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三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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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非要经西医认可的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才能算数，这在中国医学界已经习以为常。
随意撤销综合医院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科；在县乡村卫生网络建设中“重西轻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医药的积极参与
当前，对中医药的不正确认识，导致在实际工作中“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随意撤销县级综合医院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科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县乡村卫生网络建设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医药的积极参与，在县级医疗机构中，中医院发展明显滞后于综合医院；由于中医药收费过低，致使不少县乡村卫生机构“重西轻中”，中医药人员看西医、开西药的现象比较普遍。
一名从医已有36年、具有高级职称的医生告诉记者，现在接诊一个病人治疗费也不过只有35元，一天就是马不停蹄地接诊，也不过百余号患者，提成也只有几十元，而一个普通西医医生做一个手术仅手术费可能就有几千元，提成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如此一算，中西医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极为明显。国家提到中医院参与治疗率应该达到75％至80％，而现在还不到40％。
据湖南省邵阳市中医院院长胡滨介绍，目前政府对中医扶持重视力度与普通医院相比更显得不足，中医院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一方面中医讲究通过望闻问切来了解病情，没有现代的医疗器械直观，另一方面在费用上突出的特点是把脉不收费而检查是要收费的。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生存，许多传统的中医院也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大量添购医疗器械上。“如果国家再不加大投入，这种优良传统就要失传了。”
谈到亏损原因，河南省浚县中医院的蒋院长提到一方面急救不具备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医院的起点较低与综合医院相比竞争优势有差距，新型合作医疗出台后对中医院有冲击，国家对中医院的补贴虽然有政策，但没得到彻底落实，有些政策不利于中医药发展。
“中医是我们的传统医学，应该发扬光大。”在采访过程中蒋院长一直强调着这句话，他提到，目前国家对中医与综合医院的投入不平衡，“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医确实有面临失传的可能，这些东西失传了是一种遗憾，没有了确实是一种损失。”他对中医的发展前途很不乐观。
记者采访的一些中医中药界人士普遍希望国家能在农村中医药方面，尤其县级中医院的发展上给予扶持性政策；在投入上，希望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重点扶持，做好基层中医院的建设完善、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专科建设等工作；对民间单方、偏方，验方放宽标准；构建“中西医并重”的完善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保证广大农民对中医药的需求。
读者反馈
进城务工青年评说农村看病难
看了经济日报农村版刊登的《医院卖了包袱甩了农民咋办》；在北京一家企业做行政助理的农村女孩杨闵很担忧。她认为，如果医院私有化，经营者肯定会以赚钱作为首要目的；会千方百计地提高挂号费、出诊费和医药费；会为节省开支而不聘用医术高明的医生。这种做###直接导致农民看不起病、花了钱而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受害者还是农民。
对这组系列报道，一些从农村来京的打工者都表示感同身受。有人开玩笑：“医院现在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是为人民币服务。”“我有次去看病，医生开口就问我，是公费还是自费。”在北京打工的湖南省祁东县过水坪镇大福村的江勇挺疑惑，不明白医生为何有此一问。
在北京打工的山东省新泰市官里镇宫西村满兆乾说：“如果是公费治疗就多开药、开好药、开贵药。如果是个人掏钱，开的药就会相对减少、便宜。”在医院干过三年的满兆乾对这些很清楚，“要想让一种药品在医院一路畅通，从药房至高层管理，整个体系的人员均须有利益可沾，尤其是新药，医药公司开出的回扣更多，药品价格也成倍增长。连城里人都负担不起，何况赚钱少得可怜的农民、农民工。”“社会要效益！医院要效益！医生要效益！可谁给农民效益呀？”在北京做业务员的河北省定州市明月店镇三回寨村的郭敬很愤慨。
