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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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弱小的民族若要强大起来，这种舍生忘死的执着精神必不可少。日本人常说“像死人一样地活着”，实际上也是在强调一心一意地为目标奋进，而这个目标是否正义，则不在考虑范围内，至于这个目标在实行过程中遭遇的道德良知的羁绊，更应被果断地抛却一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军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会表现得如此残忍。
一个弱小的民族若要强大起来，单靠全身心奔赴目标的精神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被严格地组织起来，对天皇的崇敬让日本人在信仰上团结一致。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日益强大起来，却无法改变整个亚洲此时已沦为西方列强竞相追逐的猎物的事实。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市场，正苦恼于自家狭小面积的日本，将视线转向日渐衰落的邻国，侵略的野心，“我不杀人，人便杀我”的忧虑交织在一起，很快，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思想确立起来，日本举国皆兵，空前团结。军人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趋于一体，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力量之源，从前适用于武士们的武士道思想一下子成为全民适用的思想。武士不畏死，在二战战场上，除了暴虐外，日本人给人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就是不怕死，日本的军队对医疗设施漠不关心，对伤员大多不管不问。
每个日本人心中都有一个武士，而在盛行于江户武士间，集中论述日本武士道思想，也是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叶隐》中曾这样说道：“所谓武士道，即决意一死，当汝处歧路之时，应速择死路。……好生恶死，虽生犹为懦夫，未达目的而死，虽为徒死，绝不为耻。”
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打了败仗的人是要切腹的。进谏不成要切腹，未完成君主交托的使命也要切腹……即便在现代，切腹而死对日本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通常的求死之人不同，武士们期望用死亡展现自己的勇气，在他们眼里，切腹因极度的痛苦而崇高，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
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起一系列完备的民主制度，防止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军国主义思想在失去了生长土壤后依旧穿梭在人们心间，像武士那样生，像武士那样死，依旧为日本人称颂。和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等人并称为20世纪四大代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就在正值壮年之际，用切腹的方式自杀身亡。在这个一生都为日本古典美所倾倒的文学家眼里，切腹是最能表现男子之美的死亡方式。
三岛由纪夫切腹，曾经被当时的日本舆论视为笑谈。事过境迁这么多年，忽然地，三岛由纪夫的形象被日本人重塑了起来，并被抬至到了一个偶像的地位，他的切腹故事又重新成为日本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显然，让日本人轻易忘却那已经植根的武士道，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曾经，军国主义把日本人变成了战争的机器，日本国民也被打上了军事强人的烙印。这种暧昧的关系，很难彻底划清界限。日本武士道在根性与时代性间到底何去何从，岂是一言半语所能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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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1）
强者和强者总是难以相容，苏我氏和物部氏终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双方各有自己拥护的，流着自己血脉的皇位继承人，为了长久的利益，握有国家财政大权的苏我氏和掌管国家兵权的物部氏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纷争。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被四方国家恭称为“天朝尚国”，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有目共睹，它的光芒曾一度掩盖住周边国家的光彩。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文化就好比日本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养分，日本只有大口地吮吸中国文化才能强壮自己。
明治维新之后，制度的优越让日本的实力迅速膨胀。至于日本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选择和西方列强一起欺凌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亚洲各国，原因复杂，头绪纷繁，绝不止“西方文化刺激”、“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等几句简单的话所能涵盖。
