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奏鸣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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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合眼，睡眠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旋涡将我吸入其中。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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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 巴黎 第一节 遗嘱 四
四
醒来抓起手表一看，居然已是上午十点。我连忙起来，套上牛仔裤，可是衬衫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正当我弯腰在沙发下搜寻时，房间的门开了。薇奥莱特好像刚买完东西回到家，怀中抱着装得满满的几个大购物袋。
“在找衬衫？”
“是啊。”
“我拿去洗了，路上顺便帮你买了件新的。”
她从纸袋里取出还未拆去包装的新衬衫递给我。新衬衫是天蓝色的，格调与手感似乎都比我身上其余衣物略高一筹。她又从购物袋里拿出毛巾、牙刷、剃须刀，以及一套全新的内衣。拳击选手式样的短裤和垒球选手式样的汗衫，都是白色的全棉制品。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十分合我的意。我只能再次谢她。
“等一下你可以先冲个澡，这样精神会好些。换下的衣服就放着好了，我一块送去洗衣店。”她说，“刚回家，有许多东西要清理。”
浴室里有股好像是香水，润肤液，化妆品的各种味道混合而成的香味。这味道非常好闻，却让我稍稍有点紧张。洗脸台上有各色各样的小瓶子。独居的男性与独居的女性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男性的浴室里常常堆着乱七八糟的报纸和杂志，女性的浴室则有散发着生活情趣的化妆品。
我关上浴室的门，解下手表放在洗脸台上，然后一件件脱掉衣服，衬衣、汗衫、牛仔裤、短裤。全部脱光后站到喷头下拉上半透明的塑料卷帘，照所教步骤打开淋浴开关。喷头射出细密的水流覆盖身体。热气流充斥四周，使身上每个毛孔扩张开来。热乎乎的水自头顶至脚底流个不停。我关上喷头，找沐浴液，一堆瓶瓶罐罐里也分不清什么，只好用肥皂涂满全身，连洗发也用的肥皂。我再次打开喷头，冲去皂液和泡沫。终于，身上肌肉放松，皮肤敛紧。似乎昨天的不安的晦气真的已经一扫而空。
我拿洗脸台上的干浴巾抹干身体，撸干头发，换上干净内衣，套回牛仔裤，穿上衬衫，拭去洗脸台镜子上的雾气。仪表整洁一新后我将毛巾挂回原处，取拖把拖干浴室地面。只有换下的内衣不知如何是好，似乎放着并不妥当。我寻思了足足有一分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放在那里。
回到客厅，薇奥莱特人在厨房。我掀开客厅的窗帘看了看窗外，巴黎的天空阴沉沉地不见太阳，即将下雨的天气。街道上路人稀少。
我坐回沙发，先拨查号台问了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地址和电话，用圆珠笔记在图尔尼埃的小说内页，再照记下的电话打去领事馆，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解释自己丢了护照。对方要我明天带着证明文件前往办理。明天？我问可否提前，他说因为负责人今天休假所以只能是明天。那就明天好了，我挂上了电话。
第二个电话打去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电话留言换成了一位嗓音悦耳，言语流畅的接线生。她问我有何事需要帮助，是离婚、遗产、还是刑事诉讼。这几个法文单词由她说来，仿佛都是浪漫得不得了的事情，和白马王子娶灰姑娘是一回事。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律师应该知道我。
“您请稍等。”
电话随即传来转线等待的合成乐曲声，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听了不到半节，音乐中断，话筒那边传来一位口齿间带着华贵的沧桑感的嗓音，正是律师本人。我们寒暄了几句。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及抢劫，只是告诉他自己昨晚就到了巴黎。
律师问我今天是否方便见面。
“……可以。”我考虑后说。
“下午两点半在我的事务所见面，您觉得怎样？”
“好的。”
我确认了一遍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核实无误后便结束了通话。原来想趁上午这段时间去银行办理信用卡，但是打电话一问原来这也需要护照，只能作罢。
打完电话，我走进厨房。薇奥莱特正从气压式咖啡壶里倒出香气四溢的咖啡。她看见我，把倒好的这杯推了过来。
“请品尝一下我煮的咖啡。”
我端起喝了几口，发觉无论从香味还是从口感来说都比我以往喝的任何咖啡都要可口。
“很好喝。”
“真的？” 她微微弯起嘴唇。
“是真的，不是奉承。”
“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跟她说了刚才的电话，明天才能去领事馆补办护照。
“那你今天还是住在这里好了。一个晚上和两个晚上没有太大区别。”她说，“晚上睡沙发习惯吗？”
“还好。”
我想到自己不久前也睡过一次沙发。虽然是不久前，却仿佛又是很久以前。这大概是距离引起的幻觉。
“吃点面包吧，有baguette（注：法式棍子面包。），刚出炉的。”她说。
棍子面包外皮金黄焦脆，内里雪白绵软，加上可口的咖啡，让人觉得胃口大开。她也没有在面包上涂黄油，直接在面包上咬了起来。我们默默吃了一会早餐。
“对了，从这里去哈波大道怎么走？”我想起来跟律师的约会，问她。
“你要去哈波大道？”
“下午和人约了在那里见面，两点半的时候。”
“巴士和地铁都可以，不过你大概不熟悉。”她想了想，说，“我工作的地方也在那里，下午正好也要去一趟，我送你去好了。”
“那就多谢了。”
中午她做了称为potage lie的浓汤，另外还买了羊角面包。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后我们离开了公寓。走到街道上，我这才发觉公寓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虽然天气不是很好，卢森堡公园里的游客仍然不少。人们悠闲地坐在池塘边的椅子上或读报或聊天，不时有风姿绰约的苗条女郎推着婴儿车经过美仑美奂的雕塑旁。
我们在公车站上了一辆红色公共汽车。薇奥莱特向司机买了两张票，给了我一张。打过车票后，我们在公共汽车的后半段找到两个连着的空位坐了下来。
