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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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皇权专制的统治之下，为了生存与安全，臣民大多奉行一种明哲保身之道。现实生活之中充满了危险与杀机，动则得咎。老子形象地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道德经》
老百姓在“圣人”（君王）眼中只是祭祀之后用完便弃置不用的草狗一样，无足轻重，可以随便践踏。统治者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民众，一人有罪，全家、全族乃至邻里都会受到株连。“夷三族”、“夷九族”乃至“夷十族”，是对于反抗者的严厉惩罚，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古代的种种肉刑的“科学”与残酷，也是其他民族很难想象得到的。皇权专制统治阶级还通过种种制度（如户籍制度、里甲连坐制度等）强化对老百姓的人身控制。士农工商有家有业，长期处于这种统治下，除了退守自保，别无选择。老百姓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可以与国家权力相对抗，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国家的权力，没有其他任何一种与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作为参照（少数民族那种上下较为平等的部落生活，又被视为野蛮），更没有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可供选择。统治阶级的思想家还在制造“君臣之义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舆论，使老百姓不敢产生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老百姓除了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揭竿造反外，没有其他争取权利的方式，只有“忍耐”。皇权专制统治者对于平民百姓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威胁和摧残，使得老百姓凡事不敢为天下先。他们不仅缺乏实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大多数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性，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这样，中国的“顺民文化”也许在世界上是独领风骚的。两千年来，在“顺民文化”熏陶下的臣民使统治者感到安全与保险，也使他们理直气壮地以全民的代表者自居，把那些无视他们设置与安排的游民视为“莠民”，看成化外之民，必须时时刻刻加以提防。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4）
游民无家无业，一无所有，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确实是被抛在统治者精心编织的网络之外。统治者的严密与残酷的控制手段往往对他们无可奈何。游民要生存，就要有意无意地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甚至是触犯王法（触犯法网后，无非再亡命江湖，他们本来也就在江湖之上）。当“四民”中的某个人沦为游民以后，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敢于无所不为，就像要想上梁山就要先有个投名状（也就是要敢杀人）一样，没有这个胆量就生存不下去，就会饿死，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冒险精神就成为他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反社会的行动中，在与皇权专制统治者的对抗中，他们显得特别具有主动精神和进攻性，是现实生活造就了他们的群体性格。
《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物形象，不仅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就是与经过文人加工的《三国志演义》也是大有区别的。因为“平话”是江湖艺人的作品，他们是把刘、关、张三人，当作游民领袖来理解的。因此，不仅张飞鲁莽，富于进攻精神，刘备、关羽也大体相同。如“怒鞭督邮”是关张二人开的头，刘备也没有反对，最后还把督邮斩为六段，三人上山落草去了。而《三国志演义》就不是这样处理的，关羽与此事无关，刘备摆出儒者风范加以制止。这是三国故事文人化的结果，因为作者要把刘备塑造成忠厚长者的形象，关羽塑造成义薄云天的义士的形象，所以必然要改变对刘、关的写法。《水浒传》中典型的游民李逵、鲁智深、武松、石秀等，都是进击精神最强的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们决不犹豫，往往是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做法。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松血溅鸳鸯楼、滥杀无辜，李逵劫法场，石秀跳楼劫法场等，都是先声夺人，使对方没有准备，难以反抗。即使统治者的迫害并未直接降临在他们头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也往往主动向统治者发动进攻，所以游民问题是皇权专制统治者最感困扰和头疼的。《水浒传》的最末一回还写到宋徽宗梦见李逵找他报仇，抡起双斧，径向他砍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这个情节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游民是最令统治者感到不安全的。一些本来不是游民的人，当他们堕入游民的境遇时，其性格、心态都会发生变化。林冲的性格从委曲求全发展到勇于复仇，坚决主张进击；从火烧草料场，火并王伦，到反对招安，可以看出他主动进击精神的形成过程，这是与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分不开的。
这种主动进击的精神，在一些游民身上发展成为“谁强谁有理”的“强盗逻辑”，在李逵这个人物形象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写李逵在寿张县代替知县坐堂，表演了一出审案喜剧。他审理打架斗殴案，不问是非曲直，只是赞美会打人的：“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这种态度实际上是表现了游民对于力量的崇拜，对于人间应有的秩序的蔑视。游民们一无所有，只有两膀子力气和一身好武艺，他们就是靠这些在江湖上得以生存和发展。《水浒传》中的人物往往还从自己的认知出发，以为自己凭着暴力解决世间的人事纠纷，正是为人间主持正义。武松醉打蒋门神，为施恩夺回了快活林酒店后，在宴会上对诸邻居说，自己并非是施恩的属下，来为他出气，而是抱打不平，“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实际上，施恩与蒋门神相去无几，他也是当地一霸，是当地黑恶势力的的头头，不过武松与施恩关系好而已。夺回快活林这件事却正反映了游民敢于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精神，打了蒋门神个措手不及，灰头土脸。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句，极为准确地表达出游民的心态，这正是游民在利益的争夺中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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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5）
