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三农-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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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冉遭遇到的更惨的事是，他在为玉泉路一个客户送水途中被“偷”：那回也赶上送水高峰期，他一次出去给几家人同时送很多桶水。当他刚把水送到客人家，回头骑车时就发现水桶和送水的铁筐都不翼而飞。“遇到这样的事，只能自己赔。一个水桶就是40块钱，一个铁筐也是40块钱，这样下来等于两天就白干了！”老冉无奈地说。
“我最怕夏天，送水特费劲，每天我光喝水就得5瓶，喝水不是为了解渴，完全是为了保命。”老冉说，再累也得干，再累对顾客态度也要好，要讲信用，服务不好，人家下次不喝你的水了。现在市场竞争厉害，一个态度，一个水的质量，都关系到自己公司的声誉。老冉说自己送水时，有的客人看他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会倒水让他喝，可老冉说自己哪里敢喝。只有一次，那天老冉带的5瓶水都喝光了，可还有两家的水没送到，那时候老冉渴得不行，他刚把水放下，那家的女主人看他满头大汗，就端了杯水让他喝，老冉说了公司的规定，女主人向他保证不跟公司说，他才接过水，一饮而尽。“那是我第一次喝桶装水，味道就是不一样，甜丝丝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工作被尊重。”老冉笑笑说。
做送水工3年，一年到头，除了春节休息3天，每天老冉都蹬着他的破旧自行车，穿梭于市区的大街小巷。“苦是苦，但没有钱挣，心里头就闷得发慌。”用着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老冉觉得很踏实。
在这家水店做之前，老冉曾在一家送水公司做过，说到离开以前那家水站的原因，老冉说：“以前那个老板心太黑了，客户用11元钱买的水票，老板却要我送去只要七八元就能买的水。”因为一些客户不会仔细查看水桶上的标志，因此老板以次充好，让老冉给客户送去档次较差的水。根据几种水的进货差价，老板每天就可以从中“黑进”好几十元钱。老冉说，他曾亲眼见到老板把一个优质纯净水水桶上的标志撕下来贴到普通纯净水的水桶上。
每次看到吃了亏却不知情的客户，老冉心里就觉得特别不舒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冉毅然辞掉了那份工作，尽管他知道自己这个岁数多么不好找工作。“老实人就要办老实事。虽然这家公司条条框框多点儿，但毕竟不做坑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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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系在腰间
采访对象：孙福泉，男，29岁，江苏洪泽县王营镇人
人数总量：北京约3000~5000人左右
群体特征：写字楼、办公楼的外擦洗玻璃、瓷砖
月均收入：1300元左右
当工友将载着他的吊板缓缓放下时，孙福泉的心立刻收紧了，这是他第一次在百米高空“凌驾”于这个城市之上，他的第一反应是抓紧吊绳，闭上眼睛，身子尽量往前倾，大脑一片空白。
楼顶的工友看到他的样子，笑着喊：“都这样，习惯了就好！”当初去清洁公司应聘时，他曾拍着胸脯说自己以前在家里爬树，别人爬了一小截就不敢爬了，而他可以爬到最顶上那个枝丫，摇来摇去都不怕。他说这个活儿自己绝对没问题。
这是一幢30层的高楼，小孙手拿长长的刷子，不断地从身后的水桶里蘸着配制的药水，完成各种空中动作，他和身边的工友共用一根水管，交替使用，对刷过的墙面进行冲洗。为了能清洗到更远的墙面，他们经常要像蜘蛛一样，在高空不断地用脚腾挪身体，并倾斜着身子，让刷子能够得更远。
一根主绳、一根副绳、一条安全带、一块木板，孙福泉经常在几十甚至上百米的高空待上几个小时，有时候吃饭也要在空中解决。孙福泉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工作“脚踏实地”的人，自己这种“飘忽不定”的工作让家里人操碎了心。毕竟孩子还小，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照顾。
两年前，孙福泉由老乡介绍从老家江苏淮安到北京来当“蜘蛛人”，中间曾经转行去端了几个月的盘子，因为两份工作的收入相差很大，所以孙福泉又干回了老本行。孙福泉说，要做“蜘蛛人”，条件并不高，学历没有任何限制，需要什么样的身体素质，看看他就一目了然：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
孙福泉介绍说：“几根吊着一个木板的绳子是主绳，而两个人中间拴着安全带的这条绳是副绳。在操作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放长自己的主绳，让身体下滑操作，而同时也还要不停地扳动副绳中间的一个卡子，让自己同时不停地往下滑动。这条副绳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主绳发生意外，副绳的卡子就起到一个很关键的拉扯作用。这样不停地滑动这个卡子，在楼顶和地面工友的帮助下，让自己安全落地。”
