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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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气”本属于伦理道德范畴，道德在主流社会是属于自律范畴的，而天地会却要用严厉的纪律和刑罚措施来贯彻，看似奇怪，实际上是由具有中国特点的秘密组织的性质决定的。
中国传统本来就是法律与伦理不分的，伦理道德往往也要靠刑罚来支撑。从荀子所记“孔子诛少正卯”这件事的有无历来有争议，但是正统的儒者认为有，而且把它当作正面范例来宣扬；而“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也认为有，是把它作为镇压社会进步力量的事件来批判。的传说看，少正卯的“罪状”绝大多数都是道德问题，儒者认为镇压这种“言伪而辩”的人，是孔子有见微知著本领的表现。社会的传统如此，游民也难例外，而且其专制程度比主流社会更甚。另外，游民具有很大的散漫性，要把他们规范在有严格纪律的秘密会党之内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只得采取严刑峻法，使不义之徒有所畏惧，更令自由惯了的人们有所约束。这也说明了游民组织与皇权专制统治机构处在同在一个文化背景当中，所采用的用以贯彻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方法也是大体相同的，而且，隐性社会的“量刑”往往要较显性社会还要严酷。
当然，天地会也注重正面教育，提倡对被通俗文艺作家塑造成的“义气”化身的关羽的崇拜就是一例。关羽在天地会中有极崇高的地位，开香堂时正中所设置的即为关羽的画像。关羽行二，因之，在会中称排行老二的为“圣贤”，并且有许多诗歌是赞颂关羽的。在《香花僧秘典》中就把关羽奉为“关圣帝君”，并附有对他表示极高赞誉的楹联。在萧一山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收集有许多诗篇赞美关羽，如《关帝庙诗》：
历朝义勇是关王，洪家兄弟效忠良。丹心等候明天子，将来结拜共拈香。
像这类的作品可以举出许多，它们都是把关羽的“义气”提出来加以表彰，作为全体会众效法与崇拜的榜样。
③顺天行道与替天行道
天地会成立时，它的宣传口号是从《水浒传》中抄来的，自然也是“替天行道”。在《香花僧秘典》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五色彩旗金鼓震，十面埋伏在东桥。替天行道神共鉴，诛灭（氵月）魔转大平。
尽管在这首诗中也大胆提出了“诛灭（氵月）魔”，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但这个“替”字还是给人以承认清朝最高统治者是“天”之嫌，只是因为“天”被奸臣蒙蔽，所以在下位者必须“替”天“行道”。这与天地会的最初组织者勇敢地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主动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因此，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林爽文的武装起义便自称“顺天大盟主”。这个意思是不承认清最高统治者的“天”的地位。起义者所“顺”的“天”乃是“苍天”之“天”。因此，他们理直气壮地说，他们的武装斗争乃是：
上荷苍天，下恤庶民，义士群起，剿除贪官，以保民生。见《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林爽文起义文件》。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18）
林爽文还在其他一些文件中讲到，他的行为是“顺天”而行，是在“顺天行道”。在稍后一些的“姚大羔会簿”中还进一步阐释了“顺天行道”的含义。其中所载的《三六底》诗云：
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和合同。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
天地会认为“兴明”是合乎天道的，因此“反清复明”不是什么“替天行道”，只要“顺天”而行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在《三五底》的诗中又说：
九千十百是万山，山山兄弟似黄班。顺天行道是旗号，连烧三炮打江山。
他们干脆把自己所建立的王朝的年号叫作“顺天”。林爽文武装起义已经这样做了。《一九底》诗中说：
结万和同清日连，心家和同洪顺天。
