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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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5篇内部参考稿件，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3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四、一号文件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当做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1980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召开的，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主动提出来的了。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作为一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5个一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5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1982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一号文件的肯定，顿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两年前农业文件提出“三个可以”，农民把前两个“可以”甩在一边，对后边那个“也可以”却大干特干。现在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农民又纷纷撇开其他，认定这一种大干特干，使之迅猛推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汇成不可阻挡的巨大浪潮，压倒各种责任制形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社会舆论也倒向包产到户这一边，独木桥变得比阳关道更阳关道了。
1982年，在连续3年丰收之后又一次夺得了大丰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统有分，弹性很大，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更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尽管不能公开对外讲，但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原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1）
……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新旧思想斗争
◎许人俊
我国农村的改革是引起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抛弃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伟大解放。
一、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民迫切呼唤改革，但“左”的条条框框太多，农业学大寨和大批促大干之风仍在全国盛行，从地方到中央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中央红头文件对农村改革尚未开放“禁区”，改革阻力重重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同志在全会前夕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他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三中全会接受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 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然而，农村改革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场。就在*上述讲话前，当时党的主席和管农口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等，正在主持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布置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央印发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于是，1978年，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轰轰烈烈掀起穷过渡高潮。广大农民长年累月挥镰洒汗，与大自然斗争。然而，他们的成果继续被大呼隆和瞎指挥吞噬了。
二、穷则思变。历史上穷得出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大灾之年被迫搞起了借地度荒和包产到户的试验，奏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曲。于是，凤阳和昔阳成了独木桥和阳关道的方向之争、道路之争的焦点，举国轰动。万里说：是与非，靠实践检验1978年…1979年，我国连续地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地处淮河和长江两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情况更为严重。频繁的天灾，加上“左”的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身背“凤阳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行乞度荒。1956年…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面对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人们对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劳动、共同度荒丧失信心，继续外流行乞。这一情况，在全省带有普遍性。争生存、保太平，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秋种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眼看无人下地播种，只好主持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2）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帮轰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怀念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极好，一度受到中央领导人*、邓子恢等支持，后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农民们记忆犹新。
这次，幸好县委书记开明，他体察民情，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赞成。但要求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结果试验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都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试点队未减产，而且有2个队增产。消息不胫而走，事关重大，立即招来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组。福兮祸兮，几经争论，调查组还是给予了肯定。
无独有偶，不久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发誓守口如瓶，不对外讲。如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公社干部匆匆向县委汇报，说小岗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
县委书记听完汇报后，长叹一声，摇摇头说：他们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让他们搞到秋后再说吧！
县委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大大保护了小岗。秋后小岗生产竟出现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总产量为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包产到户头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农民收入每人平均达311元。
凤阳的奇迹，使人们思想开窍，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也启迪了领导干部的思想。安徽省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中最早的一份革命性文件。独具慧眼的*，虽然刚刚复出，担任*中央副主席，但看到这份遭争议的文件后拍案叫好，立即毫不迟疑地支持。1978年，他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特地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也制定了一个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目标。
当时，两省领导态度谨慎，主张埋头干，少宣传。1979年初，当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属“禁区”。于是，记者设法将“包产到户”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报道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霎时间，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当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岁月里，安徽却实行早受批判的包产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倒退，是方向、路线有问题。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错误批判邓子恢副总理的话，责难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批评安徽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任重同志更是亲自写信，对《人民日报》报道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严加责问，并附去一份一个读者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3）
《人民日报》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省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按语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种蛮横的命令口气，绝非编者语言，自然大有来头。它既有王任重的指示，也有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批示。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即组织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蒙了，引起一片混乱。安徽、河南首当其冲，受冲击最大，实行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都暂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立即赶下基层开座谈会，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包产到户的始发区，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同志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6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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