尽管孙福泉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高空作业，但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总是让人替他们捏把冷汗。孙福泉说，目前许多清洁公司都出了事，公司已经组织他们学习了好几回，负责人说，只要做好三重防护措施，“蜘蛛人”还是很安全的。第一，要有一条高质量的主绳将他们与大楼顶部的支架连接；第二，要有一条副绳连接着身上的安全带；最后，在高空作业的时候，邻近的两个人之间还会拴上一条互联绳。
小孙说，“蜘蛛人”工作的旺季一般是在4、5月份和9、10月份，因为这两个时间段气温适中，而且不会有大风。如果在这期间以外工作，他们会密切关注前后几天的天气变化，以便作出相应安排。小孙还告诉记者，高空作业的危险其实并不只是因为工作方式，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人思想上的放松。一些干得久了的“蜘蛛人”容易放松警惕，工作时不系安全带，就很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对于他们这些高空作业的高危人群，小孙说公司给上保险他们干起活来心里才踏实，因为最近很多高空作业时意外坠楼的报道着实让人揪心。所以当时小孙来北京时，老乡就告诉他一定要找正规的大的清洁公司，因为现在不少公司都处在“一块抹布洗天下”的状态，那种一部电话、几根绳索、租间屋就营业的公司最靠不住，因为少一些对工人的保护就降低一些成本，而且外墙清洗这种高空作业方式的险种比较特殊，程序很复杂，不少清洁公司都是能省就省，当初小孙拼命要挤进这家公司，就是因为这家公司给工人都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目前很多公司却没有这个起码的保障。
“现在楼起得越来越多，清洁公司也特别多，彼此竞争很激烈。所以价格也一直往下跌，目前，每平方米只收15元，我干一整天能赚40~50元就算不错了。”小孙说有的公司还达不到这个数。
“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是讲诚信，记得去年我给一家公司做保洁。那幢楼大概有20多层，公司主管说那个窗子还有一小点儿没搞干净。让顾客满意是我们的职责，虽然我们已经落地了，但只要客户不满意，我们还是会重来一次，这是责任问题，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公司的声誉。”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孙福泉已记不清洗过多少座高楼大厦，在他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中，偶尔也会有人抬头仰望他们一眼……
端在手中的饭碗
采访对象：尹芳，女，21岁，吉林通化马鹿沟镇人
人数总量：北京约7~8万人
群体特征：在酒店、饭店、餐厅、餐馆里端茶倒水、传菜上饭
月均收入：800~1200元左右
对于尹芳来说，找份工作并非难事，京城绝大多数餐馆都贴着招工启事，她从家乡来北京一直就做这份工作，现在的她怎么说也算得上是个有工作经验的服务员，再加上她相貌清秀，口齿清楚，所以一般的餐馆都不会拒绝聘用她。但做服务员，让尹芳觉得很不踏实，因为服务员是个吃青春饭的职业，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她又该何去何从呢？
尹芳来自东北农村，来北京前，曾在通化市的一家餐馆打过工，每月能拿到500元左右的工钱，但干的活很杂，工作内容包括拖地、抹桌子、整理包厢，传菜、端茶倒水，甚至洗菜、洗碗、洗碟子都要帮忙。时间一长，一起的不少姐妹都受不了那份苦，有几个和尹芳处得不错的姐妹决定来北京打工，尹芳也跟了出来。
在北京找了一圈工作，因为尹芳只读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数工作都以她学历低为由拒绝了她的工作要求。无奈，尹芳只得重操旧业，干起端盘子的活儿。
尹芳现在工作的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东北人，尹芳说出门在外，在老乡开的餐馆里打工，老板或多或少会给她们一些照顾。餐馆包她们吃住，一个月给她1000元钱，酒水提成另算（白酒一般一瓶有1元钱的提成，啤酒有05元钱的提成），这让尹芳很满足。尹芳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周末生意比较好的时候，得加班，有时一个月能轮休一天。尹芳说自己在北京没什么亲戚，轮休的这一天也基本是在餐馆帮忙。
在餐馆工作，尹芳说忙点累点不要紧，只要能按时发工资就行。“我的两个小姐妹打工的那家餐馆就让她们睡板铺，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被子也很潮，工资还不一定能按时拿到。对她们打工的来说，不怕睡桌椅板凳、吃粗茶淡饭，只要给开工资就行。可在有些餐馆辛苦干上一个月，老板往往找茬把她开除，一分钱也不给。还有的餐馆说一套做一套，当初聘用许诺的种种优惠待遇都兑现不了。”
