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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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慰他们，我讲述了我在深圳遇到的那位湖南“的哥”的故事，但一直没有插话的老周突然打断了我：“他十多年前起步，在深圳开出租车，但今天的情况早就不能与十多年前相比了，现在不管在广东什么地方，开出租都不那么容易挣钱了，油价、气价一个劲儿地涨，交给公司的份儿钱却仍然那么高，”老周指了指另外两位，“像他们这样还算年轻的周口司机，别说在广州买房子了，就是养家糊口都很难。”
“老板”给我续满了酒，他们三人一起举起塑料杯子：“来，干杯！”
老周把满满的一杯啤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猛吸一口烟，然后，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反正是快入土了，供完儿子上大学，老子就不干了，回农村老家去……”
（注：文中出租车司机的姓名均为化名。）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1）
“我给你照张相吧。”采访结束时，我提议。
“怎么照呢？”一直颇为放松的邱启光顿时拘谨起来。
“你还是坐在董事长办公桌后吧。”
邱启光从命，离开采访时坐的沙发，来到办公桌后的高背黑皮转椅中坐下，两手伏案，端肩挺胸。他背后的墙上挂着镶着玻璃镜框的横幅大字：“诚信为本”，大字下面是同样镶着玻璃镜框的毛泽东画像。
“笑一下。”我准备按下快门。
邱启光不肯笑，依然正襟危坐，一脸虔诚。他没觉得背后“诚信为本”的企业经营之道与毛泽东画像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
邱启光信奉“以诚待人，以信经商”的哲学
但他不知道，如果他在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从一个农村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转化，他是会被送上批斗台的；他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壁垒森严的城乡隔离制度的松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批评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所驱动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潮，他也不会成为东莞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的老板，而只能是福建山区的一个土中刨食的普通农民。
也难怪，”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邱启光才刚刚四岁；也难怪，在邱启光进城打工和创业的年代，毛泽东画像已失去其意识形态的含义，成为中国百姓发财致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今，作为中国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亿鑫钢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启光在东莞市企石镇上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名人：他的企业是企石镇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经常来他的企业“视察”；镇上新建成的五星级酒店，专门有一间以他的企业命名的餐厅“亿鑫厅”；他从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传奇经历，刚刚作为东莞市电视台“创业故事”栏目的开篇之作而隆重播出；听说“外国媒体”专程从英国派遣记者采访“邱总”，企石镇电视站还派出了强大的电视报道团队，打算拍摄“邱总接受外记采访”的全程经过……
我虽然婉言谢退了企石镇电视站的电视报道团队，从而避免了采访者自己被采访的尴尬遭遇，但我仍然对邱启光企业的规模之大、邱启光办公室的富丽堂皇、邱启光副手的侃侃而谈印象深刻。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创造了上述这一切光鲜亮丽成就的人，却是一个朴于外表、拙于言辞、听上去、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副手的农民模样的邱启光。
不要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有无奈，只有悲情，农民工中只有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有山西黑窑的奴工。在我短短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同样是进城农民，我既遇到了深圳的拾荒者老范，也遇到了东莞的企业家邱启光。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用在邱启光身上非常贴切。虽然他朴于外表、拙于言辞，但他很有志向，很有想法，他不仅做事认真，做人诚恳，而且自有一套结合了农民式朴实和企业家式精明的为人处事哲学。
邱启光1972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一个普通农家，因为家贫，他初一没念完就辍学了。但邱启光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做农民。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每逢暑假，我父母就带我干农活，我不去，他们说，你这么小就这么懒，好吃懒做，我说，我去做点儿小生意，挣钱更多，赚了钱，可以请人做农活嘛。”
从小就想做生意的邱启光，15岁就离开了农村老家。16岁的时候，他就卖过西瓜，“知道了做生意的技巧”；18岁的时候，他又卖过服装，却“亏得一塌糊涂”。因为没有经验，因为没有本钱，青少年时期的邱启光，更多的是出卖体力，打零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但他干得时间最长、后来也是因此起家的工种，却是建筑行业中的泥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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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2）
有趣的是，邱启光与我在深圳采访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曾经干过泥水工。但后来，他们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启光更善于言辞、更知多识广，但两人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从言谈来说，老范健谈，但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宿命论的无奈，邱启光拙于言辞，但语气却非常倔强，从不认命；从经历来看，老范一直被动地任由命运之手推推拉拉，邱启光却从15岁开始就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20岁之前，邱启光在福建做买进卖出的零售生意都亏钱，他只能靠在建筑行业中零零星星干点儿泥水工的活来维生。真正使他命运发生转机的那一个“拐点”，还是他来到广东东莞以后；真正使他步入企业家行列的那一块“踏脚石”，还是他无奈时的维生手段：泥水工，而非他屡试屡败的零售业。
更重要的是，邱启光在东莞企石镇遇到了一位给他生意机会、教他如何经营的台湾老板，确切地说，邱启光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位台湾老板协助下“淘”到的。但在邱启光看来，这位台湾老板还协助他“淘”到了经商营销、为人处事的无形之“金”。
邱启光这样回忆他如何从建筑泥水工转向钢结构生产：1998年，那位台湾老板的“两栋厂房之间要搭铁皮棚通道，让我做，我做了几千平方米的通道，那就启发了我，我就第一次接触到了钢结构。用钢结构去做通道，又方便，又快，又先进，而我们中国以前都没有人这么做。在那个厂，我做完通道后，那个台湾老板也鼓励我，说，小邱，你人品不错，又有事业心，我劝你，我厂里的活，你早晚会做完，你应该想办法，继续扩大你的业务。我很感谢这位台湾老板，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生意的理念，后来，我又把在他工厂通过做铁皮棚通道所摸索到的钢结构知识，运用到后来自己生意的发展之中……”
彭雄兵与邱启光同岁，也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来自江西鄱阳湖畔农村的彭雄兵，原来曾想通过考大学的途径跳出农门，但因家境贫困，无法承担两人上大学的学费，所以他把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远离家乡，来到浙江温州打工。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住宅电气设备公司，他在北京城内一家客户的办公室内接待了我。
彭雄兵回忆说，刚到温州时，他身上就带了200块钱，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露宿野外，“温州那个地方，气候与我们老家不一样，温州靠海，很潮湿，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没地方住，我们在马路上、桥下面都住过，蚊子也咬，蚊子咬了以后，浑身起泡，海水再一洗，身上都烂了。”
