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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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德富苏峰出游欧美，欧美强大的实力增强了他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在1896年的《国民新闻》上，德富苏峰发表了《关于游历欧美，告江湖诸友》一文，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曾经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的一个转机，能使日本介入世界政局，拥有处理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借此机会，能够引导世界了解日本，日本了解世界。德富苏峰游历欧美是其思想发生变化的行动表现。他游历欧美的目的是想考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状况以及拉拢与欧美各报界人士的关系，希望能让世界各国认同日本的国际地位。德富苏峰在谈及日俄战争问题时，也强调：要使交战双方以外各国对日本抱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由于德富苏峰与自由党之间的关系恶化，在选择依附对象上就只能是与伊藤博文等自由党对立的藩阀政治家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贵族院议员近卫笃和二条良基。德富苏峰“打破藩阀”的“平民”主张也缩小为反对伊藤博文内阁及自由党。《国民新闻》逐渐失去了其创办宗旨“批判藩阀政治”的功能。德富苏峰通过将报业的经营规模推向全国，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或秘书是其追求政治权力的具体方法，此后德富苏峰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围绕这两方面展开。尽管德富苏峰担任政府官员不久就辞职了，但是这一时期的德富苏峰已经不同于大社义塾和民友社时期的德富苏峰，其人格已经从独立转化为依附，发生了明显的断裂。
德富苏峰为了融入政治，掌握“权力”，在山县有朋内阁第二次成立后，与山县派藩阀势力进行合作，成为其人格断裂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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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3）
1898年，第二次山县内阁成立。山县组成之初面临着甲午战争后的战事处理和战后经营的问题，山县内阁采取了增加税收和扩充军备的方法来拉动国内经济，增强军事实力。德富苏峰在舆论上支持了山县内阁，这种做法与其青年时期所提倡的“平民社会”的理想显然是相背离的。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主张的“平民社会”提倡生产，反对武备；提倡和平，反对战争。但是在其观念发生转变之后，提倡的生产转变为对政府扩充军备政策进行辩护。这是德富苏峰在权衡“道理”和“权力”之后作出的向“权力”屈服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德富苏峰进一步向权力靠拢所表现出的人格的断裂。1901年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后，德富苏峰做了桂太郎内阁的外援，完全变为一个“御用记者”，《国民新闻》也沦为“御用新闻”。
德富苏峰逐渐向“权力”靠拢，担任了内阁的智囊和秘书，为内阁辩护。在进入大正时期之后，德富苏峰的参政欲望越发强烈，其人格断裂也表现得更加明显。1910年，受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委托，德富苏峰赴汉城参与制订朝鲜的新闻政策，并担任了《京城日报》的总监。《京城日报》是日本在朝鲜设置的殖民统治机构总督府的机关报，总督府是带有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殖民统治机构，德富苏峰就任其机关报的总监，事实上就成为了殖民统治的打手。他还把《京城日报》当作东京《国民新闻》的“分社”，来帮助日本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这一举动完全违背了他青年时期主张的国际协调秩序理论，并已经融入政府的殖民统治中。德富苏峰将《国民新闻》和《京城日报》作为其为政府服务的阵地，为政治权力人物公开辩护，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秘书，在《京城日报》的运作方式和经营态度上可以看出此时的德富苏峰其人格已经彻底断裂。
不久，寺内正毅总督与德富苏峰签订了《关于新闻政理合同书》，其中的规定已经说明《京城日报》的性质和与《国民新闻》的关系。条款中规定《京城日报》以总督和总督府为本位，配合其完成在朝鲜的统治，明确了《京城日报》的殖民统治工具的性质。并规定其所需资金由总督府承担，但是编辑、经营、人才供应均由国民新闻社承担。德富苏峰实现了东京《国民新闻》在殖民地设“分社”的目的，为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1913年，寺内正毅与德富苏峰就《京城日报》的组织形式签署了《有关合资公司京城日报社合同书》。合同中规定了报社的经营形态为股份公司，总资金为7万元，其中由德富苏峰出资1万元，寺内正毅出资6万元。由此可见，由德富苏峰出面经营的《京城日报》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总督府，资金上的依赖就导致了德富苏峰人格上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报社与总督府之间的关系，为《京城日报》成为统治工具，德富苏峰成为殖民打手奠定了基础。自此，德富苏峰频繁来往于东京和汉城之间，从事报业的政治活动，为日本政府效力。东京的《国民新闻》不再是“推翻藩阀统治”的有力武器，德富苏峰将其作为政府的机关报为政府辩护，朝鲜的《京城日报》则成为总督府的机关报对总督府负责，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辩护。
在日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富苏峰与当时《京城日报》的社长阿部充家联手，以东京的《国民新闻》和朝鲜的《京城日报》为阵地加强了战时的报道体制。在日本是否与德国开战问题上，《国民新闻》认为日本完全有实力与德国一战，并积极地予以支持。国民新闻社的常务理事给京城日报社社长写信中也提到，在战争已经波及到东京之后，日本出动3个师，其中2个师团被派往青岛，1个师团被派往中国的北京、天津、广东、福建以及长江流域，国民新闻社主张发行新公债来支持日本军队的出征。作为创办者的德富苏峰时刻掌握着国民新闻社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德富苏峰也是支持日本参战的。青岛陷落，日本占领胶东地区之后，阿部充家派《京城日报》记者前往青岛，并指出如果以记者的身份不能进入青岛，就以少将随从的身份进入青岛。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通信，就派人到青岛地区做实地考察，将日本对青岛的整顿情况记录下来，等允许通信之后再发回京城日报社，这样京城日本社才能及时掌握前线动态，在报道上占有优势。京城日报社将报社的兴衰与殖民统治者的具体经营活动联系起来，使自己在信息的获取方面优于其他报社。《国民新闻》和《京城日报》的类似做法，将其联合报道的帝国主义侵略色彩也显露出来。《国民新闻》对战争的支持，与京城日报社的合作都表现出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
1911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前，德富苏峰成为贵族院议员，直接参与到了权力中心，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德富苏峰与桂太郎关系密切，被称为桂太郎的侧近，曾经在舆论上多次支持桂太郎。在以后的诸多著作中也表现了德富苏峰的政治立场，他从来都是把桂太郎定位第一，将《国民新闻》定位第二，《国民新闻》成为桂太郎政治立场的扬声器，德富苏峰成为桂太郎的发言人。
在桂太郎内阁下台之后，德富苏峰继续向政治靠拢，处处为内阁辩护。1916年，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当时的很多家报纸联合批判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是历史的倒退，是“官僚阀族”的再现，并积极要求实行宪政。在多家报纸的反对声中，《国民新闻》积极发挥政府机关报的作用，为寺内正毅内阁辩护，称只有天皇才能任命首相，是否实行宪政也是由国民做主，政党不是国民唯一的代表者。很明显，德富苏峰是利用了天皇的权威来压制反对寺内正毅内阁的呼声，让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趋于合理，这也表现出他回归儒学的一面。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与寺内正毅断绝了关系，开始集中精力撰写《近代日本国民史》。这一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表现已经从靠近政治、积极从政发展到对国民进行教化，将它的“皇室中心主义”和“国家认同”观念传递给国民，将国家推向战争。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4）
