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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调查三农-第29部分

小说: 调查三农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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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张栋从湖北南漳县武安镇老家来北京,经姐夫介绍进了北京西城西街物业公司从事保洁工作,每月850元的收入,张栋很知足,这可是他在农村半年的收入。农村老家地少,父母、哥哥一家加上他全家共8口人,一共3亩地,口粮都解决不了,更别提赚钱了。于是,2005年年初,张栋劝说妻子来到北京,进了他所在的公司,因为公司欢迎这样的“夫妻档”做保洁。妻子每天干与他相同的活,待遇却不同,每月收入750元。
  凌晨6点至晚上23点,张栋和妻子要干足17个钟头,每位入厕者方便完,张栋和妻子都要做清理消毒,频率一般保持在十多分钟打扫一次。公司要求17个钟头都不得脱岗,公司对他们的工作检查很勤,却没有规律可循。按照公司的规定,每查出一次脱岗,每人要扣50元的工资。张栋说去年这个时候,一次妻子出去给妹妹的孩子买条裙子,来回也就20分钟,可就被公司查到了,买一条20元的裙子却扣了50元工资,妻子为此伤心了半宿。
  这样的处罚措施并不仅仅体现在工作脱岗上,年初,公司没收了他们的电视机,并罚款50元。按公司规定:工作时间不许看电视,不许看书,一旦发现,立即处罚。“可除了上班时间,只剩下7个小时的时间睡觉,哪还有心思看电视?”所以现在,2平米的小屋里,最值钱的就是邻居送的那台电风扇了。
  尽管公司一再强调不许在岗位做饭,可张栋两口子还是铤而走险,偷偷做饭吃。按照公司规定,保洁员可以在公司定饭,或是在周围买饭,但张栋两口子合计来合计去,总觉得两人一顿饭花5元钱划不来。于是,夫妻俩瞅准公司监察员吃饭的空当,在小屋外的一角做饭,而锅与厕所的距离不超过半米。“什么味儿不味儿的,能饱肚子就不错了。”张栋和妻子对饭不挑剔。来北京后,张栋夫妻俩也改掉了爱吃米饭的习惯,经常吃面,因为下面条方便快捷,被“逮住”的可能性小一点。
  最让张栋想不通的是今年年初他回家探亲,来回12天,公司扣了他340元钱。张栋听周围邻居说,劳动法有相关规定,工作一年后,应该每年有15天的休假。可他并没向公司提,张栋说:“不知道具体是哪条哪款,我担心别钱没要回来,反而伤了和气,丢了工作。”张栋一直认为几年来与公司的几个领导处得不错;而妻子却坚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向公司要回来,毕竟这是在维护他们的权益。
  “太闷了,没有假期、没有玩的,来北京快2年了,所有旅游景点一个没去过,整天围着厕所打转转,像坐牢。”妻子朱素芬不止一次对丈夫抱怨。她对北京景点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邻居给她的描述上。
  对于朱素芬来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女儿,记账本里夹着的女儿的照片成了她的寄托。实在想得厉害时,朱素芬会背着丈夫悄悄地哭一场。朱素芬说:“他也想孩子,只是不说。”女儿5岁了,在老家由50多岁的公婆带着,朱素芬自幼失去母亲,她知道童年没妈在身边的痛楚,她实在不忍心女儿有她那样的苦涩童年。于是,她向丈夫提出回家的要求,不承想丈夫答应了,可公司的挽留还要让她再忍受半年的思念之苦。

公厕保洁员——生活在厕所的日子里(2)
张栋的计划是用两口子近3年打工的2万多元钱回家开个小商店,这次回去,他们不打算出来了:“外面的钱难赚,起码在北京是这样。”寄托在破烂上的希望
  采访对象:陈鹏,35岁,河北保定人
  人物群体:废品收购员
  人数总量:北京约30万人
  群体特征:各居民区周边、街道收购废品
  月均收入:1000~3000元
  谈到未来,记者突然一问,陈鹏停顿了很久。
  不管在北京打工顺利与否,提起这个问题,都说是一件必须得想好了再说的大事。辛苦多年,多少期待和磕碰,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够答出这句话来?
