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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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雍正驾崩后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做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行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免泥沙俱下。
第三节 翻案风（3）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星联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四
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亲亲为上，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十三年来，虽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
允禩、允禟等孽由自作，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是天潢支派，若俱屏弃宗牒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允、允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 。 想看书来
第三节 翻案风（4）
允、允，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为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皇帝下令，给“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也被放了出来，并且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以让他安养晚年。据朝鲜史料记载，乾隆还想把允被囚十三年的俸禄一一给还，因允坚辞不受而作罢。（《朝鲜李朝实录》）
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宽仁”确实如春风一样，让他们重获新生。
五
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温文尔雅，与老皇帝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皇帝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对他们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新皇帝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罢黜一批旧臣，启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对他们称呼“先生”、“卿”而不名，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毕竟是一个新手，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他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六十九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一百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担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十三年的心。
六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十三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故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
第一节 尹壮图的奏折（1）
一
乾隆四十七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乾隆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圆满地达到了目的。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他物质精神的双胜利。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四十五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一文，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二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在许多方向上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第一节 尹壮图的奏折（2）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