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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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金阶白玉堂（3）
三
政治史研究中另一个更易被人忽略的环节，是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 每一个政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除了有政治家公开发表的言论和实施的行动外，更有大量的幕后谋划和交易，有各种各样的幕僚、文秘人员的参预策划。研究清朝枢垣，也就不能不关注军机章京的行动。所谓“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起初章京无定额，由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自嘉庆四年（1799年）起，定军机章京为满汉各两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从内阁、各部院衙门调派中书、司员、笔帖式等中下层干部兼差。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一员，满语称“达拉密”、 “帮达拉密”。以后，还增设额外章京一二员。平时，满汉章京各分两班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办公地点，就在军机处值庐正南面紧挨着隆宗门右侧红墙的五间悬山顶的小屋。因此也有人用“南屋”来代称军机章京。军机章京的职责为处理档案，撰拟文书。乾隆年间，开始起草谕旨。虽官品不高，但接近天子，参与机要，故被人称作“小军机”，还享有挂朝珠、穿貂褂、用全红帽罩等特殊待遇。大臣称军机章京为“某老爷”。每天清晨，皇帝看完各项奏折题本，以指甲做出暗记，军机大臣入对时一一面授旨意，或明发，或廷寄，当面交办，军机再命章京分别拟旨。寻常请安的奏折，皆由章京代拟“朕安”的书；明发的上谕，经由内阁部院层层下达，还刊于邸报；廷寄的上谕，则由章京判明其缓急程度，用三百里至八百里不同速度驿递。章京拟旨，若蒙褒奖，则声誉腾播，往往得越级迁升。同治初年著名的“八顾命大臣”中，穆荫、焦瀛二人，皆由章京超擢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被视作不次之遇。戊戌变法时，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旋授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亦为时人侧目。至于做过军机章京，以后又累官而至军机大臣的，则有彭蕴章、陈孚恩、钱应溥、许庚身、徐用仪等二十多人。他们被称为“红章京”。也有些章京，反应迟缓，旬日无一事交办，为同列讥笑，被唤作“黑章京”。当年纪晓岚作嘲章京诗，称前者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又易数字，形容后者为篾篓作车驴作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 虽是戏谑，却将两类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曾经做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在《枢垣记略》一书里记录了从雍正九年至光绪元年144年间汉军机章京365人的姓名籍贯，以及入值的时间。这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我据此作了一个统计，发现章京的籍贯虽然涵盖了十八行省，但江浙占据了％，倘若再加上安徽江西二省籍，则两江所辖范围加浙江四省，竟包揽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选择章京主要考虑是否能干，并不考虑地区平衡。这个有趣的数据充分显示了华东地区人杰地灵，中层京官在中枢机构脱颖而出，并成为实际主持业务操作的骨干，这种情况，过去人们也是极少留意的。
