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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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教对立
儒学家与墨学家，老学家，法学家之间的势力是消长的。当时在墨学这个流派中，游侠一派特别兴盛。朱家，郭解等人。当时的士大夫都很崇拜他们。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说的就是孔家学说。侠说的就是墨家学说。因为这个原因，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相等。而道家等其它学派。在当时的政界中也有很强的势力。汉高帝时，曹参到齐国出任悼惠王的宰相。召集了上百的儒学学者，问安定和辑睦百姓的办法。儒生们每个人都持自己的一套说法，曹参不知道听谁的，听说胶西有一个叫盖公的人。精通老子的学说。就派人请来相见。盖公为他进言说“治道贵清静则民自定”。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为政清简，不烦扰百姓。曹参就让出自己的府邸请盖公居住。并且听从了他的建议，以此治理国家。把齐国治理的很好，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和睦团结。人们都称曹参为贤相。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8）
景帝时，太后窦氏喜欢老子的学说。从皇帝到所有的窦家子弟。都必须要读老子的言论，尊崇他的学术主张。道家学者黄生，和儒家学者辕固生，曾经在皇帝面帝前相互讥讽对方的学说。太后知道后非常愤怒，把辕固生放到圈养野猪的地方让他去杀野猪，想用这个办法杀掉他。正是因为道家有当权者的提倡和保护，所以儒教不能与他们抗衡。
景帝时，法学家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权力驾驭在九卿之上，国家的法令大多由他来更改和修订。汉武帝即位后，重用桑弘羊等，想学习李悝和商鞅的变法政策来治理天下，所以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与道家学说形成水火之势。正是因为这样在西汉初期，墨学家，道学家，法学家，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各具有相当势力，儒学还不能统一学术界。
三、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手腕
儒教得到明确的肯定是在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在讨论当时的天下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历史使命就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武帝即位后，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即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武帝就亲自在殿廷考试录用德才兼备能尽力规劝的人。
广川的董仲舒对武帝提出的国家问题给予答复，提出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考察人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经过六艺考察的人不得录用。武帝听从了他的对策，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汀尽ｑ肌⑻锴阆蛉逖В萍鋈迳月缥反蠓颉⑼蹶拔芍辛睢Ｕ浴⑼醵耸鞘Т笫ι昱嗟牡茏樱ㄒ榱⒚魈靡猿詈睿谩笆颖冢渤灯崖帧钡奶厥饫裼鼋昱啻由蕉永矗桃槊魈美裰啤Ｋ坪跻皇敝淙褰搪砩暇鸵耸⒘恕Ｕ早阂皇钡靡猓挂何涞鄄辉僮嗍绿侍螅员阃菩腥迨酢＝峁继蟠笈较碌鞑槌稣早骸⑼蹶疤拔凼率担鹞屎何涞邸Ｎ涞劢讼掠⑵攘钏亲陨毙蛔铮获加ぬ锿‘也被免职让他们反省。申公用年龄老迈为借口，火速溜回了老家。治理明堂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
这样的情况直到建元六年才有了变化，这一年窦太后亡故了，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朝廷的人事上再次出现变化。田汀鄙狭嗽紫啵偈嬉灿κ倍觯适钡睾俺隽恕鞍征戆偌遥雷鹑迨酢闭庖怀て谟艋男纳Ｎ涞劢幽闪苏庖谎月郏既妹扛隹ね凭僖桓鲂⒘哟酥螅私ㄈ褰萄＃柚貌┦恳还伲枇⒚骶涞目际灾贫龋锖胝凑飧鲋贫鹊牧斯猓悠酵钒傩兆龅椒夂畎菹啵飧鍪焙蛉逖У牡匚灰丫对冻渌难趿恕６罅角昀慈逖ё鑫痰木置嬉苍诖笾滦纬闪恕�
四、儒学的进化规律
儒学内部的派别竞争，符合学术进化的规律，在外的学术竞争没有了，就转而形成了内部的竞争。这跟政治有关，跟学术特点也有关。
韩非子的《显学篇》曾经说过：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墨家分化为三个支系。
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为子张之儒。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进过监狱的，只是师从孔子之后，才改邪归正，终成为儒林中的名士。《论语》中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子游、曾参也批评他“未仁”；“难与辨为仁”，似乎其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并不高。以至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大骂子张是“贱儒”。可见在儒家系统中，子张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他的崛起一方面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立场的极左翼，其思想见解与行为方式与墨家极为相似。另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子张一派在孔门之中原本没有思想贡献和学术见解可言，但正是这一特征使他们在孔子之后在对儒家精神的阐释时便相对少有束缚，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因此，在严谨如韩非者看来，子张氏的那些解释虽然号称真孔子，虽然赢得人们的喝采，但实在说来背离孔子不知有多远。这既是子张一派在孔子之后不断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骂他们为不修边幅不守规矩之贱儒的实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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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1）
汉末钩党之狱
第一节钩党是怎样炼成的
一、关系户的政治手腕
中国古代的政权是皇帝继承制，这是皇帝定的规矩，目的就是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个制度到了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东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就去世了。其中，除去安帝、质帝、桓帝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年纪不大就夭折了，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东汉如此多幼帝，也有其偶然的原因。与东汉皇帝大多短命相反，他们的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而刘隆才刚刚出生不足一百天，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东汉后宫干政的局面是汉朝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宦官。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些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总结起来东汉时期，出现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走向了反面。
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他把权力从王公大臣手中拿来，并设置尚书台。尚书官不大，事儿可不少。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管，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2）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东汉王朝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出现众多幼帝即位的现象是地主阶级在构建政权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幼帝即位、外戚专权、宦官干政是这场阵痛中的三个焦点，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着手解决的重点，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三大痼疾，这三大痼疾最终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消亡。
第二，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阶级基础。
豪强地主的势力到东汉中期更为发展。他们在经济上抢占土地，争夺人口，就必然在政治上争夺权利。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为一般人所不齿。然而一旦掌权之后，宦官也开始兼并土地，上升为地主阶级。当然了，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宦官中也时有出类拔萃者，修《史记》的司马迁，发明造纸术的蔡侯，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但是，宦官政治却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第一，宦官身受腐刑，性情上变态，对社会、对正常人存在着仇视心理；第二，宦官没有后代，因此也就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第三，宦官出身低微，目不识丁，没有文化素养；第四，宦官只懂得送往迎来，阿谀奉承，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都是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
宦官上升为豪强地主，但不为上层豪门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强地主下层的政治代表。
第三个原因是，东汉从中期的和帝开始，皇帝多数夭折，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其中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丈夫，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