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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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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指挥原则。
  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要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4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 “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4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则担心红军走后,敌人残酷劫掠,对红军的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丢失了中央苏区。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2)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地反对守地或略地。在必要的时刻,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不仅不反对争夺地盘,而且要求坚决地争夺地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更是高度重视,全力经营。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背靠苏联,西南与华北接壤,南与山东隔海相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为经营东北,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中共中央派出4名政治局委员、20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抽调11万主力部队和可以组建100个团的干部,昼夜兼程挺进东北。
  蒋介石同样非常看重东北。在驻华美军帮助下,国民党军25万多精锐部队开进东北,抛开“停战协议”,不顾一切,沿铁路线向北猛烈攻击。蒋介石要用军事进攻的胜利逼中共在政治上屈服。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1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1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
  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一个人背着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掉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就保住包袱。毛泽东所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
  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的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守备兵力。刘伯承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蒋介石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3)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其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
  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
  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地把握了其中的尺度。
  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国民党军占领153座城市,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座城市歼灭敌人1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攻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
  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
  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个半旅,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共占领解放区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的伤亡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赢得了作战行动的高度自由,能够避开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避免死打硬拼;能够迫使国民党军在分兵守备城市的过程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暴露弱点;能够有效缩短自己的战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放手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用放弃城市换来了敌我作战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下降到370万。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直到此刻,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他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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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4)
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部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度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
  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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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1)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始见于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而毛泽东则指挥3万多红军反“围剿”,结果让蒋介石吐血而归。后因毛泽东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解除兵权,两人暂时失去了在战场上直接对话的机会。
  到1935年1月,毛泽东承担起统帅3 万多红军走出险境的艰巨使命。而蒋介石则亲自指挥40多万国民党军,再次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围追堵截。于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在川、黔、滇、康的崇山峻岭中,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毛泽东再次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遵义,这座黔北古城,北靠峻岭娄山,南临湍流乌江,西面就是名扬四海的赤水河。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遵义,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出山”欢欣鼓舞。会议采纳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所打的第一仗,竟然很不顺利。
  1月19日,中央红军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派出模范师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通道。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下伏击圈,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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