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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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红军使用的唯一俄国制步枪，是一九一七年造的产品。我直接从几个前马鸿逵将军的士兵口中听到，这些步枪是从马的军队那里夺来的。而国民党手中的宁夏省残余部分的省主席马将军又是从冯玉祥将军那里把这些步枪接过手来的，冯将军在一九二四年统治过这个地区，曾从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红军正规军不屑使用这些老式武器，我看见只有游击队的手中才有这种武器。
我在苏区时，要想同俄国的武器来源发生任何接触，客观上是不可能的。红军为总数将近四十万的各种敌军所包围，而且敌人控制着每一条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苏联的道路。别人老是指责他们从俄国那里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这样的武器居然从天而降，他们是乐意得到的。但是，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十分明白，在中国共产党人往北方和西方扩大更多的面积以前，莫斯科没法供应任何定货，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这么做，但那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这是事实，而在其他的中国军队中，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军费。在军队和苏区中厉行节约。实际上，军队给人民造成的唯一负担，是必须供给他们吃穿。
实际上，我已经说过，西北苏区占地面积相当于英国，它的全部预算当时每月只有三十二万美元！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将近百分之六十是用来维持武装部队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老先生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说“在革命获得巩固以前，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武装部队为数（不包括农民辅助部队）约四万人。这是在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以前的事情，此后红色区域大大扩大，西北的红军主力不久就接近九万人的总数了。
统计数字就说到这里。但是要了解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在这几年中维持下来，必须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有所了解。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要有所了解。
例如，南京悬赏要取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首级，为数之大足以维持他领导下的全军（如果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数字是正确的）一个多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二
彭德怀印象（上）
我在八、九两月访问前线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八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源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预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开始的，他当时在多妻的军阀省主席何键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从，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跟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不久之后，蒋介石就职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
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未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韩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
二
彭德怀印象（下）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象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象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室即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吗？”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那个少先队员说，“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彭德怀高兴地大笑，后来就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象他那样投奔红军。
三
为什么当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蓝色江水旁边的一个富裕的农村里。湘潭是湖南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一百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六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后母憎嫌彭德怀，因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 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了。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
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婶母那里去住。这位婶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我很赞成这种看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婶母说了。她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
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人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十四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八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使”，拿到了工资。二年攒了一千五百文。——大约十二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
彭德怀现在十六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
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躁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