此后，天地会在会簿和腰牌票布以及入会仪式的布置上，都把“顺天行道”和“顺天转明”两个口号放在极为显要的位置（作为秘密文字，往往是写作“川大丁首”、“川大车日”）。“顺天”不仅具有政治出击的含义，而且，天地会的会众往往也把加入天地会看作“顺天行道”。从“替天行道”到“顺天行道”这两个口号的转变，显示了游民主动进击精神的发展，也反映了天地会领袖人物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是远高于策划游民武装反抗的游民知识分子的。这也与清统治者民族压迫政策的严酷及持久，使得一些不得志的和民族意识强烈的汉族文士介入游民组织有关。
④开山立堂，各霸一方
天地会虽然强调“只有一个梁山寨，没有两个桃园家”，“连香凯连香，都是梁山一柱（炷）香。不共山来也共堂，不共爹来也共娘”，但实际上，从宗法社会中离析出来的游民们大多具有强烈的帮派意识，他们一般只能团结与自己有切近的共同利益的人，而不可能把眼光放大到五湖四海。这正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不可能把他们圈子以外的人们当作兄弟一样。“姚大羔会簿”所录“西鲁神话”中把天地会分作五房，长房吴天成，二房洪大岁，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诏。后来的天地会会簿把这称之为“后五房”，另外提出“前五房”的主持人分别为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等，他们分别在福建、广东、云南、湖广、浙江等地活动。五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是互相平等的，因而很难形成统一的指挥来共同行动。
清中叶以后，游民数量激增，天地会广泛传播，出现了许多名异而实同的秘密会社。如江湖会、仁义会、串子会、汉留、忠义会、公义会、情义会、面子会等等。此时山堂林立，各霸一方，没有统一的号令。有些占山为王，靠开香堂，霸占码头，鱼肉乡里为生。即使有反清思想意识的堂口，如果有所活动，或者他们进行了反清的武装斗争，也往往得不到其他堂口的有效配合。更严重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会众参加了清军（主要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一些帮会群众参加地方武装来镇压当时的反清活动），例如曾国藩属下鲍超和左宗棠带领的队伍之中都有大量的哥老会会众，有些堂口之间也经常发生争夺码头的械斗。特别是海外一些堂口，往往是同乡的组织，乡土的利益与帮派观念结合在一起，更容易发生争斗。各个堂口都强调自己山头的利益，早已忘了“天下洪门是一家”的结合初衷。
天地会的组织如果从全国来说是十分庞大的，并且有强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从来没有形成特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不包括清末），从这点上来看，比新成立的“拜上帝会”，和政治目标不如天地会明确的秘密宗教如白莲教、八卦教之类，要逊色多了。
⑤以梁山为模式的组织机构
秘密会社是个地下组织，既是组织就有组织原则，秘密会社是从社会传统和《水浒传》借鉴的。秘密会社的组织结构是纵向的、金字塔型的，什么是金字塔型？于显洋在《组织社会学》一书中分析了梁山泊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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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19）
对古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分析，尤其是对金字塔组织形式的理解，可以从古典小说《水浒》中得到一些启发。
在《水浒》里，众多梁山英雄好汉之间，上下层次、左右关系清清楚楚。宋江高踞第一把交椅。俯视梁山泊众英雄好汉。令人奇怪的是，坐第一把交椅的宋江，论智谋不及吴用；论武功远在武松、鲁智深之下；论在朝中官位不及卢俊义等（按：卢俊义不是官员，只是一个富户），一个黑脸衙役，为什么能被众英雄如此厚待？究其原因，也容易理解，宋江能够苦口婆心，他待人所表现出的至诚至真，吸引了一群莽汉如李逵、鲁智深等；他对人才的珍惜、礼遇，吸引了吴用和一大批在朝廷中不得志的官员。而李逵、鲁智深、吴用等人又具有他们各自吸引人的品格和资质，从而吸引了另一批英雄好汉，而这些英雄好汉又会带动其他绿林豪杰入伙。正如一副多米诺骨牌，形成一个人影响人的传递链，梁山山寨的势力便迅速膨胀。这就是金字塔型组织发展的精髓之所在，也称之为纵向型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权力的行使和传递都是由高而低、从上一级到下一级的过程。（于显洋《组织社会学》，P22—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秘密会社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发展的，其领袖大多都是具有人格魅力的，靠此把会众聚集起来。这种组织维系纵向结构的动力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要绝对服从，这种服从大多是因为上级的经历（具体到梁山的宋江，是因为宋江在江湖的投资，如讲“义气”，搭救江湖朋友等）、人格气度、个人魅力等综合效果在下级心中所形成的敬畏，或由于长期依附所产生的感恩心理。组织靠人与人关系来维系，决定了它必须采取人治为主的办法来运作。梁山是这样运作，秘密会社更是如此。
