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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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捕（3）
妈妈没有钱，所以不得不出租一个房间。这个决定对妈妈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没有其他的办法。幸好，碰上的房客不错。他大约四十五岁左右，消瘦，大个子，非常和气，尽量不麻烦我们。不仅如此，还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罐装红烧牛肉，我觉得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他经常外出，回来的时候总带一些吃的东西：蔬菜，土豆，白菜，有时还有鱼和向日葵油。我们跟他慢慢处得很好。原来他是工人出身，是个职业革命家，参加过内战，在当时乌克兰首府哈里科夫的某个中央机关工作过，而现在被派到基辅郊区建立集体农场。他经常外出就跟这有关。他天生是个善良的人，所以交给他的事情让他苦恼。夜里醒来之后，我有时会听见他在叹气，有时还有可怕的呻吟。 有一次妈妈问过他。他犹豫了一会，没有做声，但最终回答说： “我的工作非常艰难。组建集体农场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是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我必须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你们很难想象，什么叫没收富农财产，把人们从老家迁出去。这是巨大的人性惨剧。因为不仅仅有男人富农，另外还有妻子，老人，孩子——所有人都必须遣送走。你们要是看见，他们是如何跟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牲畜，自己的土地诀别，为了保卫这土地，内战期间他们站在我们一边的！看过这种场面，不光晚上会喊出来，——我愿意逃得远远的……” 但他继续作这件枯燥乏味的工作，虽然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停地抽着烟，嘶哑地咳嗽着。直到首都迁到基辅之后，我们还一直跟他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在我们区新建的大楼里分到了一套好房子。但他的身体垮了，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临死前不久他对我说： “你还小，所以你将来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不论你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曾经，并且还在承受着空前的苦难，但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惨痛的意识，即在执行上面交给的任务时，他用自己的行动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所以现在，临死之前，无法原谅自己。是啊，作这样的总结实在太可怕了……
海关检查（1）
苏联海关认真检查旅客携带的每一个纸片，我给母亲和女友的小礼物被当作走私物品没收了。 就这样，在国外半年之后，现在我要从柏林回到莫斯科。突然召回祖国一般会在苏联人的心中引起警觉：是否有人汇报了你，家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虽然发到商务处的电报中，要求我到外贸人民委员秘书处报到——那也不能排除某种诡计——免得吓跑“犯了错误的人”，免得导致他采取某种当局不愿见到的出轨行为。我们那些管理出国干部的人练出了不少这样的诡计。不过，我自己在工作方面没有重大的失误，但是，也有越轨的时候，因为我太过自由，认识了太多的人，所以在内心深处感到一些不安。 在德国工作的几个月里，我也购置了一些东西。出国之后，每个苏联人一定会买一些任何正常国家的人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大件物品他可以在国内买。但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就像半个世纪之后一样，从西方带回来的是家电——电冰箱，电唱收音两用机，收音机，照相机，丝袜，时髦的衣服等等。肥皂，牙膏，剃须的须沫和剃须刀不用带回国。这些东西家里很多。我当然买了些好衣服，买了一台电唱收音两用机，以及当时最好的照相机“康塔克斯”，手表，还有一些小东西。 在弗里德里赫大道火车站上，瓦列金·彼特洛维奇·赛列茨基为我送行。他帮我在包厢里安顿好，一直等到开车。 “真羡慕，你要回苏联了，”他说，“可是我们还得在这儿呆多久！希望你在那儿一切都好。如果有事，请告诉我……” 他还是在替我担心，别碰上某个不能预见到的意外情况了。与外国人太密切的接触都可能变成麻烦。这点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我毕竟想回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重新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这次的路程穿过波兰境内。在奥得河的法兰克福，大桥还没有完全修复。德军工兵正在桥上干活。接下来，农村地区看起来是安宁的，但城市里可以看到战争毁坏的房屋。