整个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断裂特点就是直接参与并策划了殖民统治的新闻政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通过与藩阀势力的合作，其政治立场与内阁立场保持一致，他直接参与政权，利用传统儒学为内阁进行辩护，利用“皇室中心论”教化国民。
昭和初期，德富苏峰继续用“皇室中心论”和“国家认同”理论教化国民，并通过著书和演讲等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1936年，德富苏峰担任了大日本国史会的会长。1938年，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鼓吹“皇室中心论”。次年出版了《昭和国民读本》，重新阐释了儒学，并宣扬对外侵略扩张。之后，他还和头山满、松井石根向近卫文首相提交了《即时缔结三国同盟建议书》。1941年，他出版了《皇道日本之大道》，继续鼓吹“忠君爱国”和帝国主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德富苏峰在东京各报社联合主办的国民大会上发表了名为《兴亚警钟》的演讲，鼓吹战争。1942年，他出面担任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同年，又出任日本新闻界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在鼓吹战争、教化国民的同时，还积极配合政府对国民进行文化管制。在这一时期，德富苏峰公开鼓吹对外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言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导致行为的变化，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其思想的变化。因为思想是一个人一切行为的支配力量，人格的变化也受思想变化的影响。在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的作用下，人的行为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思想的形成与变化都受现实社会具体情况的影响。
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的变化，和他对日本社会现实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有关，也和他在“自我认同”方面出现的思想危机有关。一个人自我认同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在追寻自我、认知自我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偏差，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自我认同危机。德富苏峰发生自我认同危机的时代，日本受到西方影响，主张全面欧化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德富苏峰产生危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原因。“自我认同”扩大到整个国家就会产生“国家认同”，国家的认同就是追问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日本社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自身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都会影响到个人的认同观。德富苏峰思想的变化，就是“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危机的体现。
思想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有利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将社会推向危险的不利因素。德富苏峰在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思想的先进方面的同时，也吸收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反动思想因素，即经济上对外侵略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一般说来，思想变异的合理性占很大一方面，如果它是思想家思想变化的主流，就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思想家的人格也是独立的。但是，当思想变异的非合理性占主流地位时，其思想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甚至极有可能把社会引向歧途，思想家的人格则表现为断裂的特征。
德富苏峰的早期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在加入熊本洋学校之后，开始接受西方思想，实现了他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异。在第一次的思想变异中，德富苏峰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这些思想中保守和反动的因素。因此，他的第二次思想变异就在第一次的反动思想因素的基础上开始了。
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是以他提出的“平民主义”和“平民社会”为标志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斯宾塞的启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主张的“生产社会，和平社会”的社会秩序，变成了“武备社会、暴力社会”的社会秩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完全违背了斯宾塞的理论，在斯宾塞看来，武备社会是社会形式中比较低级的，而且其最终会被文明的生产社会和继续向文明社会前进的社会形式所取代。而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由生产社会转向提倡武备社会无疑是社会的倒退，因此他的思想转变带有明显的保守、后退倾向。
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对国际社会实力的重新认识和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成为其思想变异的基础，出游欧美的真实感受促使他提出“弱肉强食”的文明论，成为其思想变异的最初表现。德富苏峰由极力提倡“平民主义”到主张对外扩张的转变是其思想变异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异也是受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虽然主张自由贸易及和平，但是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又不否认经济上的对外侵略，为德富苏峰的武力侵略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祸根。
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提倡“随意结合”、“等价交换”的文明论和“利我利他”的国际调和秩序观，但是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他的文明论和国际秩序观已经发生了转变，德富苏峰1890年发表的《日本人种的故乡》就表明他的思想有变异的趋势。在文章中他指出，日本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时机还未成熟，作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加人口数量上，争取以数量上的优势来扩张领土。这就是德富苏峰“日本膨胀论”的思想基础，同样也是其思想变异的结果。
他还支持日本对清政府开战，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开化落后、传播文明”的正义行为，将日本美化为文明的带路人、光明的使者，以此来充实其“弱肉强食”的文明论。在《时务一家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