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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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4）
而孔子“傻呵呵”地一直待到楚昭王咽气也没受到重用，没有官场潜规则经验的他万万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学说对自己的仕途动了刀子。痴心未改的他还盼着接班的楚惠王是个伯乐，而楚惠王却是个讲究实用的国君，历史上记载他倒是聘用了一位人才，但不是孔子，而是大名鼎鼎的公输班，也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鲁班倒也不负重望，为他造出了最先进的攻城用具云梯，要不是墨子反对，楚惠王在灭亡了蔡国、杞国之后，一定还会发动对宋国的战争。孔子的仁义道德那一套，楚惠王根本就一点也听不进去。孔子见楚惠王对自己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至此，孔子终于彻底死了心，六十多岁的他再也不想做官了，回家专心做起了学问，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第二节学术江湖的门派斗争
在儒学与道学争雄于南北的时候，法学家也在齐国兴起了。
齐国是依靠大海兴起的国家，从世界历史看，齐国的兴起与古希腊兴起大致处于同一阶段，是古代世界东西方文明的璀璨明珠。齐国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除了君明臣贤、重民务实等原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变革，依据沿海地理优势，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传承、弘扬海洋文化。齐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约五千年前，山东沿海居民就已经“煮海为盐”，在数千年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处于山东半岛的齐国，继承了利用海洋的历史传统，从而创造了鲜明的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齐国产生过两种观念：一是国家观，二是世界观。国家观发展成了法家学说，世界观发展成了阴阳学说。
法家的创始人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的时代。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十分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就这样，齐国成了“依法治国”的典范。《管子》这本书是治理策略的最好阐述。
到了战国时代，群雄纷争，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并不起眼的秦国。秦国的兴起关键人物是商鞅。他就是遵循《管子》的治国理念来治理秦国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5）
商鞅是卫国人，原来不叫商鞅，因为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叫卫鞅。他年轻的时候见卫国势弱，就到当时最发达的魏国，给魏国的宰相公叔痤当门客。这个公叔痤是个知人善用的人，发现他是个人才后，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还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公叔痤很器重他，打算引荐他做更大的官。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
只可惜公叔痤不久得了重病。就在只剩一口气的时候，他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点好事，于是向魏惠王推荐了卫鞅，怕魏惠王看不起卫鞅，公叔痤还特别嘱咐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后患”。
可就是这么着，魏惠王还是没听进去，没有启用商鞅。可公叔痤却因此留下心病了。按照他的逻辑，不用就得杀，可那样又太对不起卫鞅了。于是公叔痤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他杀你了”。
卫鞅则一笑了之，也不急着走。这可把公叔痤急的够呛，心想：小子，老爷子我是为你好，这可不是耍个性的时候，再不走，小命就没了。
卫鞅见公叔痤真急眼了就解释说：“既然魏王不听您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的。”
果然，魏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
此事过了不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登基了。根据《史记》记载，秦孝公当秦王的时候，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齐、楚、魏、燕、韩、赵不相上下，而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余个小国。周王朝衰微，诸侯都靠武力征伐，争相兼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结盟，不为各国重视，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还不时派兵侵夺其土地。秦孝公看到秦国外受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于是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政改贤才，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一时间，各国的游学士子都密集的出现在秦国，而秦国也很重视他们。这时候秦国各种学术思想都很发达，有凌驾于其它地方学术的趋势。
卫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于是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并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改名商鞅。
变法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然而商鞅却钻了文明发展中的空子。
据史料记载，秦久在西陲，尽管一直在抵抗犬戎等异族，但其生活状态却是和西戎一直处于杂居的状态。秦以游牧为生，与这些所谓的“夷狄”杂居，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夷狄。所不同的是，它积极地向中原靠拢，而其他各族却是一味地侵略和掠夺。所以《春秋·谷梁传》把秦称之为“狄秦”，一口断定“秦人，夷也”。秦与周边戎狄这种既共处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决定了秦的文化风俗打上了浓厚的戎狄的烙印。这是秦的历史，是褪不去的。
