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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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时事逞英雄（4）
1916年5月22日，蔡乃煌在广州被龙济光、岑春煊逮捕枪毙。罪名曰：“蔡乃煌无罪可科，国人皆曰可杀。”这也是中国司法史上最别开生面的判决词了。
什么麻烦呢？对于这种末世的悲哀，有识之士看在眼里，但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龚自珍只能写诗作文含蓄地批评一下；曾国藩在他没有手握实权拥兵自重之前，也仅仅只在咸丰帝登基时，应诏说了一次，其余时间，依然坚奉 “沉默是金”为圭臬。
康有为的风格作派就完全不同了。他到北京后，双管齐下，一面入仕，一面从政，办媒体、兴学会，开拓出官场以外极为活跃的政治舞台，成为不依附自己官员身份的职业政治家。这是晚清政治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显示着一种新生力量的兴起。毕竟时代在变。腐朽沉闷的中国社会快要走到尽头，确实需要冲击一下了。康有为应运而生，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那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表演起来驾轻就熟，四两拨千斤，不费多大劲，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我甚至隐隐觉得，他在起草上书时，就已经准备拿到上海去出版，而不是送到都察院递交的。有没有真正上过书，在他看来并不重要。他是极富想象力的，三年以后，他还策划了鼓动言官入大内乾清门伏阙痛哭，以请变法的表演，尽管没有实现，但同样显示出他所刻意追求的轰动效应，使人想起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二百二十九名京官为反对以旁支入承大统的嘉靖皇帝尊本生父献王为皇考的“大礼议”时，在左顺门伏阙力争的往事。而松筠庵，正对他的胃口。据说康有为就是坐在谏草堂里起草万言书的，他是否觉得自己很像杨继盛？他行事从不“中庸”，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怪不得翁同在向光绪皇帝举荐他之后，又说他“居心叵测”，阅历丰富的翁同显然没有看错。在封建时代，评品士大夫的操行是有严格标准的，我们今天可以不从道德的角度去评论康有为在宣传“公车上书”时的所作所为，但不能不对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登台亮相的第一幕演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于是我又想起了杨继盛。杨死后七年，严嵩方败。
又越五年，才获昭雪。也就是说，他至少先行了时代七年。杨继盛是君子，他怎么想就怎么说，耿直、刚毅、愚忠，不回避责任、不玩政治游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了皇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品行，容易为士大夫甚至统治者接受。假如文学家艺术家多编些戏文的话，他今天的知名度应当在海瑞之上。与其对比，康有为无疑更是先知，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行动，大大领先于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也大大超重于杨继盛。但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极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做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他天生就把现代政治家的阳和阴、优点和缺点、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公开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人物，在近现代史上还可举出数位，他们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场的关注。他们是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历史在他们手里，总是发出灿烂的光彩。在没有光彩的时候，他们还会营造出光彩，召唤着追随者一同前进。于是，人们对于他们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装没有看见。不是一两句结论，就可以概括历史上的许多复杂事件。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是否应当对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反省一下呢？你所回避的消极面，对于民国以后的社会政治，对于后来许许多多期望从政以改造社会的善良知识分子，究竟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1995年初稿
2005年修订
附 记