《水浒传》的作者还把英雄聚义的梁山设想成为完美的自给自足的社会（这是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把它描写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具有一定反馈能力和自我调节机能的微型政府。这表现在梁山不仅有行军打仗的各种部队和将领，而且还有分工精细的军事后勤、信息交通、监察司法等部门，并且备有这些方面的专门人材。我们从梁山组织结构中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根据萧兵先生制作的《梁山组织结构表》，绘制了下表：
梁山组织结构表
政治中枢（决策系统）政治领袖精神性（晁盖）
实际性（宋江）
预备性（卢俊义）
参议辅佐政略性（吴用、朱武）
宗教性（公孙胜、樊瑞）
战斗序列（行为机制）骨干部队骑兵（五虎将八骠骑十六小彪将）
步兵（步军头领十员将校十七员）
射手（花荣、张清）
技术兵种炮手（凌振）
连环马（呼延灼）
勾连枪（徐宁）
水兵（水军头领八员）
辅助部队——中央警备卫戍（中军马步骁将四员）
侦察交通情报侦察（总探听消息头领戴宗）
坐探迎宾（四店打探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
通迅传令（军中走报机密步兵头领四员专掌三军内采事马军头领二员）
军事后勤财政会计（柴进、蒋敬）
粮秣（李应等）
军械制造监造战船（孟康）
监督打造军器铁甲（汤隆）
专造大小号炮（凌振）
其他营造专造兵符印信（金大坚）
专造旗帜袍袄（侯健）
起造修葺房舍（李云）
监造梁山泊城垣（陶宗旺）
炊事饮宴排设筵宴（宋清）
屠宰牛马猪羊牲口（曹正）
监造供应酒醋（朱富）
医药卫生专治诸疾（安道全）
专攻兽医（皇甫端）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20）
司法监察（调谐功能）定功赏罚军政司（裴宣）
专管行刑（蔡福、蔡庆）
专管文告文件：行文走檄调兵遣将（萧让）
按：此表系据萧兵先生所制梁山组织结构表改制。见《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从表中可见，虽然梁山的设计者尽量把梁山的职能描写得更全面，使它成为一个理想社会的组织者和捍卫者，也就是说作为能够“打天下，坐天下”的团体，梁山是够格的，所以许多志在实现改朝换代的反抗现存社会的团体都要在组织结构上学习它，甚至取法于它。但是，梁山还是不能脱离它作为军事集团的基本特色，它所具备的种种职能到头来都是为军事活动服务的。它不是世俗社会取法的对象。
另外，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梁山，它也是成功的（尽管小说作者对这类团体有些美化），因为作为一个成功团体的几个重要因素，它都是具备的。例如：
（1）梁山成员对梁山都有一种归属感、认同感，把梁山视为自己的终生归宿。
（2）团体对梁山成员具有吸引力，成员对团体形成强大的支持力量。
（3）梁山的组织结构遵循了智能互补原则，根据每个人的智能、技能都安排了最适宜他们的工作。它不仅是每个人都有事可做，而且做的都是最适宜他们的工作。
（4）团体中的人们大多也能做到心理相容，互相理解。
（5）团体里也有一个大体融洽的气氛。
这些都是成功团体的标志。当然，这带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现实中的游民团体很难做到像梁山那样圆融。天地会及其衍生的各种组织，是在《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的影响下诞生的，它们的组织形式受到梁山的启发是必然的。另外，天地会自从一诞生起就具有反社会和反抗政府的倾向，因此，它必然要搞成准军事的组织。从这一点上说，它取法梁山的组织形式也是极其自然的。
天地会的早期形式已不可考。从嘉庆间所起获的“姚大羔会簿”中，可看到分房、分省、分部，而更以山堂为独立本位的横列组织方法已经诞生。在这个会簿中罗列出五房的名单及其所负责的省份，在此之后又有前五房、中五房、后五房之说。各房自有旗帜，自立山头，平时各自活动，起义时互相呼应。为了通讯联络，他们制定了许多暗号、隐语。
会中每一个独立的单位都称作“山”，传说最早的“山”为郑成功在台湾所开立的“金台山”，其次有雍正九年（1731）陈近南在四川开立的“精忠山”（这些皆取哥老会的传说），嘉庆十一年（1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