不仅如此，秦宣太后在各种外交场合还公然拿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当例子。公元前二百二十九年，楚国攻打韩国的雍氏，韩国派使者向秦国求救兵。秦宣太后要挟韩国使者给秦国一定的好处作为出兵救韩的条件，她说：“我服侍惠王时，惠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感到疲倦不能支撑。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时，而我却不感觉沉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我来说比较舒服。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6）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也许是因为秦世代忙于与戎狄争斗和厮杀，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东顾，也许是因为黄河横亘中间，淆山南北绵延，阻碍了交通，隔绝了信息。不管怎样，秦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受到诸夏所谓的宗法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由于受戎狄习俗的影响，秦人的文化和风俗一直是原始的，素朴的，或者说是野蛮的，保留着大量的母系社会的痕迹。《商君书》中说：秦人的野蛮在于其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两个人在一个床上睡觉。这在中原各国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商君书》中还说：儿媳妇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竟然不避开自己的老公公，撩起衣服来就喂，乳房袒露在外面。商鞅变法中有一条禁令是：“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可见，至少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还没有孝悌之道和所谓的男女有别的观念，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妇、小叔子，大家都睡在一张床上。直到变法以后，才男女有别。
男女无别，角色混乱，导致了秦人民风的开放，从王室贵族到普通百姓莫不如此。比如，秦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妻子，秦昭王的母亲，曾一度权倾朝野，统治秦国将近三十多年。但她又是一个私生活*的女人，简直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他的丈夫秦惠文王死后，身为太后，寡妇之身，却和义渠戎王偷情*，还生了两个私生子。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秦国好像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和街头巷议，史书中也没有任何掩人耳目之辞。可见当时秦国的民风本就如此。《战国策》上记载，宣太后包养了一个情夫叫魏丑夫，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把他带在身边，还大言不惭地向庭堂上的大臣宣布：“我死了，一定要让魏丑夫给我陪葬。”宣太后以一国太后之尊，公然宣称要以情夫为之陪葬，这在史书的记载上仅此一例。
第三节 儒学那些事儿
西方的政治，常随着学术思想的转移而转移，而中国的学术思想则是随着政治的转移而转移。所以政界各国并立就导致学术界各派并立，政界主张统一了则导致学术界的主张统一，在战国末年的时候，虽然还有标新立异的学术派别出现，但是还不到十年就泯灭了。始终兴盛不倒的只有儒学。而学术界进步的迹象，也就自然的停滞了。现在把这些学术流派的发展始末整理如下：
一、儒学的教育试验
儒学的推行在孔子去世之前就开始进行了。孔子的七十多个徒弟，游历于各诸侯国间。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逝世，子夏与众同学在孔墓守孝三年。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三十二岁的子夏来到龙门西河，普及儒学教育长达五十五年。子夏在西河设教，坚持以“读书育人，安国保民”为教学宗旨，用“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基本为：讲“六经”（诗、书、乐、易、礼、春秋），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讲儒家经典，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讲《春秋》，进行形势教育。子夏住在西河的时候，魏文侯请他讲授儒家学说。后来段干木和田子方都相继成为魏文侯的老师，从此以后儒教开始在西河兴盛起来。魏文侯时，开始设置博士一官，这是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推行儒学。秦始皇征服天下后，焚书坑儒，民间的书，都被付之一炬，并且颁令民间有想学法令和知识的，都要跟博士官学习。秦国传承了魏国的制度，也设置博士一官，汉代的大儒孙通、张苍、伏生，他们都是秦朝的博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7）
汉高祖刘邦出身市井小吏，并不喜欢儒学，曾经在儒冠中撒尿。当年“以幕僚宾客的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的陆贾在他面前“称说《诗》、《书》”时，他甚至破口大骂：“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
虽然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他们都经常受到汉高祖的贬低和压制，但也不得不隐忍着。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市井的皇帝，却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儒学史上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当他平定英布之乱，自淮过鲁时，“以太牢祀孔子”，并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事。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是历代封建帝王拜祭孔的开始，也是历代封建帝王优礼孔子后裔的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至此以后，“诸侯、卿大夫、国相一到任，常是先去拜谒孔子，然后才去就职处理政务”，而孔子家族的历史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开始受到历代政府的恩宠，直至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大贵族之家。
促使刘邦思想转变的，是汉初大臣陆贾和叔孙通。
叔孙通曾经在秦朝当博士。秦末项梁起事，投奔项梁。后背楚降汉，追随刘邦。司马迁称之为“汉家儒宗”（《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他对汉初儒学的贡献是为汉王朝制定礼仪法度，从实用的层面上让刘邦认识到了儒生、儒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汉初，汉高祖把秦朝的那些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但新朝礼法未立，刘邦身为皇帝，却责骂诸侯群臣如同责骂奴仆一样，一点也没有上下的礼节，而群臣也没有礼数。他们常常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醉了有的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击庭中立柱。天子无威仪，群臣无礼仪，令刘邦非常头痛。叔孙通趁机建议为汉家制定朝仪，仪出，“自诸侯王以下的所以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的仪式而惊惧肃敬的”，朝廷之上一改往昔乱哄哄的场面，井然有序，群臣“出乎礼则入乎刑”，再也“无敢欢哗失礼者”。这大大地树立了皇帝的威仪，令刘邦欣喜若狂。高兴之余，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不久，又听从叔孙通的建议，进用了大批儒生。刘邦对待儒生态度的转变，对后代皇帝复兴儒学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陆贾一生主要活动于汉高祖元年和汉文帝即位初期这一段时间内。他少习《诗》、《书》、《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刘邦称帝前，陆贾曾追随刘邦打天下，屡屡建功，深受刘邦器重。刘邦定鼎天下后，陆贾又奉命为刘邦“总结秦朝所以失去天下，我们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王朝成败的原因”，也就是以书面形式谈论天下得失兴衰之原因。为此，陆贾撰文十二篇，总结分析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高祖将他的这部书称为《新语》。这十二篇文章就是后来的《新语》。陆贾以理论的形式劝说、启发刘邦要高度重视和认识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