“霸”本来是“伯”的借字，有首领之意，春秋时称诸侯之长为“霸”，本无贬义。由于传统上对“出头椽子”的畏惧和厌恶，它逐渐变成了带有贬义的一个词汇，含有“恶势”、“强横”、“只讲力，不讲理”、“谁强谁有理”等义。对于“称霸”，人们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因为只凭力量不凭理，那还不成了强盗世界？而《水浒传》中对于许多“称霸者”是肯定的，因为在作者心目中，敢“称霸”是具有主动进击精神的表现。上面说的施恩便是快活林的一霸，后被蒋门神抢去，武松又为他夺回，故有第二十九回“施恩重‘霸’孟州道”，对施恩“称霸”于孟州是肯定的，回目的文字里也透露出洋洋得意。又如浔阳江一带有“三霸”，他们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勾当，“三霸”中的李俊，同样也洋洋得意地对宋江说：
我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发说与哥哥知道。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阳镇上，是他弟兄两个（指穆弘、穆春）一霸。浔阳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张顺两个一霸，以此谓之三霸。
《水浒传》第三十七回
“三霸”中的六个人都是书中的正面人物，最后也都上了梁山。“霸”，这种令人听而生畏的字眼，在李俊口中成了骄傲的本钱。因为他们把“称霸”视为敢于向社会秩序主动进攻的表现，循规蹈矩的人们谁敢“称霸”呢？因此，“称霸”的人们认为自己也是叛逆者，只是没有树起造反的大旗罢了，他们最后上梁山也是顺理成章的。
游民中的许多造反者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它最早出现在元代“水浒”题材的杂剧中。《李逵负荆》中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还牢末》有“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在这个口号下，游民反抗者可以积极向皇权专制统治者进攻，可以向社会讨还公道，可以为了自己小团体的私利予取予夺，也可以蔑视和破坏人间社会的一切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或法律。总之，它是极具弹性的一个口号，极易成为干一切于己有利事情的借口。这个口号被《水浒传》的作者所接受，影响后世近千年。从内容上来说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不是什么特别“革命”的口号。按照“天”的代言者——九天玄女——的权威解释就是：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见《水浒传》第四十二回）。梁山好汉浪子燕青，在李师师家对宋徽宗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应该说，这些符合皇权专制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皇权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这个口号溢出皇权专制统治者允许的规范之外的，是游民在###和社会斗争中的主动精神。游民提出和利用这个口号，表明他们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使自己能有较好的出路与前途，不必靠谁赐与。也就是说，他们力图使用不合法的（实质上也没有合法的）、暴力的手段，去实现在皇权专制统治者看来也是合理合法的目的。“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清除“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为国出力”，谁也不能说是错，但是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去干，统治者总是不放心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僭妄行为。皇权专制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统治权是得之于天的，“行道”是自己的职责，更是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能随便假手于大臣亲信的，如果那样，便是“太阿倒持”。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处于最底层的游民？在皇权专制统治者看来，“道”宁肯不“行”，也不能允许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们去“替”他“行道”，也就是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在统治者有力量的时候，他们决不会允许人民自己去取他们答应赐予人民的东西的，认为这样做就是“犯上作乱”。可是当他们自感力量不足，或者稍有理性的时候，便会较多地考虑一下这个口号的目的，给它一定的存在空间。因此，“替天行道”的口号带有临界性，有时统治者把它看成反抗的旗帜，有时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广大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众（在皇权专制时代主要是游民）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与政府对抗，也能带领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向朝廷投降，接受招安。后世的绿林豪强、游民暴动、农民起义，都爱打出“替天行道”这面旗帜来，就是考虑到它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并且能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我们应该指出，“替天行道”的口号所体现的主动进击精神并没有超越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它是可以作为和缓社会危机的一种手段，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替天行道的口号是对皇权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协调作用的。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6）
④拉帮结派与强烈的帮派意识
上面提到，在长时间的皇权专制共同体的保护与控制下，古代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存在着人格萎缩的现象，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差，于是，人们就特别重视团体的力量。士农工商都以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构成集团，以增加与他人竞争的能力。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也就是靠血缘联系成为网络的集团。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文人士大夫总要讳言这一点，因为有孔老夫子的“君子群而不党”的教导在那里摆着。“结党”就意味着“营私”。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又指出“小人无朋，君子有朋”，这种声音虽然不能说是千古绝响，但它也绝不会占到主流地位（清代的雍正为了实施极端专制还对此大加驳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这样，不管内心是怎样想的，但是口头上还是要遵循社会主流舆论。而脱离了社会网络控制的游民则不同，他们摆脱了宗族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宗族的保护；他们没有了家族的负担，同时也就失去了家族的依靠。他们成了一个孤伶伶的个体，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又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任何一点微小的力量都可能把他们摧垮。这时唯一能够增强他们生存信心与力量的，就是与相同命运的人们联合起来，拉帮结伙，互相提携，求得生存与发展。
游民群体在社会上是受人歧视的，主流社会的人们认定他们是犯罪分子的渊薮；清代统治者为了把他们与“四民”区别开来，在编造户籍册时，把他们归入“另册”，以便随时加以监视。可是越孤立他们，就越激发了他们对结成帮伙的渴望（以致《大清律》把焚表结拜视为重大犯罪）；已经结成帮伙的，更因此增强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