的时候越跟进，越跌得快，开始由五万跌到三万、两万，最后跌到两毛。
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
1983年留在人们记忆中还有一个词：“精神污染”。
这是一个重点在理论界文化界需要注意的“导向”问题。
但后来一些地方执行有误，有些走样。一件是，有个女记者到某地市委采访，门房不允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和门房争论，最后找到一个妥协办法，让女记者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这样才允许进去。
另一件事是，某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强调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时装以及和男青年一起跳“健康的集体舞”不能被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
1983年，内地第一次播放了香港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霍元甲》，剧中演员黄元申和梁小龙剪的那种前面有刘海、后面长及脖子的发型，开始流行于年轻人中，该片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成了当时内地最流行的歌曲之一，第一句“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给人很强的气势。这可能是后来粤语歌曲流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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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自传《我的路》起风波
1983年7月，上海《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述说自己在为人处世上的失意和迷茫，写下一条上联“左为难右为难左右为难难左右”征答下联。一个月时间，应征下联达1500句。
1983年，刘晓庆出了一本自传——《我的路》。
刘晓庆成为明星出自传的第一人。
在这本不到3万字的自传中，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在电影圈的奋斗历程，经典段落“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乎其难”成为刘晓庆的标志性语言，直到20多年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还被演员拿来戏说。
因其自传中所崇尚的个人奋斗意识太过超前，在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几乎演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这本书被一些人指责为宣扬资本主义人生观，宣扬“个人奋斗”。
的确，在一个标榜人人做“螺丝钉”的时代，讲述自己的个人价值、个人目标，甚至表达个人名利欲望，涉世不深的刘晓庆无疑捅了个大马蜂窝。
有关部门甚至组织批判文章，对刘晓庆及其自传进行批判。然而，大部分群众还是站在了刘晓庆的一边，批判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我的路》引发的风波并没有使刘晓庆了解世故，步入圆滑，相反，却激起了她的斗志，不久她又公然宣布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这一宣言尽管符合当时的现实，但她毫不谦虚谨慎的作派，更是引来一片批驳之声。
一本日本杂志在20年后这样评价：“她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张克莎变性圆了女儿梦
1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张克莎，1962年出生于大连一个部队高干家庭，成长于长沙。20多年前，张克莎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兵，当时还是男儿身的“他”就公然留披肩长发，因外表女性打扮而被退伍办拒绝接收，后只身南下东莞石龙，混在女人堆里打工。
手术后，张克莎回到长沙，在友谊商店做售货员，可是却被当作怪物一样观看，后来她远嫁一个比她大30多岁的香港商人，想彻底割断过去，以女性身份隐居生活。在香港她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并没有逃出过去的阴影，被人拿她的变性史来敲诈勒索，她被迫远走台湾。 2002年2月，先生去世后，她回到长沙，并且以惊人的勇气选择出书，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人。
2003年6月24日《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姜英爽采访了张克莎——
记：关于做不做这个手术的问题上，你从来没有挣扎过？
张：没有。从来没有。可能别人会说我是越陷越深，可是我自己却是越来越清楚，我要走到我想走到的地方。
记：你没有怕万一不成功，比如甚至变成不男不女？
张：不管成不成功，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一刀下去，我已经回不去了。我至少可以公开地得到长头发，女人的衣服。
记：你是什么时候跟你父母谈到你要变成女孩子的？
张：他们从来就知道。后来我到了部队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开始公然留长发，谁的话也不听。我病倒了，部队把我的父母请到了医院，部队想让我变成真正的男人，让我注射男性荷尔蒙，我父母亲也在劝我，说我变好了可以让我去读书。可是我说，我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