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还支持日本对清政府开战，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开化落后、传播文明”的正义行为，将日本美化为文明的带路人、光明的使者，以此来充实其“弱肉强食”的文明论。在《时务一家言》中，德富苏峰阐述了“弱肉强食”理论，认为强大的力量即使是无理的也必将征服弱势，要想实行“道理”就必须有实行的实力，并表明自己归于“权力”的立场。德富苏峰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同时，他还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引入自己的文明论中，主张领土扩张和军备扩张。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5）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出“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论调之后，德富苏峰开始回归儒学，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表现。1898年，德富苏峰发表了《读论语》，在对《论语》进行透彻的分析后，他认为孔子多次提及的“礼”就是社会秩序的代称，由此可以看出德富苏峰试图从传统儒学中寻求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对“忠君爱国”、“皇室中心论”、“家族”等概念进行了再分析。德富苏峰的做法是典型的对传统思想的恶用，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其人格的断裂。
　　大正时期，德富苏峰开始彻底批判西方先进思想，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体现。“思想中毒”的观点也是德富苏峰在重新认识西方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1916年德富苏峰在《大正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中，对曾经让他受益匪浅的曼彻斯特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曼彻斯特思想的形成背景决定了其思想的性质，在英国人的常识和英国国情下产生的曼彻斯特思想如果应用于社会背景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国家实力不同的日本，很可能会使处于民族自觉过程中的日本国民再度沉睡，以致阻碍日本的发展。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如果扩展就变成世界同胞主义，缩小就会变成个人独尊主义，是十分不适应日本的国情的，日本也应该有适应自己国情的思想主张。
　　德富苏峰对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和吸收称为“思想的中毒”。德富苏峰之所以提出“思想中毒”的说法是因为他看到大正时期的青年对明治初期引进的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曼彻斯特学派思想还在积极地吸收，并将大正青年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淡薄归结为是受明治时期“思想中毒”的影响。他将此比喻成父母的因果报应落在了子女的身上，德富苏峰这一时期的思想与青年时代主张的“纯粹泰西主义”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德富苏峰还分析了大正时期日本的国情，他认为，日本国民目前正处于思想意识的自觉阶段，自己应该担任唤醒民众自觉心的主要职责。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社会改革给日本民众思想界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思想界一度出现混乱的状况，甚至毒害了大正时期的青年们。这种思想混乱直接导致了国民思想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他认为大正时期的青年们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必须唤醒青年的自觉心，就成了德富苏峰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在德富苏峰从一个“纯粹泰西主义”者转变为彻底批判“泰西主义”，并将国民吸收“泰西主义”的行为视为“思想中毒”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外来思想要想在陌生环境里存在、扎根是十分困难的，成为主流思想更是难上加难。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外来思想乘机涌入，任何一种外来思想都需要经历质疑、研究、接纳、学习、发扬的过程，但是能最终走向发扬这一步的是少之又少，这就更进一步说明精神层面的文化转型的艰巨性。旧的信仰已经消失，新的信仰还未建立，在旧观念没有破除，新观念没有生成的情况下，外来思想的涌入能够帮助人们找到思想或信仰上的归属，对外来思想的狂热崇拜也源于此。但是当外来的思想在短时期内无法整合混乱的思想界，甚至成为思想界更加混乱的原因的时候，回归传统思想的现象就开始出现。
　　但是回归传统思想往往都是建立在对外来思想的批判基础上的，即使外来思想是先进的，也难以抵挡人们向传统思想的回归。德富苏峰认为日本国民对欧美进步思想的吸收是“思想中毒”，就是其回归传统思想、诋毁进步思想的表现，也体现了德富苏峰思想上的保守和落后性。在社会转型期，“苏峰类”知识分子的存在并非少数，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以防思想界出现保守和倒退。
　　德富苏峰还将“功利的个人主义”看成是导致思想界混乱的思想因素之一，因此他对“功利的个人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欧美的“功利的个人主义”就是“浅薄的功利主义”，把人们对它的信仰和吸收说成是中了功利主义的毒，把“利己主义”看成是宗教的一种，并称其为“利己宗”，进而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认为，引自欧美的利己主义很有可能演变成全民的拜金主义，导致国民不再“忠君爱国”。他还认为明治时期引进的“浅薄的功利主义”就是明治社会的病根，因为在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即使没有引进新的思想，也会出现思想界的混乱，但是引进了新的思想也并不一定会拯救混乱的思想界，很有可能使思想界更加混乱，导致日本国民忘掉自己的本分。可见德富苏峰认为新思想的流入并不是造成思想界出现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新思想是思想混乱的“助长剂”。在德富苏峰以为整个日本社会都处于“思想中毒”状态时，就必须要和自己以前主张的思想划分界限，由此他脱离了欧美思想，曾经吸收过的先进思想也随之被割离。
　　1896—1897年，德富苏峰出版了《将来之日本》和《新日本之青年》，标志着青年期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1916年，德富苏峰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增订和修改，写成了《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这一事件说明德富苏峰思想发生变化的事实。日本学者隅谷三喜男归纳了德富苏峰思想变化的过程和特点：如果把甲午战争前后的思想转变看作是德富苏峰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化的话，那么《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则是其思想上的第二次变化。这两次的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变化时德富苏峰的思想虽然转变为提倡“军备社会”，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平民主义”、“生产主义”与“和平主义”；但是第二次变化时德富苏峰的思想已经完全背离了他的出发点，彻底抛弃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在这两次变化之后，德富苏峰便开始回归传统思想，企图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找到整合国民精神的动力，并“恶用”传统思想宣传对外扩张，在其教化下的国民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直到二战结束，德富苏峰都是利用儒学为思想工具充当政治体制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来发挥他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的。