律师事务所所在的第七区就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西侧。第七区原是贵族云集的场所，现在成了使馆区和政府部门所在处，区内古董店和美术馆数不胜数。汽车一路经过圣叙尔皮斯教堂，总统府，国民议会大厦，荣军院。而我只是默默看着它们从眼前经过。
从车上看向窗外，巴黎实在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其特别之处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从书上得到的印象。那些原本存在于伟大小说时代的古老建筑居然保留至今，并且出现在我眼前。我所看见的一切仿佛都似曾相识，充满艺术美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着摩登的衣裙流连于五光十色的橱窗的时髦女郎，骑着赛车式样的自行车匆忙赶路的年轻人，闲适地坐在露天咖啡馆里的老人，甚至路边那些在广场上挺着肚子散步的白鸽——其神态无不都显得非常幸福。
当埃菲尔铁塔的钢铁肢体清晰可见时，薇奥莱特告诉我已经到了哈波大道。她按了停车键。车停后我们下了车。
从外观上看，律师事务所颇像十九世纪贵族府邸，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建筑。事务所古旧而不残破，与上海外滩的某些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对比了一下记下的地址，的确是这里。
事务所的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店。我和薇奥莱特约定等办完各自的事情后在咖啡座碰面。
律师事务所的内部与外部一般古色古香，大理石地面，木质楼梯，带着宗教色彩和历史沉淀感的旋涡状花纹。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室内光线略显不足，尽管是白天，楼内依然开着壁灯。我问了女门房，得知拉韦尔律师的办公室在二楼。沿回旋式楼梯走上二楼，一位穿深色套装的接待员迎上前来。她问我是否是来自中国的可雅·徐先生。我说我是。
“拉韦尔先生正在等您，”她说，“请跟我来。”
接待员带我来到最里间的一道房门。她敲了两下门，随即打开房门示意我进入。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中央的办公桌宽大而不威严，墙面的色调和花纹与建筑一样古老。与我想像中的律师办公室略有出入。身后的接待员从外面轻轻关上了房门。看看手表，时间恰好的两点三十分。
律师站起来，隔着桌子与我握了握手。我是第一次看见律师本人。他五十来岁，亚麻色卷发，穿着手工缝制的深蓝色西服，戴暗色系的条纹领带，举手投足间仿佛带着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风度。这种风度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或可称为grand genre。
房间里并不只有律师一个人在。桌前还坐着一位栗发女士。女士的衣着普通简洁，白色高领毛衣，咖啡色长外套，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外，没有戴任何首饰。至于年龄大概介于三十和四十之间，已然不算年轻，却有着让年轻失色的美貌和高雅。她的气质十分高贵，但绝非故做姿态，没有给人以冷漠高傲感。女士转过脸看了我一眼，脸部轮廓线条柔和。
“徐先生，这位是德·雷米卡埃伯爵夫人。” 律师把栗发女士介绍给我。
“克洛蒂尔德·雷米卡埃。”栗发女士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您，徐先生。”
我稍一迟疑，握了握她的手。“您好，夫人。”
律师问我是否想喝点什么。我摇了摇头，坐在了女士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如同音乐厅里演奏的间歇。左边墙上一台古董钟来回摇晃着钟摆。
“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好了。” 律师正了正领带，说，“这并非是对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不敬，而是忠实地执行他最后的意愿。尽管我们都对一位天才人物的逝去而感到悲痛，”
他戴上一副金边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就像写给您的信里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邀请徐先生来到这里，与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先生的遗嘱有关。”
拉韦尔律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封信。
“科洛先生的信，我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去世的一周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防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联系到了杂志社，从而把信转给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打开随身携带的浅黄色皮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方盒，从外形看，很像是磁带盒。她把黑色方盒递给了我。
这确实是磁带盒。
我把磁带盒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将其打开，里面有盘磁带，黑色的卡式录音带。磁带从外形上看来普普通通，与人们日常用来录音或着播放的卡带是同一种规格尺寸。我抬起头，视线落在古董钟的下方，那里有一套落地式音响。
“可以吗？”我问拉韦尔律师。
“当然。”
律师颇有风度地点点头，从我手中接过磁带，走过去接通音响电源，把磁带放入卡槽里，按播放键。磁带启动。音箱里传出沙沙的空带运转声。如此过了二、三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磁带的卷轴确实在转动，带子匀速地从左方的卷轴缠绕到右方的卷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磁带卷轴的转动。外面的走廊传来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大约二十分钟后，磁带的一面走到了尽头。律师按停止键取出黑色磁带，换入另一盘磁带。几乎同时，席琳·迪昂的《芭蕾》响起。音响看来没有问题。再换入黑色磁带的另一面，启动，还是一片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