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群体事件观-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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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也积极派出干部开展宣传教育和动员说服工作，工作是有成效的。
他分析说，长期以来，瓮安各级党委、政府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石宗源指出，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反思，要以这起事件为镜子，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更加扎实有力地开展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切实改进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正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进程中，发挥好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忠诚实践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空喊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要以人为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 想看书来
四、“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2）
在座谈会上，石宗源厉声痛斥当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他说，我离开基层五年后，又回到地方工作。发现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没什么感情，办群众的事没什么劲，搞自己的事却很卖力。有的人要官劲大力足，干活乏力无术。没本事就要学啊，不要一当官就是当官做老爷。少打点麻将，少出去旅游，少玩，多多学习。到群众中去，学习做群众工作。
石宗源坦诚地说，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我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我打了60分。我要是知道会发生“6·28”事件，我就只会打50分，不及格！在瓮安和贵州，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民生，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瓮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黑恶势力气焰嚣张，城乡人民不得安宁。我们不敢出重拳，结果让黑恶势力甚嚣尘上。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石宗源高声问与会代表、委员、群众代表：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大家齐声应答：应该！
石宗源说：“对！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
大家热烈鼓掌。
2008年7月3日下午，贵州省委在贵阳召开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通报会，同时听取部分境内外新闻单位和瓮安群众代表的意见，进一步研究部署处置工作。石宗源和省委有关领导在会上谈了“6·28”事件的教训。
石宗源说，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事件。起因简单，却由于当地干部处置失机，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酿成严重突发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的形象。目前，事态虽然已基本控制，大局恢复稳定，但必须高度重视、扎实有效地继续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确保事态不再反弹，确保老百姓有一个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石宗源说，“6·28”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意味着责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石宗源说，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长期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3）
贵州省委对处置瓮安“6·28”事件及时作出五条决定：
第一，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二，谣言止于真相。要向社会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这是处置“6·28”事件十分关键的一项工作。社会舆论要求及时了解事实真相。
第三，进一步稳定群众情绪。贵州的各族群众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在处置事件过程中，必须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
第四，必须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
第五，必须进一步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分析认为，瓮安三中学生李树芬溺水死亡，这一简单的当事人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酿成滔天大祸？值得深思。概括地讲，在于当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一是当地党委、政府及公安部门维稳工作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未高度重视。瓮安县是一个社情民意比较复杂的地方，历史上就曾发生一些恶性案件，但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县委、县政府的反思，一些领导甚至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就一了百了，稳定工作有部署无落实，有安排无检查。事件发生时先是有学生*，然后聚集上千群众围观，但事前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都没有任何信息。信息不灵，思想准备不足，应急预案没有，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
二是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瓮安县有组织的帮派有五六个，公安机关虽有打击，但未从根本上铲除，活动仍很猖獗，“两抢一盗”、打架斗殴案件时常发生，群众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当地流传着“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搞不好，难以奔小康”的顺口溜，以示对社会治安的不满。
三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产生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家属包括一部分当地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李树芬死亡原因表示怀疑，以至于事态恶化，发展到不可收拾。
四是事件反映出瓮安县基层组织和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丧失，政治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整个事件中，很少有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动出来劝阻。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一些部门和干部在遇到矛盾和问题时，不敢面对群众，不善于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对群众的冷暖关心不够，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欺上瞒下。有的干部队伍不纯洁，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一些学校存在重智轻德现象，注重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对思想品德教育重视不够，社会黑恶势力已经在向青少年渗透。一些群众对利益诉求的期望值太高，漫天要价。以至于事件发生时，部分干部、群众和学生尾随、围观、起哄，甚至有的群众和学生直接参与打砸抢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五、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1）
贵州省委对瓮安“6·28”事件相关责任人，在事件发生不到一周之内便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开了中国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干部问责的先河。
2008年7月４日凌晨，黔南州委及瓮安县委组织部门在瓮安分别宣布任命庞鸿为瓮安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周胜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原瓮安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的党内职务已被当地组织部门先行免去。
7月4日上午11时，瓮安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依法律程序任命庞鸿为瓮安县公安局局长，原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同时被免职。
庞鸿履新前为贵州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当天，他同时被任命为黔南州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瓮安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
周胜原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任重案四大队大队长，后在贵州省公安厅“打黑办”挂职。
7月４日，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决定，免去王勤*瓮安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免去王海平*瓮安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其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
同日，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分别作出决定，任命龙长春为*黔南州委委员、常委，*瓮安县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其*铜仁地委委员职务，提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免去其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职务；谢晓东为*瓮安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为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谢晓东履任前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处处长。
贵州省委决定严查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同时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7月19日，黔南自治州委召开全州领导干部会议，由贵州省委组织部宣布*贵州省委关于黔南自治州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家培任*黔南自治州委委员、常委、书记；吴廷述同志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黔南自治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黄家培履新前任贵州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
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髓，也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的封建糟粕。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写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至今仍让我们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古今中外，干部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历史长河雄辩地证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还是一个单位，大凡都因干部得力而兴，也因干部平庸而衰。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21世纪，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承担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执行者、深化变革的推动者、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管理社会的承载者，以及团队精神的凝聚者的重任。各级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一言一行，他们的执政理念和综合素质，都直接关系着所辖区域的盛衰成败，关系着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命运。 。。
五、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2）
鉴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党纪党规，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干部的规章制度。1995年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作出了“因公辞职、个人自愿辞职和责令辞职”等规定，2002年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此基础上专门增加了“引咎辞职”；当时成为深得党心民心的热门话题。
然而，时至今日；在一些人挖空心思编织关系网，跑官要官买官削尖脑袋想当官的不良社会风气的大背景下；山西襄汾溃坝等重大责任事故一桩接一桩，四川*、重庆*、浙江瑞安等群体性事件一件接一件，并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引咎辞职”的责任人有几个？而对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依据党纪政纪追究其相应责任，这是必须的，毫不含糊的。诸葛亮尚且能够挥泪斩马谡，何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发生瓮安“6·28”这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不追究相关领导失职渎职的责任，就没有办法向党和人民交代。相反，敢于追究相关领导失职渎职的责任，不管是谁，决不迁就，决不姑息，是敢于正视执政党自身工作没有做好，自身出了问题，敢于自己站出来加以纠正，具有政治胆略和政治魄力的表现。也是共产党人不护短，不遮掩，光明磊落的表现。
贵州省委迅速而果断地启动“6·28”事件干部问责制，赢得省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人民网7月8日发表评论说：
对这次事件，瓮安县领导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瓮安的领导说，事件的起因有其偶然性、突发性，那么，人们会问，这种偶然、突发之事其他地方也有，人家那里怎么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如果瓮安的领导说，因为有坏人，是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人们会说，有坏人，这是肯定的，但坏人毕竟是少数，能力也有限，少数坏人怎能有那么大的能力，怎么能够煽动、操纵那么多群众涌上街头，攻击县政府、县公安局？瓮安县到底是坏人的天下，还是好人的天下？
可悲的是，直到出了事之后，瓮安县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和深层的原因……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情况汇报会上还在冠冕堂皇地东扯葫芦西扯瓢，还在强调县领导付出了多么‘巨大努力’。省委书记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