　　德富苏峰的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国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其“皇室中心主义”、“忠君爱国”、“大日本膨胀论”、“国民主义”的鼓吹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自居，纷纷响应政府号召，为日本军力的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从此日本落入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深渊。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五、理想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1）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意志，“国家魂”必然生存在多数人的共同意志之上。个人意志和“国家魂”两相作用，国家魂总要透过个人意志、团体意志表现出来，国家魂是凌驾于君主贵族意志之上，是一种民族精神。国家魂伟大，民族才能伟大，国家魂萎靡不振，民族也必然衰颓。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嘉仁天皇继位，日本进入了大正时期。从表面上看，大正时期相对稳定，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明治初年那个脆弱、落后的国家，对外战争的接连胜利，让它格外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量的欧洲人涌向日本，他们为日本带来了财富，也为日本带来了民主自由的气息。
　　但大正时代又隐藏着动荡和不安，日本已经完成了近代化改革，有实力和那些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一较高下，但它要向何处发展，是否能够应对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依然困扰着每一个人。夏目漱石在小说《心》中感叹，明治精神发于明治天皇，也终于明治天皇。受明治精神影响至深的日本知识分子突然感觉到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
　　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的埋首于学术，探究“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不问世事，超然于时代；一种是满怀热情地投身时代，融入社会大环境。而他眼中最为理想的知识分子既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又不会被政治淹没。他要关心现实社会，要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专业性；他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但不能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丧失人格、思想的独立。既不刻意参与政治，又不刻意和政治隔绝开来的苏格拉底，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在平静地酝酿着大动荡的大正时期，日本就不乏这样的理想知识分子，吉野作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方面关心政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走向，一方面又十分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独立性，避免牵扯到复杂诡变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他游刃有余地在“政治”内外穿梭，深入到它的内部去了解它，又站在它的外面审视它、分析它、引导它。
　　“民本主义”是大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理念，它的主倡者正是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同意他老师小野冢喜平次的观点，认为政治绝不是少数“为政者之术”，它事关所有国民，为全体国民所有。他将日本置于大的国际环境中思考，对日本天皇至上的政治结构不满，并力求改变这一状况，在日本推行宪政，希望“以民为本”的理念能够渗透至日本政治的方方面面。
　　“政治体系”是政治学的核心，也是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政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好比一个大型工厂，需要厂房——“环境”，有原材料的引进——“输入”，要制造产品——“转换”，将产品卖出——“输出”，还要征集消费者意见——“反馈”，只有每一步的工作都做到位了，才能运转自如。若要落实每一步的工作就必须要有完备的制度——“政治结构”作保障，还要让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政治角色”，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体系是国民、选民、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共同组成的，一旦这些人开始进行政治活动，例如投票选举、缴纳税款、讨论时事，或为谋求政治利益结成某种集团时，他们就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政治角色”。每个人都有政治性的一面，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是无稽之谈。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中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政治权原本就不应由天皇一人，或由少数人组建的统治集团独享。
　　正如一个工厂不可能与世隔绝地生产产品——它需要考察市场大众的需求，还要和其他工厂竞争、联系，例如从别的工厂那里买进原料，同样，政治体系也不可能绝对独立地存在，它总要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政治体系影响社会的途径多种多样，影响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政治体系的“输入”过程就是国民政治要求传到统治者耳朵里的过程，如果统治者认真对待这些要求，并为此制定相应政策，就是所谓的“转化”，尽管这些政策并不全都如国民所愿，也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政治体系的“输出”，就是政策在社会中的实现，“输出”总不免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其结果也多少会和最初的设想有出入，但无论结果如何，它必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反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反馈”。
　　吉野作造时代的日本，虽然西学盛行，但对绝大多数习惯了被动接受“为政者之术”的平民百姓来说，拥有政治权利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最多对政策发几句牢骚、几声感慨罢了。如果将这些牢骚感慨当作民意，统治者并不会对此十分留意，在大多时候，高高在上的他们也听不到民意。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就是从力求将民意“输入”政治体系开始的。
　　1900年9月，吉野作造成为了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欧美等国的###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接触了不少社会主义政治学家的学说，认识到深入了解现实政治的重要性，而对现实政治知道越多，他就越来感觉到民主的必要。小野冢喜平次对吉野政治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他让吉野作造认识到“政治是为政者之术”一说的不合理性，也正是他的“众民政治”，启发了吉野“民本主义”的诞生，让吉野在后来一直坚定地主张政治必须“尊重多数人的利益与意向”。1928年，年逾半百的吉野在回忆起大学生涯时，还念念不忘小野冢喜平次，称他为让自己“大开眼界的第一恩人”，并称小野冢喜平次的“众民主义”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野冢教授这样定义自己的“众民政治”，在其《政治学大纲》中，众民政治就是为民众的福利着想制定政策，同时必须把尊重民众意向为决定政策的前提。小野冢教授点燃了吉野作造对政治的兴趣，他的政治观点又深深印刻在吉野脑中，对比着日本政治的实际情况，吉野认为国家利益才是政治学要服务的最终对象，对人民利益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国家长久地生存下去，强大起来。如果不能把国家的利益当作前提，国家中人的生存便没有保障，日本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明治后期盛行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开放的，多元的，吉野一直有意识地汲取其他政治理论的精华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黑格尔的哲学颇有研究，1904年9月，26岁的吉野发表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