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群体事件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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虻模焕钍鞣沂灞淮蚶躺侠词笔�*的；死者的叔叔、爷爷、奶奶因上告被打住院抢救，妈妈被打得说话含糊，已失去理智，婶婶被剪去头发关押在派出所；更耸人听闻的是：死者叔叔在与公安人员的争执中，已被公安人员打死……这些传闻真假混杂，舆论哗然，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却漠然置之。
直到6月28日事件爆发，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一直没有将事实真相及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媒体公布。在群众和网民的质疑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正面回应，政府没有辟谣和做通死者亲属工作的情况下，瓮安县公安局于6月28日上午再次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定死者亲属在当日17时前必须把尸体抬走、处理，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导致百姓聚众上访，使死者亲属与事发现场三人的矛盾，转化为死者亲属与公安机关的矛盾。特别是“6·28”事件中瓮安县党委、政府和公安大楼被烧毁的照片、视频和危言耸听的文字在网上传播后，不仅瓮安当地群众，全中国乃至国外关注“6·28”事件的人们，仍然无法从官方获得权威信息，网上传言在政府没有正面回应的情况下，在人们心目中也就成了“事实”。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最终逐渐演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打砸抢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重大恶性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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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要关头，主要领导到哪去了？
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不到现场，不敢面对群众，回避矛盾，反应迟钝，措施不力，贻误控制事态良机，丢掉了阻止事件升级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瓮安不少干部群众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说，其实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拥护党和国家的，只是不明事情真相，心中有怨气，关键时刻只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时站在群众面前来，拿着话筒喊下话，说明情况，劝告一下，让群众把怨气发泄出来，事情就不会闹得不可收拾，处置“6·28”事件就不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有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的话，局面就不会失控，就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受访的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这样说。
他们说：“瓮安在‘*’最乱的时候，也没烧县政府，没冲击公检法机关，这次事件如果县里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来，站出来与群众对话，或者州里有领导出面真心诚意的对话、解释，事情绝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他们认为：“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事发地主要领导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往往能够起到稳定人心、扭转局面、控制局势的关键作用。像瓮安县发生这样大的事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连面都不露，不论是畏险怕死，还是麻木不仁，都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都应坚决追究责任。”
在2008年6月28日14时至20时这６个小时的关键时段中，从州府所在地都匀到瓮安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无论是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州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均没有出现在现场聚集群众面前，不是害怕群众，也是漠视群众，这成为引起现场聚集群众强烈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县、州领导干啥去了？当晚22时20分，州委书记一行才赶到瓮安，由于现场人太多，汽车开不进城，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一直等候29日凌晨从贵阳连夜赶往瓮安的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
当天下午，县委书记王勤、副县长肖松、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辉等人，正在县电信局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16时许，当*队伍从大堰桥出发时，收到信息的玉华乡政法委书记李安平、派出所所长陈甚学，立即向肖松、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等人报告了这一重要动向。周国祥分别向肖松、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公安局局长申贵荣作了汇报。肖松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同在会场的王勤作了汇报，并按王勤安排赶去现场，王勤继续参加会议。宋辉接到县政府值班人员的电话报告后，立即离开会场赶到现场劝说学生离开，并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王海平。
肖松等人驱车赶到县公安局群众请愿现场时，遭到一些小青年指着鼻子谩骂，他当即打电话向王勤汇报现场小青年比较多。王勤立即打电话给县教育局局长张世德，要求通知各校校长带教师到现场去劝散学生。接到指示的张世德立即通知城区各校校长安排老师到现场疏散学生。但此时聚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戒线受到冲击，并有人冲进公安大楼一楼，开始打、砸了。肖松及时将现场情况向王勤汇报，同时去公安局办公楼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17时50分左右，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结束，王勤再次接到肖松从现场打来打、砸升级的电话，便安排工作人员通知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家班子领导到电信局集中，商量处置对策。
18时20分左右，县长王海平从都匀赶到瓮安县电信局处置群体事件临时指挥部。罗来平也从都匀赶到瓮安，并组织外围民警到县武警中队集中。由于没有防暴装备，无法开展工作，州公安局负责人指示，由州里统一指挥。申贵荣赶回瓮安后，要求公安干警全部穿警服，并叫35岁以下干警穿防暴服，由州统一指挥。为电信局免遭围攻，临时指挥部转移到离现场更远、更安全的县武装部。
19时许，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才赶到瓮安现场，在外围转了一圈，没有采取措施。
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领导人，在事件逐步升级的紧要关头，心中无数，等待观望，失去了制止事件恶化的有利时机。
正如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2008年７月２日在瓮安县一次会议上尖锐指出的那样，领导机关信息不灵，反应迟钝，没有预案，麻木不仁，不负责任，是造成事件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如果当时主要领导干部在场，如果此类突发事件有预案，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到现场说服、劝阻，就不会出现以后的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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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政治敏锐性，事到临头无对策