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大，不代表日本文化产生自中国文化。公元600年，第一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制度典章。而在此时，在日本民众间有相当号召力的除了天皇以外，还有“连”和“臣”这两大氏族。连氏家族本是国家宗教事务的掌管者，一直兢兢业业地为皇室服务；臣氏家族则自有大片土地，只是鉴于形势变化，接受了皇室统治。
大化革新前的日本，带有颇为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从《古事记》的故事中便可见一斑。神话总会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譬如中国神话中的天庭和玉皇大帝就和现实中的朝廷和皇帝两相呼应；希腊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神话中的神后赫拉也开始嫉妒丈夫宙斯的情人。在《古事记》中，天照大神的父母尚是兄妹，这说明在当时，近亲结婚还不像今天这样让人难以接受，人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伦理观念。那时的日本男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拥有众多妻子，妻子们虽不能像丈夫那样公开拥有数位伴侣，却可以秘密地接待情人而不会有半点道德上的不安。
在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孩子自然只能由各自的母亲抚养，血浓于水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兄弟姐妹的关系和普通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既可以自由自在地结合，也可以没有半点顾忌地相互残杀。
日本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着，随意挥洒着自己的性情，从没有想过用道德秩序约束自己的家庭婚事，这在今天的人看来多少有些混沌，也和后来重等级、重规范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早期人类往往都因为血缘的关系走到一起，结为氏族。为了扩大氏族的规模和影响力，联姻向来是不错的办法，尤其在那个缺少道德伦理制约的时代，这种联姻更是被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譬如某个族长将女儿成功嫁给了皇子，以便和皇族沾亲带故扩充势力，为了巩固这种“血亲联盟”，这个族长还可以安排女儿与皇子生下的小孩和皇子其他夫人所生的小孩结为夫妻。而若推敲起这“其他夫人”的出身，有时又会发现她们竟也是族长的女儿。几番复杂的联姻后，皇族的权利便会不声不响地落入族长手里。
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皇室长期以来都没有建立起像中国那样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皇室兄弟，从道理上说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就让手足相残的事件屡屡上演，皇室内部的暗潮汹涌、血案不断让天皇制就好比一座建立在沙堆上的城堡。因此当日本遣唐使在了解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后，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让天皇制度更加巩固。
公元6世纪时，臣氏中的苏我氏势力日趋强大，将其他氏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苏我氏之人好创新，喜开拓，对外来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连氏中崛起的，足以和苏我氏相抗的物部氏则截然相反，执掌国家宗教礼仪事务的物部氏格外尊崇传统，在日本越来越受欢迎的佛教在他们眼里，无疑有碍传统的纯粹性。
财富是战争的后盾，而善于吸纳吞吐新知识的总是比保守封闭的壮大得更快，物部氏最终溃败下来，眼睁睁地看着苏我氏推选的皇室继承人登临天下。
而更让苏我氏得意的是，在连年纷争中衰败下来的不只有物部氏，还有天皇家族，一时之间统领整个日本的大权一下子都倾注到苏我氏手中。崇俊天皇试图从权臣苏我马子手中夺回权利，没想却招致杀身之祸，公元592年，苏我马子除掉了崇俊天皇，另立推古女皇。值得一提的是，崇俊天皇和推古女皇都为苏我马子的两个妹妹所生，而他的这两个妹妹又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后。
苏我氏在争夺权利上以狠辣著称，但崇尚新知的苏我氏的统治却为日本文化带来了不少的新鲜空气，没有了保守的物部氏从中作梗，日本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容光焕发。而今天的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精通学习他国先进之处，也和苏我氏的统治观念不无关系。在天下为少数人掌握的时代，居于上层的统治者的行事风格往往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
公元593年，厩户皇子被定立为皇太子，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汲取他国新知的魄力一点不亚于苏我马子，他关注着日本周边国家的发展形势，中国的统一和朝鲜的强大让他意识到，王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不顾被氏族权臣废弃谋害的危险，在执政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积极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
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2）
