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瘟疫报告-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类地区：以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主，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西欧各国。高发人群以同性恋、双性恋及城市静脉注射吸毒者，男女之比为：1，由于女性感染者较少，母婴垂直传染者不常见。
第二类地区：多见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中非、东非和南非部分地区、墨西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高发人群以异性恋和母婴传播为主。异性恋中以妓女卖淫传播占大部分，男女之比接近。
第三类地区：东欧、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病例较少，HIV传入这些国家较迟，在1980年代中期，HIV感染者一般多为国外有不洁性交史者及血友病病人，但近来由于异性恋卖淫及静脉注射吸毒而致感染的例数不断增加。
爱滋病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WHO解释道：
“HIV／AIDS（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传染病的严重性不能仅由感染或患病人数来衡量。因为HIV是通过性传播的，它主要攻击成人和中青年人。这些人正是社会赖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口。这些男女也是家庭的中坚，一旦他们死于爱滋病，他们年迈的亲属便会失去倚靠，他们的孩子便会沦为孤儿。他们种庄稼、在矿上和工厂工作、管理学校和医院，甚至掌管国家。……所以，一个人得了爱滋病，更多的人便会受HIV和爱滋病的影响；儿童的生存将无比艰难。在尚未工业化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爱滋病将威胁国家的发展。”
爱滋病威胁着这整个社会，正如前面WHO的陈述所暗示的，至今为止，爱滋病攻击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1996年中，96613名拉丁美洲人感染HIV。同时，189004例黑人感染者几乎囊括了所有HIV感染的35％，接近美国黑人占总人口比例（12％）的三倍。已在承受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的美国人，也面临着新的威胁。
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逃避爱滋病的追踪，无论在大城市的豪宅还是他们感到多么隔绝的乡间隐居之所。他们也许会避开疾病，但绝对逃脱不掉它的后果，无论那些实际受苦和死去的人多么遥远和无形。
120万少年患者：未来的隐患
很多人都知道，爱滋病与性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许多成年患者因为不良的性接触引起爱滋病是一种悲剧，更可悲的却不是他们，爱滋病真正的悲剧角色是那些无辜的患者。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在1998年，每分钟有11个男性、妇女和儿童被感染，即一年中约有600万人新感染爱滋病病毒。其中，有10％的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从而使目前存活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增至120万。
这些儿童大多数是在母亲怀孕、生产或哺乳时从母亲那里感染的。尽管人们“发明”了通过给孕妇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或者通过代乳品喂养婴儿来减少爱滋病的母婴传播，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之举。更重要的是要有效阻止年轻妇女的初次感染。有资料显示，在1997年全世界爱滋病病毒感染的1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妇女占41％，而1998年妇女占43％，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势头。
爱滋病在中国：吸毒感染占七成
近年来，我国爱滋病传播呈快速增长的趋势，2001年报告爱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较2000年增长了58％；据估计，从1985年发现首例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到2001年底，我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累计已达85万人，其中病人数累计达20万人以上，现存活病人80万。另据初步统计，2002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估计累计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感染率而言，我国目前尚处于爱滋病低流行期，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绝对数很大，爱滋病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01年底，包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为120万，其中我国居该地区第1位，同时居亚洲第4位和世界第17位。
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此外，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1995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爱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灶状分布，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10％ 20％，最高达60％。由于感染的时间和地域比较集中，根据爱滋病的发病规律，这些地区爱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人。
爱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经血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据分析，目前我国爱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经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经采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此外，经性接触途径感染人数占，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母婴传播为，尚有传播途径不详。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爱滋病防治工作，1996年建立了“国务院防治爱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加强了爱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从2001年起，中央爱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2001年国家投资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新建、改建血站、血库459个，对控制经采供血途径传播爱滋病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家投资8亿元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加强防病的综合能力。国家组织了抗爱滋病病毒药物国产化项目并纳入国家重点技术创新和重点技术改造国债专项资金项目；建立了治疗爱滋病药品进口注册及研制报批快速通道；批准了进口治疗爱滋病药物的免税；加快了药物国产化进程。
近年来我国预防控制爱滋病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我国目前爱滋病传播蔓延的危险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根除，农村地区医源性传播也存在隐患，同时由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也给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石墙酒吧运动和同性恋的“解放”
在1980年代初，还没有人听说过爱滋病。以前该疾病的名称是GRID，意思是同性恋免疫缺损症，这个名称说出了在美国爱滋病是在男同性恋之中出现的这一隐情。爱滋病最初与男同性恋的关联导致了在理解该病并警示民众方面的障碍。
