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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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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这只是拜码头主客相见时的开场白,要想真的被对方认可还需要反反复复地盘诘,直到毫无漏洞为止。其中语句,有问有答,环环相扣,意趣盎然,十分戏剧化。这些看似平易俚俗、非常随意的长篇隐语,实际上都有固定的程式,不能随便移易。不懂内情的人们听来只是一番不着边际的胡吹乱捧的奉迎话,会内的兄弟都清楚它的真正含义。如果闯荡江湖、拜码头(或称“拜山”)者对于这些不够理解,或运用得不够熟练,很快就会被识别出来,这样他不仅会寸步难行,达不到此行的目的,甚至有生命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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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31)
能够运用长篇隐语的会众决非一般游民,他们多是经过江湖生活的反复磨练,具有丰富江湖生活经验的闯荡者,或者是有一定的文化、能说会道的游民知识分子。试想这些熟练地操着长篇隐语在香堂上对答如流的“哥们”,会受到多少与会者的欣羡!这又能给那些熟练的掌握者多少自豪感! 
  

又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1)
我们这里必须谈一下《鹿鼎记》的韦小宝的形象。他是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确实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游民,他的妈妈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为谁,在扬州妓院长大成人,养成一派游民习气。由于偶然机遇被任命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他是一个福将,一生无往而不通。他打入清宫,受到康熙小皇帝的青睐,被封为一等公;被掳到邪教——神龙教的巢穴,反而被拔擢为地位仅次于教主与第一夫人的白龙使;后来到少林寺出家,又成为辈份最高的长老。这个单枪匹马的小流氓因为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规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干,也可以随着机缘而变,因此,他的成功率极高。韦小宝独自办成功过许多大事,仅对老百姓有利的就有: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打败罗刹入侵者,多次帮助江湖好汉摆脱困境等等。他还为康熙皇帝建立了许多功勋,而那些严谨遵守儒家的价值观念的人们却一事无成,哪怕他们有出众的武功和严密的组织团体。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说明在皇权专制主义体系内部,和皇权专制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原则与规范只能带来失败。 
  天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理,也有江湖道义。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种戴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 
  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无论是在###中,还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密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这些界限失之毫厘,是会谬以千里的,而韦小宝却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裕如。金庸还设计了一套只属于韦小宝的武功——“神行百变”,这是逃跑功,也是他的处世术,虽然他还没有学精、学好,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存在一份良知的缘故。韦小宝在深入了解皇权专制社会与官场黑幕的基础上,还擅长揣摩术,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的一门艺术。 
  揣摩术是皇权专制专断制度的产物,它是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韦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师陈近南、九难等人的喜怒好恶,都揣摩得特别到位、特别透彻。根据所揣摩到的心态,韦小宝会采取不同的对策,这往往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的。先秦诸子里的韩非子就感慨过说动君主的难度之大,并为此写了《说难》和《难言》。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的内心很难揣摩,如其所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学理)以应付。那样重视揣摩术的韩非,最终也因对秦始皇和他周围的权臣内心揣摩得不够到家,而惨死在监狱之中。而韦小宝却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话说,他是“不学有术”的。毫无学问,又没有什么高强武功的小流氓,却懂得借助他人的武功为自己创造一切。这些就是游民朝思暮想的,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书中曾写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劝韦小宝抛开清统治者,自己做皇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的劝告之后,大吃一惊说: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 
  

又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2)

  这也许是韦小宝最初听到此议时所引起的心理震动。实际上自汉代以来,每个朝代的开国创业之君多是游民出身。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都属于带有流氓气的游民。本书的前面已经介绍了,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作者没有以让韦小宝做皇帝为小说的结局,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因为在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一个“韦氏王朝”;也许这也正是韦小宝性格发展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从生活实践中他感受到“皇上也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他也没有什么好玩”。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确实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质上的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享受(如七个老婆之类)。精神上做到显性社会的最高爵位(韦小宝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属于第一级),隐性社会天地会的总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辈份极高的长老,邪教——神龙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龙使(后来还把教主夫人掳为自己的老婆)。这些许多是做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 
  韦小宝藉以克敌制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义,团结了一批生死兄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势力,可以一呼而百诺。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尔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皇权专制社会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而且,无往而不通。只要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现代社会,韦小宝们还会无往而不胜,甚至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们”的爱戴、尊崇。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阿Q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果阿Q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话,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性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的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赞美。 
  我们还应该看到金庸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等人,给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可憎”),这反映了作者也如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深感所属群体的懦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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