看了《12元的药就这样卖到了170元》，对于药价虚高的问题杨闵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应该借鉴中关村电子城的做法，将药品价格透明化。中关村电子城每天都会把不同品牌、不同性能的各种电子产品的价格公布在网上，供购买者查阅。有关部门也可以根据药厂制药的成本为标准，统一各种药品价格，将其公布在网上。如果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现有高出该价格的情况，可打电话到有关部门投诉。”而江勇则认为：“应该把医药销售公司、医药销售代表这些中间环节都‘砍掉’，让药厂和医院直接联系，这样可以省去许多流通费用。”
一些从农村来京打工青年还说，“国家应该多拨款扶助乡镇医院，更新医疗设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设备跟不上，再好的医生也没辙。”“应该提高村医的看病水平，让正规卫校毕业的人当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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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篇：集中招标咋“降伏”不了虚高的药价？（1）
“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中，药品价格居高不下是一个关键的因素。2000年起，我国在药品流通领域推出一项重大改革——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旨在规范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然而，这一本意打造“阳光工程”的举措实施几年来却引发了诸多争议——
“药价天天说要降，就听见上面发政策，咱老百姓咋没感觉到呢？”河北省定兴县清凉寺办事处一位卢姓村民告诉记者，以前得个小病几毛钱就能治好，前几天自己的孙女感冒，打了7天点滴，花了五六百元也没有好转。据有关报告指出，20多年来，我国人均收入提高了十几倍，而药品价格却上涨了100倍，有的甚至上涨了200倍。
近年来，为了遏制药品流通中的腐败，我国县以上医疗机构药品采购逐步实行了集中招标。而面对招标，经销商和医院也并非无计可施。日前，福建寿宁县南阳镇出现了一件怪事：一支“硫酸软骨素注射液”在医院售价2892元，相同药品在药品超市零售价仅为045元，医院售价高出药店63倍多，如此高价药品是如何通过招标采购进入医院的
按照药品招标的有关规定，药品招标由中介机构发布招标公告，网上竞争性报价，专家库里抽取专家评标。一位熟知此道的医药销售代表李女士告诉记者，要想中标，首先就得“攻克”招标中介机构。最基本的，中介机构能给你适时提供竞标对手的信息，如果公关到位，中介机构还可以想办法将竞价品种分流或排挤出局，使你的品种高价中标。除此之外，要中标也离不开医院的支持。开标后竞价品种符合竞标的数量及其他要求，需组织专家评标，这些专家来自医院，如果能与专家较多的医院有交往，可以使评标有比较好的结果。
“即便是中了标，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李女士介绍，药品招标是一种特别的招标形式，就是中标合同是由中介机构与供应商签订，只表明某个品种可以进医院，而并不表明医院一定要采购这种药品。
中标的药品有很多，这些药品怎样“走”进医院，就需要打通各个关节。首先就得跟临床科主任搞好关系，得到“申购单”。然后在药事委员会开会前，分头去打点进入药事委员会的医院院长、分管院长、药剂科主任以及临床科室主任，才能保证中标药品进医院。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并没有真正减轻病患者的负担，也没有解决医药购销活动中的不正之风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王锦霞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医疗机构是药品零售的主要渠道，医院对买方、卖方都处于垄断地位，换句话说，用什么药，不用什么药，医院握有决定权。这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有些药品生产厂家中了标，药品反而比没有招标以前难卖了，这被医药销售代表称为“不招标还好，一中标就死”。因为利润空间的缩水，医院有意无意地抛弃了一些低价药。比如两种分属头孢类和喹诺酮类的常用抗生素，招标前为50元销量很好，但中标降至28元后，却遭到冷遇。
药品招标推行的过程中，也曾引起了部分医院的不满，他们以各种形式故意找配送企业的“茬”，对配送企业送过来的药挑三拣四；故意拖欠配送企业货款。而在药品招标广泛推开后，由一家企业独立承担一个地区农村的药品配送，是否会形成新的行业垄断，又成了困扰人们的问题。例如，成都市实施的配送模式中，明确规定只能有唯一的一家药品经营企业从事配送工作，负责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配送点100％的药品配送。配送权成了独家经营的垄断产品，难免会出现新的问题。许多企业在投标时恶意低价竞标，在获得招标药品的专营权后又以价格低、利润薄为由抵制配送，从而导致医院部分临床用药短缺。
招标失灵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医院的“以药养医”体制