与彭雄兵一起去温州闯运气的两位老乡，受不了这种身心之苦，逃回了老家，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爸爸，“我爸中秋节就给我打电话，说，别打工了，回来吧，回来干什么都行。我说我不回去。既然我走出来了，混不出名堂，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的。”
彭雄兵后来的确“混出了名堂”。当年在温州劳动力市场“趿拉着双拖鞋”找工的江西农村小“老表”，尝尽了人间的种种艰辛屈辱，但他凭着苦干、聪慧和“不安分、不认命”的雄心，多次在给人家打工和自己当小老板之间跳来跳去，最终辞去了一份收入不错、旱涝保收的宾馆工程部主管职务，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干起了“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的电器推销工作……
如果说早已成为亿万富翁的邱启光仍然带着明显的农民式朴拙的话，那么，我在仍处于向上攀升阶段的彭雄兵的言谈举止之中，却找不到任何农村出身的痕迹了。虽然彭雄兵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虽然他也毫不忌讳谈论他当年刚到温州找工时的窘境，但当他谈及他在北京七年“打拼”的经历、谈及他如今的业余休闲生活、谈及他对经商营销理念的理解、谈及他对京城各类“圈子”的分析时，他的遣词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与京城的“小资”或“中产”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3）
一句话，彭雄兵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完全彻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与邱启光有很多不同：邱启光拙于言辞，彭雄兵侃侃而谈；邱启光脚踏实地，彭雄兵异想天开；但他们两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处：同年出生；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不安分、不认命；同样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贵人”。
邱启光遇到的“贵人”是那位台湾老板，彭雄兵遇到的“贵人”则是“中国第一个胆大包天包飞机的著名农民企业家”王均瑶和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黄耀。
根据彭雄兵的说法，作为公司电工，他经常去公司高层人物家里修电器，所以彼此来往很多，“关系走得很近”，彭雄兵也因此从中学到了很多营销理念和为人处事的经验。
进了北京以后，彭雄兵更是在产品推销工作和社交活动中细心观察、勤奋学习，在事业一步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也逐步完成了言谈举止、接人待物、风度修养等方方面面的自身“城市化”。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电气设备公司
彭雄兵如此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内在“城市化”的艰难过程──
“我2000年刚到北京，去设计院做推销时，敲门都不敢敲，看到人家在上班，看到人家在用电脑画图，总怕耽误人家工作，只好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结果有人问：你找谁啊？那时，找人说话，我要脑子里先想好了该怎么说，总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当你的环境慢慢地变好了以后，你就不要想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如果你先想好了再去说，你反而会说得不连贯、不自然。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彭雄兵，你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能松懈，你还要一步一步往上拔，你要尽量跟你圈子中层次比你高的人多接触，从他的言谈举止、从他的表达能力、从他的想法和知识面，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邱启光和彭雄兵都来自农村，背井离乡之初，也都是极为普通的农民工，他们的成功，对于其他仍在社会底层拼搏的进城农民来说，有些什么启迪意义呢？
我不知道类似邱启光和彭雄兵这样的“成功者”在亿万进城农民中的确切比例，也许他们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幸运者，也许不是所有进城农民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都能遇到点拨迷津的“贵人”，也许当老板并非是大多数农民工都能走通的道路（因为任何社会中当老板的人都是少数），也许更有示范效用的例子，是我在《异乡不再有虫鸣》中所写的那位通过按部就班的努力被提拔为工程师的吴胜发，甚至再退一步，也许进城农民的主体既成不了邱启光和彭雄兵，也当不了吴胜发，只能出卖体力，干最低贱、最辛苦、最脏最累的活，也许这就是无情却无奈的经济现实，但只要中国逐渐打通人为的城乡壁垒，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创造公正、平等、宽松、包容的竞争环境，那么，即使是那些一生无望在社会阶梯中高攀的普通农民工，也能相对心满意足地从明显过剩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为城里自食其力的非农劳动者，或者像那些飘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一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脱胎换骨梦想，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实现……
不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远非尽如人意的外在条件之下，中国仍然还是有许多像邱启光、彭雄兵这样的“乡下人”，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奇迹：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老板，尽管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似乎不那么具有“指导意义”，但至少他们那种“不安分、不认命”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所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进城农民学习和借鉴的。
邱启光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曾说过一句话，大概也是他赠给所有同样来自农村的寻梦者的格言──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4）
“我觉着，先有思路，后有出路，没有‘梦想’，如何‘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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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1）
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我们总可以看到农民工辛勤工作的身影。据统计，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民进城打工。从2005年起，农民从打工中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农业中的收入。
尽管农民工进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部分，但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有限，收入较低，很难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们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特征。这种现象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会的稳定，都是十分不利的。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建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使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变为城市居民。
然而，中国的城乡分割式的二元经济是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要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就要实行一系列的包括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保、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而这些改革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