  陈鹏16年前来北京时,还不满20岁,那个年龄在城市里应该在读书,而在乡下却已在地里挥汗如雨了。陈鹏来北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患慢性肾炎的母亲挣医药费——靠家里那几亩薄地显然不足以维持家里的花销,于是,一没技术、二没经验,揣着12元钱,陈鹏来到北京。
  在老乡打工的工地“蹭”住了几晚,包工头的眼神吓走了陈鹏,不是他不愿在工地打工,而是那时工地人员已满,不需要多余的劳力了。几晚天桥下的露宿,陈鹏找到了之后的职业——收破烂。直到今天,陈鹏仍不愿别人将他们这行叫做收废品,他说这词儿太文,尽管现在他已靠收破烂有了自己的汽车,可在他眼里,收破烂这活太脏太累,没地位,也没前途。
  1995年以前,陈鹏一直是背着袋子边走边收;1995~1998年陈鹏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收;1998年开始,陈鹏在一些居民小区外定点收购。对于自己在事业上的“三级跳”,陈鹏很得意,这是自己十多年来努力的成果。
  同是收破烂,也分档次和等级。陈鹏说“业界”有个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坐在家里等人送,自办废品收购站,算是最高档次;像陈鹏这样在北京打拼多年,有了一定实力,定点收购废品,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中间层,陈鹏说自己在这行里实际上担任“二传手”的角色,他的工作是将散户的废品集中,运到废品收购站,赚取其中的差价,这样一个月下来,他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层次最低的是捡破烂的,走街串巷捡垃圾,一般平均收入约在500多元到1000元左右。
  2003年,陈鹏“有”了单位——海淀废品回收公司,干了多年收破烂,如今终于名正言顺了,因为有单位,不仅收购报纸、旧家具,还能打出招牌:“回收并出售旧家电;回收各种电料、废钢材……”虽说每月能多挣点了,可每年向公司交纳相应的费用让陈鹏很头疼。要想在社区门口收废品,必须每年向社区所属区县废品回收公司缴纳相应的费用。这笔费用可以与废品回收公司商议,去年陈鹏跑了公司7趟,终于把回收费减为12万元。原因是去年陈鹏在北京的租住地堆放大量的废品,不知哪来的烟头引来了一场大火,大火烧光了家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好在陈鹏当时不在家。为了看车,陈鹏经常在自己的驾驶室里睡觉。
  检查废品,过秤,付钱。陈鹏已经知道怎样在秤上做点小手脚,好让自己多赚点。“要不咋生活?一公斤废纸赚5分,一个瓶子赚2分,利太薄!”尽管知道陈鹏的秤不准,周围的居民还是愿意把废品卖给他,毕竟是老主顾了,而且陈鹏为人和善,谁家需要添把手的力气活儿都招呼他,对大家而言,陈鹏是熟悉的老邻居,大家路过都会与他搭个话儿。
  打工16年,陈鹏粗算了一下,不算每月寄回老家的,也该有10万元的收入,可现在这10万元钱也所剩无几:5万元买了现在运废品的轻型卡车,2万元用在1997年自己结婚上,还有25万元交了超生罚款,剩下的钱都在那次火灾中付之一炬了。
  干这行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上个月的雨天,陈鹏接了一个大活儿,一个人拉来一车的废纸,由于下雨,陈鹏没有仔细检查每只麻袋,没想到,每只袋子里都有几块大石头,等陈鹏把废纸运到大兴废品收购站的时候,被对方检查出来。这一趟下来,陈鹏不仅一分钱没赚到,还赔进去300多元。这个损失对于陈鹏来说绝对是重创。当月的生活费没有了,陈鹏硬是厚着脸皮在旁边修鞋的师傅家里“蹭”了快一个月的饭。
  除了年底交公司的钱外,陈鹏差不多每月还有1000~2000元的收入,而这不全来自于收废品,陈鹏还会跑跑运输,好维持养车的费用。
  陈鹏始终认为,吃苦是件享乐的事,他也不介意自己干的活儿是苦是累。最让他不能承受的是人们对这行的歧视,而这种压力多半是来自乡下的家里人。当在村里的父亲从老乡口里得知陈鹏在北京以收废品为生时,气得住进了医院,父亲对他说:“祖上世代没收过破烂,你这不是打你爹我的脸吗?要让我在村里待下去,你赶紧别干了!”