清朝官员的自备交通工具多为骡车。那时没有识别牌照，靠车灯显示不同的身份。部院官各书其衙门，用红黑字相间的剪纸贴在车灯上。京堂以上剪纸为方胜如意，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用书套之式，而军机章京，则为葫芦式，寓缄口之意。缄口的背后，自然是政坛秘密。今人研究 1860年北京政变所用的重要史料“热河密札”，大多数皆是随驾前往承德的某军机章京，与留京的同僚朱学勤的通信。信中详细叙述了西太后、恭亲王等人与肃顺为首的“八顾命”之间的尖锐矛盾，是从热河传向北京的极有价值的宫廷谍报。这类文献，各个时期都有，由于隐没在缄口葫芦背后，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了。按照清例，章京也不许与地方官来往，更不许与入觐的督抚饮宴酬酢。但到后来，全成具文。章京们不仅顺理成章地接受外官们馈赠的冰敬、炭敬，还替地方官代办各类节令庆典的贺折，各种后门也就开到小军机的府第。有故事说，荣禄当国时，刘坤一为了重回两江总督任所，不得不走荣氏宠信的章京连文冲的路子，连续拜访两次还见不到，最后通过连家的西席夫子行贿。那个西席，乘机漫天要价，从中骗走刘坤一三万二千两银子，而连章京本人却蒙在鼓里。庚子之年，义和团大兴，清廷向各国宣战。宣称：“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尚悍力，我恃人心；无如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这篇传诵一时的诏书，据说就出自连文冲的笔下。可是后来，形势剧变，甲胄干橹全不顶用，洋人以连文冲通义和团，指索欲惩。荣禄遂将连外放江西做知府，阴差阳错，撞到刘坤一的手下。连文冲向刘坤一说，生平未敢妄取一钱，为人谋则无不忠。刘坤一连连冷笑，一一细说往事。虽说是西席夫子从中捣鬼，但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外官对军机章京的仰仗和巴结。
四
1987年冬，我第五次来到军机处凭吊，惊愕地发现军机处的说明牌不见了，室内也弄得乱七八糟。我猜是要大修，却见东端开出一家食品店，赫然以“面包、盒饭、包子”六个大字招徕行人。说起这几间屋子，也是大有来历。当初嘉庆帝为了防止泄漏军机，禁止王公大臣到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说话，特命都察院派人每天在此监视，违者重惩不贷。本来，把这些掌故一一说来，定能增加游人的兴趣和历史知识，可惜无人开发，反在全民经商的大潮推动下，也向奏事处看齐，弄些小钱来使，发展起旅游经济来。赫赫军机处受此作践，使人大有煮鹤焚琴之感。我想起唐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用在这里，只能改作“昔时奏事军机处，即今唯见小店开”。再往南看，军机章京值庐门庭紧闭，几株枯萎的竹枝从值房后面探出身影，在微风中摇曳。虽然只有下午三时，太阳已很昏黄，斜斜地照射过来。隆宗门后的慈宁花园一带，传来几声鸦啼，我感到冷。 1988年夏，我再游故宫，食品店开得红红火火。1989年初，听得故宫门票涨价至五元，并实行限额售票，以改变“破坏性参观”状况。1995年7 月，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介绍故宫以保护地砖不被踩坏为由，规定参观者必须另付２元钱购买塑料鞋套（人称“文保鞋”）方能进入，而参观者认为是乱收费，由此引起争论。文中还提到时下故宫门票20元，另须搭买１元一本介绍故宫的小册子。一个六口之家，除了化120元购门票外，还得买六本小册子云云，心中不由又牵挂起乾清门广场前的那两溜大有来历的平房来。
昔时金阶白玉堂（4）
1989年2月初稿
1995年修订
2003年10月再修订
附 记
大约在2000年前后，军机处值房旁的食品店改为小饭铺，我曾在里面吃了一份价格12元的糟糕盒饭，还被营业员李姐抢白了两句：“饭菜太贵？你还不知道这儿的房租多贵呢。”
今年1月，故宫门票售价40元。我在游览故宫时发现，设在军机处东端的小饭铺已经撤去，改为军机处文物图片展览。这是一个来之甚晚但毕竟来到的进步。可是军机处的门还是被一把铜锁锁着，参观者看完文物图片展览后，很少有人知道要向西移步三尺，去见识一下军机处的真身。
对面奏事处的小商店也完成了升级换代，变成了“星巴克咖啡馆”和 “故宫特色文化商品专卖店”。朋友问我，天下哪国的皇宫是这么处理商业布局的？卢浮宫里会卖“全聚德”烤鸭吗？我无语。我也无法想象咱们的 “狗不理包子”哪天可以世界连锁并开进华盛顿国会山庄。星巴克的创办者（也是NBA西雅图超音速队的老板）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曾踌躇满志地说过：“我想看一看，在我们衰败之前，星巴克到底能扩张到何种程度。”即便如此，打进中国皇宫开分店，恐怕是他1987年在西雅图买下这个无人知晓的品牌并开始创业时绝未料到的。
在宁寿宫，“文保鞋”照卖不误。且如批评者所言，此鞋质量奇劣，几乎很少有人能将鞋子完好地穿至出口，宁寿宫的院子里随处可以看到被遗弃的坏鞋子，而故宫工作人员进出，却未见在鞋子上有任何防护的特殊处理。更何况故宫如此之大，为何只有宁寿宫要搞出这套规矩来呢？
无疑，故宫的一砖一瓦都应当得到认真保护，但就在宁寿宫门外不及一箭之遥的宫廷区内，居然设有故宫内部停车场，只见一辆“奥迪”轿车沿着宁寿宫和东六宫之间的长长夹道飞驰而来，“呼”地一个转弯，把前往宁寿宫参观的游客着实吓了一跳，轿车却悠然转入停车场了。这地砖铺就的地面，咋就不怕碾压了呢？
2003年1月记
坤宁宫前（1）
坤宁宫前——关于故宫室内装潢陈设及其他
一
