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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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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的领导权(以上简称“中央三台”),控制了重要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这一重大举措,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一部分,在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三台”的历史上,都是不可忘记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电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1994年我发表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1997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种种“误传”,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三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1977年10月18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四人帮”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四人帮”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10月6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华国锋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三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0月6日晚上7点多到8点;晚上将近10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五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飚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8点过后,应华国锋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8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2)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时许,我和老戴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7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中特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文革”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6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7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7时许”,与邓岗说的“晚上8点30分左右”,与耿飚1977年10月18日说的“晚上7点多,不到8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10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电台时政记者刘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刘振英:“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7点多,不到8点。”“会不会是晚上10点左右?”我进一步问。“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10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耿飚等人来局的时间,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
  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关键情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抓起了“四人帮”?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进局”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他到广播局的时间。
  在我听到的耿飚1977年10月18日的回忆里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据当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回忆,中央是在通知“四人帮”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先后将“四人帮”逮捕的。可以看出,耿飚与邬吉成的说法基本一致。。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3)
按照耿飚这次说的“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6日)晚上7点多,不到8点”。显然,他们是在抓“四人帮”以前最关键时刻来到广播局的。这与耿飚10月18日那次讲话的通篇内容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清楚了,粉碎‘四人帮’时为什么去占电台?并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是怕‘四人帮’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出乱子。先把电台控制住。”他说,把广播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和控制住了中央电台直播室后,他“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我就理解了,‘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 依此而论,明确无误地说明是在抓“四人帮”以前了。如此看来,如果按照耿飚在后来两次回忆中所说,他们是在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的“将近晚上10点钟”才“进局”是不确切的,高潮已经过去,那不成了明日黄花?
  但推论不等于事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以看出,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说得非常具体。他说:“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他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也作了指示。耿飚向华国锋要了手令后,他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而且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说:“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这印证了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后进局的说法。但这段回忆中有的事实与后来的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耿飚并没有“率部队”,也没有去“接管新华社”,而只是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不是直接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偏差,并不影响他对时间记忆的准确性。
  另外,武建华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长篇报告,详细记述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那时,武建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他直接参与了逮捕“四人帮”。 他在回忆中有一段记录解答了这个问题。为说明起见,我详细引录如下:
  武建华说,10月6日晚上7点55分,先抓了“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后抓了姚文元。他说:“在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他说:“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政治局开会,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武建华回忆说:“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不多一会儿,耿飚、邱巍高奉命赶到。华国锋告知他们,我们对‘四人帮’已经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武建华说:“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是防止内部混乱;二是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然后是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耿飚提出要一个手谕,华国锋就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受命而去。”
  (在此说明,根据《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记载,根据我在10月7日晚邓岗传达华国锋亲笔信的记录,华国锋手谕的全文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4)
至此,对耿飚等人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事应该说是清楚了,应该是在10月6日晚8点30分粉碎“四人帮”之后,“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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