  因为村里人知道陈鹏是个收破烂的,谁家的姑娘也不愿跟他,直到1997年陈鹏才说上媳妇。1995年,陈鹏答应家人不再收废品,才回到北京,可没技术、没资金的他没几天又操起老本行。这回,陈鹏学聪明了,他告诉家人,自己现在从事资源再利用的工作,属于北京环卫部门。接着,陈鹏用多年的积蓄买了辆二手汽车,家人对他的“改行”更深信不疑了。
  对于未来,陈鹏说自己不是太强求非要干什么长脸面的工作,如果这行能继续干下去就接着干,不行的话就再找别的,眼前他的愿望就是努力赚点钱为两个孩子攒点学费,让家里老人生活得好一点。
  “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这就是最好的选择。”陈鹏说。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穿梭
采访对象:相飞,男,19岁,陕西周至县马召镇人
  人物群体:快递员
  人数总量:北京有400多家快递公司,20万~30万快递员
  群体特征:在各办公区、居民区间递送信件、物品
  月均收入:1000元左右
  “拦截”相飞3次,每次都是以“您好”这样的开场白开始,又立刻以“再见”这样的问候语结束,以至于想多跟他说句话的时间都不给。相飞的时间按秒算,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争分夺秒。
  想问相飞的手机号,也被他拒绝了,他说自己没钱,没买小灵通,手机是为了方便和公司、老家联系他才配的。
  但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相飞还是答应,等他晚上送完件,在石景山石槽站边的一家小饭馆见,那是他经常吃饭的地方。20点30分,相飞骑着他那辆已辨不出颜色的自行车准时到了。他麻利地停好车,“没迟到吧!”相飞得意地问。从厂桥到这里的路不近,相飞说半小时前刚送完最后一个件儿,他骑车实在是神速。
  “干我们这行,迟到是大忌。”北京堵车太厉害了,刚工作的时候,相飞坐公交车送件,可堵起车来,哭爹喊娘都不灵,客户的件儿送不到,不仅挨公司的训斥,客户的投诉也是少不了。对于相飞来说,打出租车是奢侈的想法。按公司规定,快递员每送一个件,公司会按距离远近付给他们1~2块钱的提成,多送就能多提。底薪是固定的,一个月550块钱。“1000块钱够打几次车?”相飞笑问。相飞每月的收入,完全捆在自己的两个车轮上了,最多的一个月,他送了302个件,这在他们公司可是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那个月,他领到了1400元的工资。
  一年前,他还在镇上打零工时,表哥告诉他自己所在的北京快递公司缺快递员,条件是熟悉北京的地形、街道地名和标志性建筑物,初中以上并具备一定的普通话沟通能力就可以。前一个条件可以慢慢适应,后面的条件,相飞都具备。2005年10月,相飞跟着表哥来到北京,进了表哥工作的这家快递公司,3个月的试用期过后,相飞迅速成为公司的主力之一。
  相飞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取件和送件,早上7点30分到公司领单,8点准时出发,收工时间不固定。按照客户的要求收取并送达,贵重的快件送达后,要打电话回客户那里告之。相飞说:“不是贵重的快件我也打,这样可以让客户放心,我一般都是向收件公司借电话,很少有人拒绝的。”
  自行车是这个行当必备的工具,相飞把他那辆破自行车称为“奔驰”,连续丢了3辆二手自行车后,相飞对这辆车疼爱有加——不擦不洗,用相飞的话说“车越破,丢的可能性越小。”“地图是我们这行的‘指南针’,平时我们可没有工夫问路,就是有时间问,也很少有人会告诉我们。水得自己提前准备好,我一般一天要喝两瓶,要是每天花4元钱喝水就不划算了,相当于两趟快递白送了。”相飞包里两个矿泉水瓶里还存有喝剩的茶叶残渣。
  “我们干的虽然是体力活,但得动脑筋,先去哪后去哪都要有计划,不能乱,也不能绕弯路,更不能背太重的东西送取件,那样会影响速度。”按照相飞的速度,一天至少要跑一二百里路。“赶时间我倒不怕,就怕碰上雨雪天,一些大件货物不好送,如果损坏了是要照单赔偿的。你说一天才赚多少,碰到这时候,除了多加小心以外,也只能碰运气了。”相飞淡淡地说。
  做快递,没有休息日,哪家快递公司都是如此。休息会影响快递公司和个人的收入,相飞也没有听说双休日给双薪这一说,他只知道只有出全勤,才能拿全薪。
  尽管相飞的快递业务很过硬,但他也时刻能感受到这行的压力,相飞说:“4月份,我到一家外国人开的公司送快件,秘书不在,外国人跟我说话,我听不懂,结果就丢了那家公司的业务。以后再有这样的件,公司都不派我去了。现在北京的快递公司太多了,竞争相当激烈,相互间都在抢业务。我听公司领导说,北京的外资公司和机构也在天天增加,业务也越来越多。现在各快递公司最缺的是有一定外语口语基础的快递员。外语我不行,可我弟弟的外语不错,下个月,我准备让我弟弟也来北京送快递,他今年没考上大学,让他来北京,攒一年学费复读,顺便也能教我点外语。在这里出苦力总比在家待着强,在老家就是有力气也没处使。”
  相飞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度过:从一幢楼赶往另一幢楼,在北京城里不停地穿梭,和时间赛跑。“家里人总念叨我,让我注意安全,可我们本身就卖苦力的,干这活儿,把命都拴在自行车上了。公司也没给我们上保险,哪天说没就没了。唉,干一天算一天吧!”
  相飞说,现在是没时间,等有时间了,也想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找找对象,谈谈恋爱。等把北京城跑熟了,以后做调度、做老板,像北京人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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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在两条腿上的水果生意
采访对象:李凤英,女,38岁,湖南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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