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瘟疫报告-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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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的是，塞米尔维斯的科学态度和高尚医德还是有了回响。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也在坚持做塞麦尔维斯做过的事情。他以巴斯德的病原体理论作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坚决要求外科医生动手术以前，在一些确信能杀死细菌的化学药品溶液中彻底洗净双手。从1867年开始，也就是塞米尔维斯去世后的两年，“消毒外科手术”就很快得到了普及。
三个男人一台戏：弗莱明、弗洛里…
1920年代，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葡萄球菌被培养皿上的一块霉菌所摧毁。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了20年后有奇迹般功效的抗生素类药物的发展以及医疗业的一场革命。
1928年的一天，弗莱明把一些葡萄球菌培养皿放置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实验室里。而后他注意到在细菌繁殖的营养基上出现了小块的绿色霉菌，而在它们周围那致命的细菌已经消失了。弗莱明好奇地把霉菌分离出来并促使它生长，然后用引起其他疾病的细菌来试验它的效果。它杀死了一些细菌，但并非全部。他将霉菌定名为青霉菌，与腐败面包上生的真菌区别不大，并将其活跃成分命各为“盘尼西林”。弗莱明不止一次地试图再现他最初观察到的结果，但每次都失败了。他真的是靠运气偶然发现了盘尼西林。
弗莱明及时地在一本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观察结果，但是他和其他所有人在将近12年间把盘尼西林撂在一边。发掘盘尼西林作为主要药物的使命留给了澳大利亚的霍华德·弗洛里和德国出生的恩斯特·钱恩，两人都在牛津大学工作，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研究出了如何大批量生产盘尼西林。他们的实验也揭示了新抗生素至关重要的质量何题。为了真正有效，治疗必须继续到整个菌群被肃清干净，而不是仅仅到症状消退为止。就在那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因为英国的制药工业已到极限，弗洛里便去美国监督第一批大批量盘尼西林的生产。
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在发现和研制盘尼西林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
拉弗朗、罗斯、克罗托斯基：拿蚊…
英国医生伦纳德·罗斯，从1890年起开始解剖蚊子，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发现了疟原虫的传播机制。为此他被授予190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人类用了一个世纪才解开疟原虫复杂的生命周期之谜：在疟疾存在的一个阶段，它是一种透明的月芽形的被称为原生动物的单细胞生物。最早认识到这些生物能引起疟疾的人是工作在阿尔及尔的法国军医阿方斯·拉弗朗，那是在1880年。1980年，疟原虫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由工作在新奥尔良的美国医学家沃杰西克·克罗托斯基所发现，在这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蚊子与疟疾的联系，而科学家之间传奇般的对抗、痛苦、误解与歪曲，足以与任何肥皂剧相匹敌。
贝尔：为民请命的特使
非洲睡眠病的发生地是乌干达。在19世纪初，也就是睡眠病爆发的时候，乌干达是英国的殖民地。睡眠病在乌干达流行了十多年，英国政府一直不闻不问，直到一位英国观察家在一份报告中说“如不再采取必要的措施，北面的埃及，东面的印度，南面的南非都将直接受到威胁，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英国政府才决定管一管，因为这位观察家提到的那几个国家均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政府开始采取的措施是派遣医务人员，设立诊所，但无济于事，因为当时没有找到睡眠病的成因。后来英政府先后两次派遣专家到乌干达实地考察，专家们查明了睡眠病的原因及其传播方式。
当时身为乌于达保护国特使赫斯凯·贝尔，多次向英国当局提出请求，建议将人口迁出睡眠病流行区，但每次都遭到伦敦殖民地管理委员会的拒绝。其理由是那样做可能导致地区的冲突，甚至引起战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贝尔决定分庭抗礼，擅自作主进行人口迁移工作。他在实施迁离计划前与乌干达政府的一些主要官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并制定出具体的迁移实施方案。迁离工作进行非常顺利。
贝尔曾认为，只要将人口迁离睡眠病流行区，采采蝇便逐渐地消除了体内的寄生虫。到那时，再将人口迁到富饶的湖畔地区居住。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采采蝇不仅仅是以人为叮咬对象，多种动物和牲畜同样是它们的攻击目标。人虽然隔离了，但采采蝇体内寄生虫已在其他动物和牲畜的体内永久性地扎下了根。其结果是动物或牲畜将锥体虫传播给采采蝇，采采蝇又将锥体虫带入人的血液之中。
贝尔不是医务人员，他不知道睡眠病传播的那么些“弯弯绕”，他的迁移没有能制止睡眠病的传播，但是，有贝尔那样把人民的生死系在心中的人并为之奔走呼号，对于乌干达这样的殖民地国家来说，是多么幸运啊！
菲力·卢塔亚：歌声没有拯救乌干达
1989年初，侨居瑞典的乌干达歌唱家菲力·卢塔亚被确诊染上爱滋病，当年4月他向乌干达同胞公开宣布自己是爱滋病患者。当年10月26日，卢塔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死亡告别演唱会。数万人手擎蜡烛，免费聆听乌干达一代歌王的最后歌声。37岁的卢塔亚面容消瘦，为他放荡的性生活忏悔，并呼吁青年珍惜自己的生命，切勿落入爱滋病的魔掌。
可惜的是，卢塔亚的呼吁并没有把乌干达从爱滋病的魔掌中拉出来。乌干达是非洲中部一个1700万人口的内陆国，卫生条件差，人们以非婚滥交为荣，为爱滋病提供了温床。到了1990年代，带菌者逾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
乌干达人将爱滋病叫作“瘦死病”，维多利亚湖滨有许多“瘦死村”，有的已经全村灭绝。通向坦桑尼亚的国际公路上的卢克亚卡车镇，76％的妓女为携菌者，过往货车司机33％被传染，再通过他们传向四面八方。坎帕拉是非洲爱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城市，全城四分之三的孕妇携带病毒，她们所生子女不是立即死亡，就是病毒携带者；坎帕拉的婴儿死亡率已达38％。人们担心，全国潜在带菌者一旦大爆发，局势将不可收拾，可能导致乌干达国家和民族的毁灭。
遭冷遇的约瑟夫·桑纳本德
约瑟夫·桑纳本德是一位纽约医生，他拥有一大批同性恋顾客。1981年他开始怀疑不断折磨他的患者的疾病可能来自性传播疾病导致的免疫系统超载。桑纳本德推论，乱交越多的越容易患病。免疫系统的负担越重，偶然的感染逃避检测的机会越大，越容易取得控制权并演变成骚乱。为检验他的观点，桑纳本德将他的患者分成三组：单配偶的；一年少于50个性伙伴的；超过50个的（可能以百计数的），他抽取他们的血样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进行分析。
结果不但证实了他的假设，而且揭示了更多的东西：乱交最多的人白血球数量惊人地稀少，似乎有什么东西使这些人的免疫系统超载以至崩溃。桑纳本德和他的一些患者试图提请纽约的同性恋者注意乱交的危险。但他们被指责为“反同性恋者”或恐怖分子。结果，他们的建议被忽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