在“6·28”事件发展过程中，瓮安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处置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突发事件，坐等上级拿主意，眼睁睁看着事态不断扩大、不断升级。
在事件发生前，已有多人以各种方式向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县信访局反映李树芬事件正在酝酿的危险，都被相关负责人搁置不问，以至事件爆发时没有任何有力处置预案。
原县委书记王勤直到6月27日在县武装部搭伙吃饭时，才听到分管领导说起这件事，但并未警觉瓮安常见的“抗尸案”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只是叮嘱分管领导“妥善处理”。
而在事件逐步升级、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当地没有一个主要领导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出面与群众对话，敢于采取有效措施，敢于果断制止。从县到州的主要领导，层层束手无策。
在“6·28”事发现场，当地不少党员干部也表现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肖松反思说：“‘6·28’事件现场，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回避矛盾的心态。干事的不如站在旁边看的，站在旁边看的不如在家玩的。还有这样的说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问事平安无事’。很多干部党性原则丧失，正义感淡化。‘6·28’当天，有些干部在现场不敢挺身而出制止，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怕被人认出来，用衣服挡着脸。还有个别领导人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叮嘱在场的人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早在2004年，瓮安县就发生过打砸政府机关的案例，由于当时县委、县政府息事宁人，对当事人教育了事，没有依法处置，成为以后群体性事件得寸进尺的诱因。
2004年12月14日，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瓮安、遵义、湄潭、余庆、开阳、息烽等3个市（州）6个县的2000移民，串联聚集在瓮安县境内的乌江边码头，要求政府答复解决移民问题。国家长江委员会构皮滩水电站总监邱正光，省、州、县移民办和瓮安县有关方面的干部前往调解。移民提出土地赔偿标准没有达到国家新的土地法规定，要求提高赔偿标准；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实行“人平法”赔偿，即按移民人口平均淹没土地标准赔偿，各县赔偿标准就有高有低，移民要求赔偿标准一致。通往江边码头只有一条独路，现场调解人员难以答复，被移民当人质堵在里面三天三夜，不让吃喝，强烈要求省长出面接见，答应解决提出的问题。
当时，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在贵州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按规定不准请假，鉴于情况特殊，党校还是准假让他赶回处理移民问题。王勤赶到现场，只见移民有的手提棍棒，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手拿石灰粉，还有的手抓辣椒面，对立情绪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王勤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将钥匙、工资卡、钱包交给驾驶员就下江边去做移民思想工作，当时什么也听不进去的移民将他也“扣留”起来。他依靠当地村委会主任和村民，找来农民的旧衣服，将被围困的干部化装成农民，利用天黑作掩护，把被围困的干部全部解救出来了。
第二天清早，移民发现被扣的干部不见了，迁怒于当地龙塘乡政府，聚集围攻乡政府。当时，黔南州从全州各地调集的几百名公安干警已经集合，州委要求保持冷静，避免与移民发生正面冲突，果断下令撤离。移民群情激奋，把乡政府给砸了。事后，瓮安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驻乡，对照公安部门的现场录像，找打砸乡政府的移民一个个谈话，说服教育了事，没追究一人聚众打砸人民政府的法律责任。
瓮安县在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有的干部感慨地说：“2004年‘12·14’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了，但处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息事宁人，政府自己开了群体性事件冲击甚至打砸政府机关而不负法律责任的先例。”
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说：“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敢于面对群众，敢于表态，敢于负责，依法行政，不能息事宁人，不能姑息迁就。”
四、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1）
一时间，瓮安县没有正常的、开放的、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来满足老百姓了解事情原委的真相，没有具备公信力的信息发布可以疏导民意，老百姓伴着谣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口口相传、短信相传、电话相传、网络相传，接收的真假混杂、谣言甚至谎言等负面消息，比党委和政府掌管的新闻舆论主渠道发布的正面消息快得多、早得多、信息量大得多。新闻“先入为主”的特性，使干部群众更加怀疑李树芬的死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死者的同情和对政府及公安人员的强烈不满。社会不良情绪传播感染的速度，远远超过传染疾病传播感染的速度，“6·28”事件一呼百应，万众聚集。
瓮安县各级干部在反思“6·28”事件教训时，普遍感到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对社会政治状况信息收集渠道不畅，表现出迟报、不报、甚至失真，政治敏锐性不强，麻痹大意，甚至麻木不仁。对重要信息的发布，党委、政府和宣传部门、公安机关等主渠道，不仅发布慢、声音弱、信息少，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动地封堵虚假信息，广大人民群众对李树芬的真正死因，一时间听不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只好打听小道消息，一时间谣言、谎言四起，在民间甚至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党委、政府、公安机关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舆论误导对“6·28”事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亁飞说：“李树芬6月22号溺水死亡，处理的信息没有及时向群众公开，也没有向媒体发布，县里办得有《瓮安时讯》周刊，每期印发3000份，有电视台、有政府网站，要是信息及时公开了，谣言就没有市场。《贵州都市报》等媒体是有关当事人请来的，连民间也知道重视媒体，我们自己却忽视了。”
胡亁飞说，现在是网络时代，群众家里只要有台电脑就可以上网，写帖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谈他个人的看法。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大，普及率高。“谎言只需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网上谣言、谎言一时间铺天盖地，已经传遍全球。
胡亁飞说：“直到6月28日晚上才临时抱佛脚，组织一班人马被动地封堵网上有害信息。县委宣传部办公室被烧了，就在县文广局借了3台电脑，找来网络高手，以博客形式展开辟谣，对‘6·28’事件的谣言、谎言，有针对性地贴了3000多条帖子。反思这件事，如果我们及时把权威信息公开，就不会如此被动了。”
共产党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和平建设时期，一直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瓮安县委、县政府却忽视了。事件刚发生时，官方的声音基本没有，信息主要靠人与人之间传播，谣言、谎言混杂其间，一些媒体听民众的多一点，宣传就存在片面性，随即帖子上网了，网民24小时都可以在网上，网络自由度很高，政府事后才去澄清恶意信息、虚假信息，显得十分被动。
四、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2）
胡亁飞说：“网络是柄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就像一把菜刀，拿在优秀厨师手里，能做出丰盛的菜肴；拿在凶手手里，就成了凶器。我们党管报纸、广播、电视很有经验，对网络管理跟不上，加强网络管理显得尤其重要。”
瓮安县文联副主席周应祥说：“我们正面宣传跟不上，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涌来瓮安了，我们的宣传仍然迟迟不发话。社会上、网络上谣言、传闻炒得沸沸扬扬，我们的电视台迟迟没有画面、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