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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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纳闷，这个老爷爷怎么闯到我们童子军的营房里来了？我于是停了下来问他，从他嘴里套出一个故事来。他是山西人，在红军东征时参了军。他姓李，六十四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红军“战士”。他很歉然地解释，他当时不在前线是“因为杨指挥员认为我在这里看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来了。”
李在参加红军之前在山西省洪洞县卖肉，他痛斥“模范省主席”阎锡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苛捐杂税。“你在洪洞没法做买卖，”他说，“他们连你拉的屎也要征税。”老李听说红军来了，就决定参加红军。他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没有儿子，在洪洞县除了课税很重的卖肉生意以外一无牵挂；而且反正洪洞县是个“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气一些，所以这个冒险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红军这边来了。
“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他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说你就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
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哦！卖肉是龟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象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虑再娶媳妇吧，”我对他开玩笑说。他严肃地摇摇头，说他妈的这些马一匹接着一匹，他没有功夫考虑女人问题，说完他就慢慢儿地去照顾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过院子后面的果园的时候，遇见了另外一个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轻二十岁，但一样使人感到有趣。我听见一个小鬼在叫，“礼拜堂！礼拜堂！”觉得很奇怪，就四处张望他叫“礼拜堂”的那个人是谁。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见有个理发师在给一个青年理发，把他的脑袋剃得象个鸡蛋一样光光的。我询问之下发现他的真实姓名叫贾河忠，原来在山西平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小鬼叫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祷告。
贾河忠拉起他的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给我看肚子上的一个伤口，他说这都是打仗的纪念品，因此他没有上前线。理发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药剂师，又是红军战士。
贾河忠说，那家基督教医院里有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临走以前同医院里的中国名字叫李仁的美国医生讨论了他们的打算。李仁医生是个“好人，他给穷人治病不收钱，从来不压迫人。”当贾河忠和他的同伴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去吧。我听说红军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别的军队，你们能同他们一起打仗，应该很高兴。”因此他们就去当了红色的罗宾汉。
“也许李仁医生只是要把你们打发掉。”我这样说。
那个理发师愤然否认。他说他同李仁的关系一直很好，李仁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诉这个李仁——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仍活着，过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结束，他就回药房去做原来的工作。我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礼拜堂”。他是个好红军，好理发师，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带说一句，我在红军中间遇到过好几个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是个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国教会学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笃信的基督教徒。红军军医队长纳尔逊·傅①医生原来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会医院的医生。他虽然志愿参加红军工作，热情拥护他们，他仍笃信他的宗教，因此没有参加共产党。
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但是在西北实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实上，做礼拜自由是个基本的保证。所有外国教会的财产受到了保护，外逃传教士被请回去到他们的教民那里去工作。共产党保留了进行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权利。
共产党这种对教会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国人是一些比利时教士，他们是绥远的一些大地主。他们有一处的地产有二万亩，另一处有五千亩左右，在长城上的定边附近。红军占领定边以后，比利时人的产业一边同苏区相邻，一边是白军。红军没有想没收比利时人的地产，但是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保证保护教会财产，但教士们必须允许他们在这天主教大庄园里种田的佃户中间组织抗日团体。这个奇怪的协定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利时人为中国苏维埃政府拍一份电报给法国的勃鲁姆总理，祝贺人民阵线的胜利。
在河连湾附近发生过一系列民团的袭击，距此很近的一个村庄在我到达前两天曾遭洗劫。一队民团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里，杀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几个红军战士睡觉的房子外面就纵起了火。红军战士逃出来时，由于烟熏睁不开眼，被民团开枪打死，抢去了枪支。然后这批人就参加了另外一帮四百人左右的民团，从北方下来进行袭击，烧村劫寨，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国民党将领高桂滋所武装的。二十八军派了一营人去搜索他们，我离河连湾那天，这些年青的战士刚追击成功归来。
战斗是在河连湾不远几里路的地方发生的，白匪据说正在准备攻打河连湾。有些农民在山里发现了民团的巢穴，红军据此情报，兵分三路，中路与匪徒下面交锋。在红军左右两翼包抄合拢时，战斗就有了定局。民团死四十个左右，红军死十六名，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民团被全部缴了械，两个匪首被活捉。
我们骑马回陕西时遇到了该营带着俘虏回来。各村都准备大事欢迎，农民们在道路两旁向凯旋的部队欢呼。农卫队举着红缨枪肃立致敬，少先队向他们唱红军歌曲，姑娘们和妇女们送来了点心，茶水，水果，热水——这是她们仅有的礼物，但是使疲惫的战士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们都很年轻，比前线正规军年轻得多，我觉得许多头缠带血绷带的人才只十四、五岁。我看见马上一个少年，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边都有一个战友扶着，他的头上也缠着绷带，正中间有一块圆形的血迹。
这一队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中间走着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是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自己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傅锦魁时，他摇摇头。
“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
①即傅连璋。——译注
二
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两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三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三国语言比赛。
我对当地的人的一个更加腐化的影响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以后没有用过，有一天我拿出来教蔡树藩打“勒美”①。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勒美”后，很容易地就用一只手打败了我。有一阵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妇女们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赌博俱乐部来。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晚上你环顾四周烛光下的脸孔，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夫人。这就引起了旁人说闲话。
但是，对苏区道德的真正威胁是在保安学会了打扑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打网球的四个人先开始，每天晚上轮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恶渊薮打。我们把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淖。赌注越来越大。最后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去了十二万元，看来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盗用公款了。这个问题我们用仲裁办法来解决，规定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提出十二万元钱来交给蔡树藩，但是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为还不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反正筹码都是火柴梗，而且，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也是火柴梗。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当共产党已有十年，在湖南当铁路工人时就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去学习了两三年，还腾出时间来爱上一个俄国同志，同她结了婚。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别担心这样的小事，”伍修权教授这样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国留学生。“你再见到她时没有让你的传宗接代的东西给打掉算你的运气。”但是，蔡树藩还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
我接到不少这样办不到的要求，要我寄东西进去，这不过是其中之一。陆定一要我把出售共产党照片所得的收入为他们购买一队飞机，外加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徐海东要一对假牙补上他的缺牙：因为他陷入了情网。人人的牙齿都有毛病，他们都多年没有看过牙医了。但是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令人钦佩；你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很多人患胃溃疡和其他肠胃病，这是多年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造成的。
从我个人来说，吃这种伙食反而长胖了，增加了体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这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我作了让步，用保麸面粉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还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
一天图书馆来了一批《字林西报》，我读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巧克力蛋糕烘制法。我知道博古家里还藏着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猪油代替黄油，可以做个那样的蛋糕。因此我请李克农为我写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给我二两可可。经过了几天的耽搁，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领遭到怀疑和诽谤，许许多多繁复手续和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后，我们终于从博古手里逼出了这二两可可，并且从粮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还没有把作料掺和起来，我的警卫员就进来了解情况，这个可怜虫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经过了一番公文手续，我最后又设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开始了伟大的试验。结果是不用说的。无论那一个有头脑的主妇都可以预见到发生了什么。我的临时凑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没有发起来，我把它从火上移开时，它的低层是两英寸厚的焦炭，顶上仍是黏糊糊的。不过外交部好奇的旁观者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为里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费可惜。我大大地丢了面子，从此之后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请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顿“西餐”作为补偿。他有时候有办法弄到大米和鸡蛋，而且又是德国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国香肠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