拙著《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我在网上读到孤云的文章“偶像的黄昏”，接着是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的文史小语“孙中山、梁启超的‘自白’” （《羊城晚报》2003年1月27日），都同意我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考证。袁教授指出，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不过，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迹放大”，以致所记不成为“信史”，没有讲清楚。1996年，姜鸣在上海出版《被调整的目光》一书，其中 “莫谈时事逞英雄”提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的“公车上书”，历史上没有此事，完全是康、梁二人所伪造。姜鸣以大量史实论证这是欺人之谈。梁氏所谓“将真迹放大”，原来如此。
我也读到了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的批评。汤文“公车上书答客问”先发表于199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后又收录于新近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修订本）。惟汤文举各地举人纷纷上书反对签约为例，得出结论“怀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而说甲午战后没有‘公车上书’，似欠妥当”，令我大惑不解。因为我说的是，当时确有大批公车上书，都察院并不拒收公车上书，但康有为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不存在。这个观点，汤先生其实并没有找到史料予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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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时事逞英雄（5）
去年，茅海建教授以其大作《“公车上书”考证补》手稿见示。茅海建运用大量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指出由广大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其实是由高层政治人物翁同、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发动，京官组织，目的为了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茅海建认为，康有为组织举人联名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被康、梁派一次又一次地涂抹，色彩越来越靓丽，情节越来越戏剧化，从而成功地书写了他们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记》的刊行，是康有为及其党人聪明且效果彰显的重大决策，是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也使得康有为名声一振。而这一时期递至御前的 31件公车上书，此时正默默地在军机处的箧柜中睡觉。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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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空有后死身（1）
阅世空有后死身——访宣南重话“戊戌政变”
从前，城墙尚未拆掉的时候，北京城包括内外城两个部分。 内城是明初永乐帝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以皇宫为中轴，将城区分成东、西两半。也就是现在地铁环线所包围的整个区域。到了清朝，旗人全住内城，王公贵族的府邸自然也就建在内城里。外城紧挨着内城的南部城墙，修筑于明嘉靖年间（1553年前后）。由于是新城区，商业区和各种娱乐业、餐饮业在前门一带有较大的发展。居民住宅则集中在靠近前门和宣武门、崇文门一带。因此，历史上北京有“东富西贵，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的说法，不是后来人敷衍出来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更不是现在某些北京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自古以来南城“风水不好”云云。清代汉族官员和士大夫大多住在外城，尤其住在宣武门以南一带区域。在他们的笔下，常把这里称作“宣南”，而自称“宣南寓客”。那时候，因为外城空地较多，房价不贵，所以也成为各省会馆集中的地方。进京赶考的举人和一些京官，多借寓会馆暂居。嘉庆、道光年间，一些官僚士大夫在此组织过著名的“宣南诗社”，观花饮酒，赏碑吟诗，潇洒而风雅。 宣南虽说是个笼统的地域概念，但也是可以大致匡算一下的。当年外城房地产开发缓慢而有限，从宣武门向南一千七八百米直线距离（即今枣林前街至南横东街一线）之外，便没有营造街区和住房，因此可说宣南的南限到此就终止了。它的东西方位，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左右展开，进深也不很大。这一带的崇效寺、法源寺，以培植牡丹、丁香等花卉著称于京师，是文人雅士爱去的“花之寺”，也是人们谈论宣南旧事时常常会提到的地方。关于“花之寺”，我是在沈渭滨师的大著《一八四○年》手稿中叙及林则徐早年在京活动时，首次读到的，因此更增添了对这一区域的浓厚兴趣。 “流寓”过宣南的名人真是灿若群星。可惜现在难以找到这些旧居遗址分布状况的系统资料。光绪年间，李若虹编撰的《都市丛载》，记载了当年384个会馆的名称地址，这些会馆，如今悉数无存。 