北京市某医院的一位院长告诉记者：“现在85％的药是从医院卖出去的，医院的问题解决不好，药价也就降不下来。”他认为，要革除以药养医的弊端，实行医药分家是一种理想选择，但目前时机似乎尚不成熟，较为稳妥的选择是，推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各级政府努力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逐步提高技术和劳务性服务的价格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步实施医药分离，切断医院、医生和药品营销之间不合理的经济利益联系，缩小医院通过药品牟利的政策空间。 。。
探讨篇：集中招标咋“降伏”不了虚高的药价？（2）
这位院长告诉记者，对药品流通企业进行规范整改，也是遏制药价虚高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有13万多家药品流通企业，无证挂靠的不计其数。药品流通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在对药品流通企业整顿的同时，对医药生产企业的整顿也势在必行。我国医药企业重复建设严重，而且缺乏自主创新，仿制药占90％以上。一个诺氟沙星有120多家企业生产，一个氟派酸竟有1000多家企业在生产。这种情况下，行业的恶性竞争在所难免，竞争的结果是整个行业的利润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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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降价，看我“七十二变”
药品降价，最终的板子打在了生产企业的身上。药企会心甘情愿地承担降价的损失吗？一位资深业内人士透露了药企应对政府降价的“高招”。
招数之一：转移市场
一旦某种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临床就很难再见到这种药品。取而代之的是其他高价药品，利润空间少的药品只好转移市场，上山下乡，主攻贫困落后地区。
招数之二：减产停产
某省一家药厂生产的左氧氟沙星价格降低后，在几家大医院的销售额迅速下降，从以前的200万元降至几乎为零。原因当然是商家不愿意卖。既然医院不进，药店不要，企业还能继续生产吗？减产、停产成为必然选择。
招数之三：更换包装
一种常用的消炎药在国家限价之列，按规定每瓶50粒售价7元，但厂家更换一下包装，变更一下名称，改为精致的盒装，每盒20粒，售价一下子便提到了38元。
招数之四：申报新药
国家对新药的保护政策也给一些企业钻了空子。一些不愿轻易放弃抗生素市场的企业，纷纷打起了开发不在常见降价范围之内抗生素产品的主意，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为06元，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后，价格狂升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招数之五：削减研发
面对降价，药企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就是裁员和减少研发投入。河北某抗生素企业，在药价降低后将原来预算每年1000万元的研发费用减半。
各方评说
河南武陟县卫生局局长任国胜：药价虚高，表面上看是政府价格监管制度和手段不完善的结果，但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以及药品市场发展滞后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医药卫生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医疗机构间开展竞争；在生产流通领域通过整合资源，逐步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在医疗保险领域通过扩大覆盖范围，建立医疗费用约束机制。
江西省上栗县农民刘培龙：从我家到镇卫生院，步行不过5分钟的距离，我还是尽量选择在诊所看病，因为在药店买药要比医院便宜得多。我岁数大了，生怕自己得了病会给孩子造成负担。我听电视上说有些地方农民看病能报销，我们这里要是能有这个政策就好了，我一定参加。
读者反馈
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在江苏反响热烈
本报自去年11月份相继推出了“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该报道中关于江苏农民看病难的内容有3篇，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记者日前对灌南县的几个乡镇进行了回访。
江苏省灌南县李集镇新杨村农民王增山：说实话，上个月，你们报社的两位记者来我们这里采访时，我们持怀疑态度：是否能讲真话呢？心中没底。现在有极少数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顾农民的感受。我儿子得了尿毒症以后，本来家就穷。当时都不想给他治了，可是一想到他还年轻，就是再难也要给他治疗。没过多久我看到了你们报纸上《得了大病真是看不起》一文后，上面很详细地反映我的家庭情况。我很是感动，你们替我们农民说了真话。
江苏省灌南县李集镇新杨村农民杨建国：贵报刊登的《得了大病真是看不起》报纸到我们村里后，王增山奔走相告：“登出来了，登出来了。”我问：“什么登出来了？”他讲：“我们家儿子生病，记者采访以后把我家情况写进报纸了。”我看到一个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