波兹南火车站是一片废墟，而华沙则是绕道而行的，只是在远处看见了城市的轮廓。 终于到达了苏德分界线。火车没有开到桥边便停下了。一名党卫军军官以及两名戴淡绿色钢盔的士兵上了车。他们检查证件，相当仔细。但却没有检查行李。一声哨响，于是我们继续上路了。在桥上咯吱咯吱走了一阵，列车慢慢地走到了布加河的东岸。这不就是带条纹的界桩，小牌子上写着“苏联”。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小兵，穿着退了色的军服，船形帽上带着一个红星。当我看见他时，一团热气冲上嗓子眼。心里一阵快乐的痛楚，于是，不管我如何忍着，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但心里非常愉快。 但这种心情并未保持多久。火车停在了边界车站的月台旁，这里我们应该等两个小时，等着把车轮换成宽轨。 广播里嘶哑地喊着： “乘客们，请大家都带着行李下车接受海关检查……” 人们带着箱子，盒子，手提箱等等，在灰色大楼前排起了长队。从行李车里卸下来一大堆东西。所有这些都堆放在一排长长的，铁条包着的矮桌上。海关人员一个个忘我地在内衣里翻来翻去，把西服上衣和裤子的口袋翻转出来。检查像是搜查。书，报纸，杂志，信件，纸张，如果上面写得有东西，都交给一个边防军，后者将这些东西叠成一堆，然后不知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在实际上兑现“边境上锁”的口号。 终于轮到我了。在箱子里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海关关员对我说：“打开盒子。”“那里边是个收音机……”“请你打开盒子，”他严厉地重复了一遍。“这可是原厂包装。”我解释说。我实在不想剪开细绳子，撕开胶带。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跟海关官员顶嘴有多么危险。那人严厉，怒气冲冲地说：“给您说了打开箱子，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 本想给他提醒应该相互尊重，但我决定，最好不要理他，于是动手打开盒子。他看了看收音机抛光的上盖： “卸下来！” 我这才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他就要折腾我了。必须忍着。他命令卸下电唱收音机两用机的后盖，手指在线圈、灯管、电容器之间搜寻了很长一段时间，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似乎在玩一个儿童游戏：冷，暖，热…摸到一个藏东西的地方，会在我的眼里看到“热”。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挺直身子，满脸厌恶。“带了几块表？”他皱起眉头，突然问道。“这不！”我挽起西服袖子，把表露出来。“口袋里还有几块？”他从哪儿知道的，难道是千里眼？要不就是柏林有人打了小报告？但我并不害怕。两块女坤表，不过是小玩艺而已。“给母亲买了一块小表……”“还有吗？”“还有一块给女友的……”“拿出来！” 我将两个小盒子放在了桌上。 海关关员打开了一个盒子，然后又打开了另一个。“这不好……您怎么着，想偷偷把这些走私物品带进来？”我的折磨者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拖长了声音，一个字一个顿地说道。“这不是走私。我都拿出来了……”“是我要求的。并且不允许带一块以上的手表。看来要做笔录了。”现在我明白了，争辩没有用处。从自己手上摘下手表，跟一个盒子一起放在桌子上，第二个盒子盖上盖子，推到一边上——这个带给母亲。“应该通知您的工作单位。不过，算啦。我只开一张罚没收据。”这还得谢谢他，我心里骂了一句，动手包收音机。兴奋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了。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还是那样拥挤。出租车站上毫无希望排着大队。我说通了“吉斯”车的司机——官方的豪华轿车，相当于现在的“海鸥”。这种车是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生产的，所以叫“吉斯”。坐车走并不远，只要到斯摩棱斯基广场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自作主张先在阿尔巴特街角的军官宿舍里住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海关检查（2）
纽霞大婶高兴地接着了我。在我原来住的房间里，有一个空床位。我占了这张床，答应随后去海军总部补办住宿手续。我用冷水擦过身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新衬衣和一双袜子，拿着跑到纽霞大婶那儿，——她高高兴兴地接下了。然后我出发去人民委员会去报到。
给外贸部长作助手（1）
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直接结果，便是人才凋零。 这样，年仅24岁的我成了苏联外贸部长的苏德经济关系问题助手。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当时位于古比雪夫大街，综合技术博物馆的对面。我在门卫室给秘书处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对我说，过几分钟有人下来接我上去。也就是说，真的是人民委员召见。可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