1988年底，为了寻找康有为的故居南海会馆，我去宣南作过一次踏访。南海会馆地处米市胡同43号，在它附近的135号，是清末军机大臣潘祖荫的祠堂；64号原安徽泾县会馆，则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的著名杂志《每周评论》编辑部。若再往前追溯，明代权相严嵩的别墅“怡园”，也在这条胡同。米市胡同西面的菜市口胡同，明代叫绳匠胡同，清代演化为丞相胡同。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府第在胡同的7号，另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的府第在斜对门的12号，所以称它丞相胡同确不为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住在这条胡同。再早些时候，1841至1844年，曾国藩也曾在这里住过三年。胡同里，还有明清时代北京规模最大、匾额最多的安徽休宁会馆。丞相胡同南部与北半截胡同相交，张佩纶、张人骏叔侄曾住在北半截胡同，想来张佩纶去拜访李鸿藻，是极其方便的。丞相胡同与北半截胡同的交会处，有个破烂的大杂院，就是当年极有名气的广和居饭庄。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已属于城市中心地段。岁月的风霜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使得几乎每一个四合院落，都面目全非了。但是，只要有点儿历史知识，熟悉宣南的沿革掌故，在这一带小胡同里转悠，看着一块块红地白字细长条的胡同名牌的时候，仍会如同遇到久违的故人，产生
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那些写在书中的名字，仿佛都站立起来，化作一个个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血肉之躯；他们入值访友乘坐的骡车似乎正从胡同里辘辘驶过，家人手里提着的灯笼，也在风中晃动着火苗；而一扇扇或启或闭的门扉里，主人正和朋友议论朝政、切磋学问、闲谈风月……��
南海会馆曾是分四路前后四进的大型院落。北跨院的中间院子，从前叫做“七树堂”，以院中的七棵葱葱郁郁的老槐树而得名。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历次进京赶考，乃至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策动戊戌变法，都住在七树堂的三间西屋。康有为曾浪漫地把南海会馆想象为海，自己乘着一叶轻舟在海里作汗漫（漫无边际）游，故把居室命名作“汗漫舫”。站在“汗漫舫”的门口，我轻轻叩门。屋里传出老太太的声音：“谁呀？进屋吧。” “汗漫舫”的正房很黯淡，墙皮剥落了，积着厚厚的灰尘。门的一边，放着液化气灶。另一边有口大水缸，缸上用三块木板做盖，这在北京是很少见到的。墙角里堆着几棵大白菜。一位老妇人斜坐在破藤椅上，缓缓地用调羹搅和着搪瓷茶缸里的麦片糊。我说明来意：想看看康有为的故居。老妇人对于这样的访问毫不意外。她介绍说，三间西屋，北面那间已另住一家，在外面自开门户进出。南套间是她家的卧室，中间有小门相通。卧室凌乱不堪，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僵卧着瘫痪的男主人。男主人八十多岁了，名叫关胜勋。他的祖父关文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进士，排名二甲89名，位列后来编撰《光绪朝东华录》的朱寿朋先生之前。关太太记得刚来关家时，整个南海会馆共有十三个院落，住着八户人家。她说：“他家的老太太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有福气！” 关太太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轻轻地絮叨着：康有为搬走后，区棠亮的父亲住在这里，然后便是关家。直至50年代，七树堂依然雕梁画栋，林木茂盛。回廊的墙上，镶着镌有苏东坡“观海棠帖”的刻石。如今南海会馆挤挤挨挨地住满八十几户人家，树木假山统统不存，每一寸空地上都搭起平房，尽西头康广仁（康有为弟，“戊戌六君子”之一）故居前的通道，搭建得只容一人进出了。关太太如今年过花甲，患有半身不遂。女儿和老人不住在一起，只能两三天来一次，帮着买点东西，洗洗涮涮。平常全靠她挺着歪歪斜斜的身子，凑合着料理家务，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我没有细问他们从前的经历和人生故事，但觉得他们真像退潮后被遗留在海滩上的鱼，只能相濡以沫，一起艰难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告别了汗漫舫，我又来到米市胡同西首的第二条胡同——北半截胡同。这里的41号，以前是浏阳会馆。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就在会馆的第一个院子里，五间坐西朝东的厢房，距离康有为的寓所非常之近。 浏阳会馆也沦为污秽的杂院。莽苍苍斋的现主人上班去了，门上别着把挂锁，我只好在院子里转悠。住在会馆山门搭出的小屋里的刘保利对我说：“来这儿考察的人多着呢，人人都叹息，但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咱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搬走。咱家在这里已住了五代，我曾祖父当年是会馆看门的，曾为谭嗣同收尸。咱总不能在这破门房里住第六代吧。”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生前十分钦佩谭嗣同，他把自己的室名取作 “小莽苍苍斋”。我不知道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