1969年，美国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权利运动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上万的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旧金山，在1969至1978年间吸引了大约3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又增加了5万人。
每年与数以百计性伴侣的乱交，是同性恋者自由感觉的表现。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典型，在1970年代都是普遍的，它在该人群中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STDS）的增长每年都在上升。在同性恋引起STDS的增长速度比常人要快12倍。许多疾病在同性恋者中十分猖獗：1980年，美国国家卫生学院（NIH）发现，20％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虽然幸运的是这些人感染的是产生很少痛苦症状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爱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克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道工和税务顾问。”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和其他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他曾有3000多名性伙伴，“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A型肝炎、B型肝炎、非A／非B型肝炎、Ⅰ型和Ⅱ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CMV）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BV）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致命的偏见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这段让常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发生在1985年4月亚特兰大，由CDC组织的第一届国际爱滋病会议上。问话的是一名美国记者，答话的是扎伊尔爱滋病专家卡皮塔·比拉·明古兰医生。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话就是典型的美国非洲式的碰撞。在美国（在欧洲程度要轻些）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爱滋病只限于同性恋，这抑制了研究的进展和疾病危险性的公共教育。在非洲，历来受到西方责备，认为是非洲人“把爱滋病领上了世界舞台”，对于非洲人来说，连年遭受干旱、饥荒、贫困以及许多富裕国家惯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资源与之战斗，爱滋病则更是给他们增加了耻辱。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宣称“非洲的爱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早期爱滋病血液测试的一次失误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测试是由西方研究者实施的，它导致了对疾病在非洲大陆严重程度的全面夸大。没有人对错误的发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于骄傲，部分是公开讨论性问题时习惯性的不舒服，部分是为了保护生死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继续默认甚至鼓励在自己的国家忽略爱滋病的存在。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对爱滋病的研究也是漫不经心。CDC是一个囊中羞涩的机构，1981年成立到1982年，其研究经费不足100万美元，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官方在1976和1977年花费了900万美元用于研究29名男性死于军团病（一种大叶性肺炎）的原因。加利福尼亚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用不妥协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看法：
“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如果疾病出现在挪威血统的美国人或网球运动员之间，而不是同性恋者中间，政府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受害者不是典型的主流美国人。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恋。军团病袭击了一群优越的白人异性爱者，中年的美国军人。受害者的体面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用于研究和治疗的基金远远大于迄今为止用于GRID受害者的数目。社会判断的不是疾病的严重性，而是社会对染病个体的接受程度。”
到了1983年，当爱滋病与滥用静脉注射药物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清楚时，爱滋病研究基金的申请也没有得到通过。4月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骄傲地宣布他们已发放了“整整24万美元”用于疾病研究，为当年200万投入总额的一部分。依据大多数美国研究预算的标准，这个数简直不足挂齿。正如劳里·加勒特记录的，“爱滋病是无与伦比的。它触动了使美国人两极分化的神经：性，同性恋，种族，基督徒家庭价值观，毒瘾，以及个人对集体的权利和安全感。”
讳疾忌医的政府
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面临爱滋病的威胁，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保护他们民族的荣誉，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竟形成了一种“官方倡导忽略或者公然政治撒谎”的风气。地理学家皮特·古尔德将谎言、自欺及其后果进行了归纳。
在肯尼亚，总统将流行病增长的最初四年用于否认HIV的存在……他威胁取消任何报导爱滋病的外国记者的护照并将之驱逐出境，直到1986年才允许发表最无关紧要的“爱滋病标准”，同时命令卫生部少报已知病例，或者宣称那些人中许多不是“肯尼亚人”。就在这时，内罗毕巨大娼妓人口中HIV感染率从17％上升到几乎100％。她们顾客的感染率是多少无人知道。
1988年，津巴布韦的一名陆军准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立即将爱滋病死亡人数从380人减少到119人，并禁止引用所有有关爱滋病死亡的案卷。官方以这种方式“阻止”了爱滋病的流行，因为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有关证据。所有有能力进行测试的血库全部禁止按实际发布HIV感染率，这些是国家机密。
一名工作在爱滋病救护前线的乌干达医生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发现并如实报告了在坎帕拉医院做产前护理的妇女中超过30％的人有感染。仅仅到了1990年11月，乌干达总统才允许官方承认避孕套，那时已有100多万乌干达人被感染。许多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医生估计实际的爱滋病发病率在80％…90％之间。
古尔德说的都是非洲国家的事，其他国家照样存在自欺欺人。在泰国，爱滋病“是外国人的事”。泰国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而妇女则没有机会要求她们的外国顾客使用避孕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性旅行家，从欧洲，美洲，或亚洲其他国家飞到这里来，于是瘟疫便通过空中之桥遍布世界。
爱滋病的末日还远远不可预期。不仅有这么多的科学难题必须解决，而且还存在糟糕的资金问题。在发达国家常用的三重组合疗法，一年的费用至少在1万美元到万美元之间，如果患者还需住院的话费用会更高，这在第三世界贫困国家根本支付不起。
吸毒：波及两亿人的瘟疫
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吸毒成风，目前全球大约有2亿人吸毒，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当今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瘟疫。
毒品泛滥症不仅在西方存在，也遍布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成为文明世界极为流行并难以治愈的“社会瘟疫”和“顽症”。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已找不到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