做了3年服务员，尹芳已经习惯了很多事情，比如称呼——“以前工作的那家川味餐馆，有的顾客叫我们幺妹儿，更多的顾客就直接冲我们喊‘喂、哎’，可能是觉得叫‘小姐’不合适吧！而现在我们餐馆因为经营的是东北菜，所以许多顾客叫我们翠花，不是有那首歌嘛——翠花，上酸菜！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的，听上去也很亲切，会让我们觉得离家不远。”
“我们餐馆最近招的大多数是男服务员，听老板说，男服务员体力要比女服务员好，而且，平时采购忙不过来时，男服务员也可以帮上忙。还有，就是有些喝醉酒的顾客会闹点事，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女服务员很难解决，有时候处理不好，反而会把事情弄复杂了。这些时候，还是他们有优势。”尹芳指着餐馆门口的男服务员说。
尹芳说她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形形色色的顾客，有些比较挑剔的顾客会因为饭菜不可口、或是饭菜不干净、或是介绍菜单不详细而训斥她们。而那个时候，尹芳说不管是不是自己有错，都要尽可能地向顾客赔礼道歉，因为这关系到餐馆的生意，如果得罪了顾客，那就别指望有回头客了。“可有的顾客很明显就是不愿意付账，一桌菜都快吃完了才说饭菜不干净，我们说给他们换菜，他们也不愿意，硬是要求免餐费。这个时候，我们最为难，因为我们每个服务员有专门负责的桌位，如果餐馆老板考虑餐馆声誉，决定免餐费的话，那么除了要扣厨师的工资外，也要扣我们的钱。”
“那也只是少数现象，绝大多数的顾客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顾客的一声‘谢谢’‘麻烦你’都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这时候，再有任何委屈也觉得没什么了。”尹芳笑着说。
顾客是上帝，这句话让尹芳体会起来更加深刻。“餐馆的工作守则要求我们对待每位客人都要笑脸相迎，说实在的，每天大强度的工作，我们本来就已经吃不消了，有时候真的是笑不出来了啊！”
对于未来，尹芳没有太多的规划，她也曾想报个班学点东西，可一拿起书就头疼，没办法，自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儿，要是现在回到农村老家去，她反倒不适应了，能在北京找个金龟婿则是她目前的打算。“父母不让我找打工仔，他们希望我能找个家在北京的对象，可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姑娘，没有学历，没有北京户口，也没人给介绍，怎么可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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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奶工比太阳起得早
采访对象：刘爱琴，女，43岁，山东龙口市徐福镇城东村人
人数总量：北京约3000~5000人
群体特征：“扫楼”送奶
月均收入：1500元左右
每天凌晨二三点钟，刘爱琴就骑着送奶车先赶到配送站取奶，然后在早晨6点钟之前将奶一袋一袋地送进订户的奶箱。从一层到十几层，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这样的“扫楼”工作持续了两年，两年中，她就像一台马达飞速地运转，辛苦操持的家逐渐有了明显起色：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丈夫的病也好了很多。而现在，她这台马达逐渐跑得慢了下来：长时间的操劳奔忙，使刘爱琴患上了几种病，最严重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两年前，刘爱琴带丈夫来北京看病，无意中在阅报栏里看到了送奶工的招聘启事，招聘条件是男女不限，会骑自行车，不怕吃苦，身体健康，有团队精神，要有责任心和上进心。最重要的一点是户籍不限。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刘爱琴去了公司，没想到公司聘用了她，不用交押金，只要办了健康证就可以来上班。刘爱琴说，当时同乡就说这是家正规公司，在这里上班不用担心公司拖欠工资或是赖账。
刘爱琴每送一瓶奶，能挣到1角钱，她每天送300多瓶牛奶，加上基本工资，一个月挣个1500元钱应该没问题。为了多揽些客户，刘爱琴经常在送完牛奶后，在她送奶的片区多逗留一阵，“现场办公”。她在送奶车上摆着三四种样品，从奶的品牌、种类、包装讲到各类奶制品的优劣长短。刘爱琴说这招儿十分管用。“我和客户处得好，这一片数我的客户多。”刘爱琴说，这些客户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虽说这送奶是份苦差事，可刘爱琴却做得投入、认真。有个客户要求每天早上6点半把奶送到，因为他女儿7点上学：送晚了怕耽搁女儿上学；送早了按门铃怕影响人家睡觉。于是刘爱琴每天在6点半之前就赶到这个客户家的楼前，盯着手表等，留出1分钟的上楼时间，6点半准时按响门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