圣德太子后的几任天皇为了一改国家的混乱状况，都做出了不小努力：孝德天皇进行了大化革新，在学成归国的遣唐使的辅佐下，大规模地将中国封建制度引入国家；天武天皇实行皇亲政治，将长久以来为权臣掌握的大权重新收回皇室手中，并大力支持佛教。公元700年登基的文武天皇模仿唐律制法……日本的封建制度也在一次次的改革中确立；完善，到了8世纪末，日本的庄园经济初具雏形，而这种经济正是后来孕育出武士阶层的土壤。
险恶的宫廷斗争在百多年里从来没有因改革的推进有所缓和，朝廷内倾轧不断，皇子间手足相残的悲剧不断上演，天皇和权臣的对峙也动辄掀起血雨腥风，之后藤原氏通过联姻的方式逐步取得了实权，以关白的身份管理国家大事，开启了摄关政治的时代。
藤原氏和苏我氏不同，他们对强盛国家没半点兴趣，却对盘剥贪污等聚财之事颇有天赋，他们好享受，大兴土木，最擅长以权谋私。公元988年，忍无可忍的下层百姓联合起来，浩浩荡荡地到朝廷控诉藤原氏的罪状，与此同时，各地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
武士阶层就在这举国哀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悄悄形成，他们本是庄园主为了对付“不安分”的农民培养起来的私人武装。武士以战为生，战争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朝廷因战而疲弊，百姓因战而困苦，庄园也在战火中毁灭，只有武士在战争中强大。10世纪，武士中的佼佼者已开始在朝廷中大显身手；12世纪，整个日本已没有哪支力量能和武士抗衡，军人专政的幕府应运而生；13世纪，镰仓幕府甚至控制住了中央朝廷。
虽然在以后的百年间，幕府的统治几经沉浮，但其力量却一直不可小觑，而在战争此起彼伏的日本，武士阶层更不容轻视。
15世纪后半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乱世出英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些武士身份的传奇人物在执掌政权时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天道”，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可以在充斥着血腥和谋略的疆场上生存下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中豪杰，就是因“天道”在庇佑，天道深不可测，那些溃败失权之人只是为天道放弃之人。
天道说在这些乱世英雄的宣扬下很快深入武士们的内心，而既然这些人杰是天道的承担者，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和高深的“天”作对，拥护他们的统治，为他们效忠才是顺应天道的明智之举。而对那些战争中的失败者来说，他们也大可以用天道安慰自己，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在乌江发出响彻天地的痛苦呐喊：“此天亡我，非战之罪。”
在那个今朝不知明朝生死的年代，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征战杀伐之中，活着是侥幸，死亡是命运，在遍地死亡的残酷现实面前，无论高尚低劣，无论勇敢胆怯，无论聪慧愚蠢，人人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人力是渺小的，在生死间的全力挣扎敌不过无形无际的命运之神任何一次小小的戏弄。胜者不知自己因何而胜，败者也不知自己因何而败，所谓“天道”，原是迷茫之情的汇聚，是对人之哀伤的叹息。
武士们用“天道”麻醉自己，以便忘却对死亡的恐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死的时候不死便是耻辱，死期未到即便身处险境也必能逃生。朝廷和将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光，或苟延残喘，或疲于奔命，但政治的传统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仿佛矗立在湍急流水中的磐石，冷冷地看着人间变幻。
拥有大量登记过的土地的领主被称作大名，每一个得势的大名都迫不及待地要为争战而来的领土正名，为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中央。守护职是大名们最希望得到的官位，一朝为守护，便可名正言顺地掌管领地上的军事、交通等重要事务。在古代中国，一些强大的封国会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迈出雄霸天下的第一步，日本战国时代那些野心勃勃的大名，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在中央担任要职——巩固自己的权威。
织田信长遭遇部下明智光秀的叛变，在本能寺的熊熊烈火中自杀时，已经是右大臣了。右大臣即太政官的长官，有着和左大臣相同的权利，在左大臣不能料理政务时，右大臣便可取而代之。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担任过这一职位，而曾为织田信长部下的丰臣秀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织田信长死后，不仅迅速地平定了明智光秀的叛乱，还完成了信长未竟的事业：一统天下。
1586年，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太政大臣。在日本，太政大臣是国家的最高官员，位高权重，以致若暂时没有适当的人能担任此职，宁可空缺。战国时代的另一位豪杰德川家康也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1598年，德川家康借秀吉病故之机，开始了对丰臣家的进攻，并于1615年彻底结束了丰臣家的生命。此后不久，《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出台，依靠着这部法度，幕府再次成为国家的实权派，就连朝廷都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帷帐，天皇除了在任免官员，制定历法，更改年号上能施展权利外，完全没了用武之地。而大权在握的幕府却耀武扬威，可以堂而皇之地绕过朝廷实施政事。
朝廷对幕府来说早已没有了威胁，但聪明的幕府却深谙“物尽其用”之道，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