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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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当前收获限于这几个方面：停止了内战，南京的对内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对日态度趋于强硬，苏区不完全地脱离了长期孤立状态。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区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邮件和电报开放了一部分。共产党在西安买了一批美国卡车，在自己区内的各主要地主之间开办了长途汽车。各种各样必需的技术材料开始运了进来。对共产党来说最珍贵的是书籍。延安新开了一家鲁迅纪念图书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同志都寄了成吨成砘的新书来。成百上千的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从大城市来到陕北红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间，已有二千名学员进了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大学”），五百名进了党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台湾人，苗族，彝族。还有好几十人在一些技术训练班学习。
除了党的久经考验的工作者以外，还有热情的年轻激进分子从全国各地前来，有的长途中跋涉，步行而来。到七月间，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饱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许多人申请入学，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好请他们回去等下一届，共产党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许多有训练的技术人员也来了，或者当教员，或者从事现已开始的“建设计划”。这，也许是和平所带来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地为革命和抗战训练、装备、培养新干部的根据地。
①用名诗人彭斯的诗句谱写的苏格兰著名民歌，一译《美好的昔日》，一般在惜别或旧友重逢时歌唱，此处喻国共重新合作。——译注
五
《友谊地久天长》？（下）
当然，国民党仍继续严密监视共产党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已不是那么有限制了，但是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个事实。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团体也到红色中国来考察那里的情况，许多人来了以后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间，国民党自己也秘密派了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以邵华为首，参观了红色首都。他们游历了苏区，在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相当红色的抗日演说。他们欢迎国共恢复反帝统一战线。不过，国民党报纸是不准刊登这些情况的。
对列宁的拥护者来说，国民党地区的情况也改善了。共产党在名义上仍属非法，但可以扩大影响，扩大组织，因为压迫已有所减弱。监牢里不断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别宪兵（蓝衣社）仍继续侦查共产党，但是不再绑架和拷打了。还传出消息说，今后蓝衣社的活动主要集中对付“亲日汉奸”。后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几个领日本津贴的中国特务第一次真的已被处决。
到五月间，作为让步的交换，苏区准备改名为“边区政府”，红军已申请作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防部队。党和红军的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和六月分别召开了。会上作出了决定，要采取实现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在这些大会上，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同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一起。
这些现象反映了共产党方面总的来说愿意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作必要的让步，同时又保留他们在主义上和纲领上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在自治条件下的存在。国民党口头唱得好听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象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重。这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决不会放弃的。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作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而且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这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共产党政策的最重大变化是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答应给一切公民平等权利和选举权，不论他们阶级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响到红色经济的，自然是停止没收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还给地主，而是同意在共产党新控制的地区放弃这种做法。
为了补偿由于这种让步而造成经费的短缺，蒋总司令同意——尽管不是正式地——把苏区视作“国防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按这种地位拔给经费。第一笔经费（五十万元）是在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付给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货币有一部分用来收回苏区货币，还有一部分购买制成品给合作社（现在存货充沛）和购买必要的装备。这些钱没有一文浪费在薪水上。财政人民委员仍靠五元钱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经费的确切数字在本书写作时仍在谈判中——事实上，未来合作的具体工作协议也还在谈判中。
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夏都牯岭。周恩来在那里同蒋介石及其内阁作进一步谈判。讨论的问题有共产党要求参加定于十一月召开并通过“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据报道，已经达成协议，“边区”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派九名代表。
但是，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的“复婚”。它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她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交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但是即使这种偷偷摸摸的“结合”，也是令人震惊地公开反抗日本，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日本自己的（通过媒人广田）与南京体面地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交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对于并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十年最激烈的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
因此要大略知道红色的天际上出现的前途，我们必须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饰的角色。
六
红色的天际（上）
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的。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地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象《泰唔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地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作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要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产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 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
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它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它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使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象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事实上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是这样。相反，工人和农民要在一种“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短短的“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然后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保持政权，在这以后才最后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中有所说明。②
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重复说，③“驱逐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阶段。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
但是，考虑到他们一定也充分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什么理由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认为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完成这个大跳跃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那次大跳跃把俄国人民从封建帝制一下子带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据说，这是在两个条件下做到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也可能实现。托洛茨基说得极为简明扼要：“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的两种因素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那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才有的一种运动——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发展衰亡的标志——无产阶级起义。”④
在中国大革命高潮，在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中间存在着必要的革命情绪。但是同产生俄国革命的情况有许多差异。其中有一种差异十分大。封建主义残余在俄国甚至比中国还要明显，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要打败一个阶级，它本国的资产阶级兼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革命却要对付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本国敌人——它本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理论上来说，在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他们敌人的这种双重性质会被他们自己的进攻的双重性质所抵消，那就是他们的进攻会得到他们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盟友”和“苏联劳动者”的援助。
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基本上很简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所存在的条件和性格。这个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没有经验，文化水平低，疾病丛生、营养不良、饱受恐怖，中间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数，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还受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双重剥削，这样的一个阶级即使在独立的中国也很难发挥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个条件还在于中国现代工业集中在外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工人是相互隔绝的。
中国产业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个世界强国的炮舰瞄准之下。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香港、九龙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势力范围中，大概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个最典型的样本。这里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买办阶级这些中国社会最腐化堕落的成份结合起来，一起“合作”，对赤手空拳的千千万万工人挥舞棍棒。
这些工人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组织自由。只要本国的和外国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