记不得去过多少次故宫了。每次陪友人游览，心中都有种压抑和怅然的感觉，难以一下子说清楚。细细想来，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紫禁城的建筑太单调呆板乏味，浸透着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的威严。初来乍到的人，会被它巍峨连绵的殿宇群落所震慑：悠悠蓝天之下，黄瓦红墙、白石基座，额枋上青绿和金色基调的彩绘，与老北京城灰黑低矮的建筑群落产生强烈的反差对比。看多了，却无非是十五个庑殿式、八十多个歇山式、十来个攥尖式和一二百个硬山式屋顶的组合，几十个大大小小连环相套的封闭四合院单调地重叠，在七十二万平方米的面积上平平地展开，像个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呆呆地趴伏在大地上，以至天子们也大感腻味。为了日常起居时调剂生活，另在紫禁城西侧挖湖堆山，建造了碧波潋滟、白塔高耸的三海景区，还在西郊乃至承德盖起离宫别院，以打发消闲的大好时光。二是宫中珍藏的极品文物早被运走。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博士参观故宫后直率地说，论东西是台北的好，论建筑是北京的好——因为紫禁城本身就是件大文物。1933年初山海关失守，日本军队迫近华北，国民政府将故宫所藏历代传世的数十万件重要文物装成13427箱又64包，搬迁至南京。当时限于运力，明清宫廷家具，尤其是皇帝宝座，太大而无法搬运；有的是限于眼力，认为是伪品的弃置不运；或是按照当时的评价标准，认为不太重要的，比如藏传佛教文物，也没有运走。 鲁迅当时在《申报》上撰打油诗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辗转迁徙至四川，直到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60余万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包括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书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其中最著名者，如玉器中的新石器时期鸟纹玉饰，汉代的玉角形杯、玉辟邪和清代的翠玉白菜；青铜器中的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瓷器中的宋代汝窑莲花式温碗，明代景德镇釉里红菊花大碗、宣德年间的宝石红僧帽壶；书法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怀素的《自叙帖》，苏轼的《寒食帖》；绘画中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范宽的《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以及古籍善本中的宋元刻本，都是无上珍贵的国宝。余下的文物， 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另有少部分被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我们知道，时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超过100万件，其中20余万件是解放后陆续汇聚到故宫的。有的是解放后用重金从民间收购的流失品，比如三希堂法帖中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的《伯远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有的是收藏家捐献的，比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历来秘不示人。而故宫院方单独售票的珍宝馆，其展品水准，并不见得特别高明。
游录音机，因此早就不需要人来讲解）。加上千千万万潮水般涌来退去的游客，把金銮殿的汉白玉台阶棱角打磨得溜光且凹陷，还到处留下痰迹、废物，使得高贵的皇家气象大为逊色，令人扼腕叹息。博物院为了保护文物，就用竹片钉成简易的架子罩在石阶外，虽然行之有效，但看上去粗鄙不堪，踩上去更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各宫各殿，一律使用落伍的铁门别儿加弹子挂锁，细微之处，流露出这里的文物保护缺乏专业水准和认真的考虑。——北京实在是皇家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也就不当一回事儿，直到最近，2003年1月，我还看到颐和园排云殿的殿堂里，负责室内管理的工作人员，在紫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