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芭茅一样生长-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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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顺藤摸瓜，把被供出的参与赌牌的学生全揪了出来。然后报校长批准，张贴布告称要全部开除，其中便有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只赌，绝没有参与他们的撬箱行动。

　　那天，布告黑名单上所有的学生被列成队，站在操场中央的电线杆边，学校有示众的意识。电线杆上挂了一个大喇叭，播通知，放运动员曲做操，也放歌。那天在放《一无所有》，不知道谁唱的。沙哑的、粗犷的声音让人振聋发聩。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歌声中我泪流满面，而他们都很不屑地看着我，为我的多情和没用。我低着头，不知所措。要是就此被开除，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父亲。我想着的是父亲的惩处，而不是我的前途。我似乎从没想过我的前途。

　　所幸的是张校长发现了我。张校长来到我们身边，看到了我，一脸的惊讶。他指了指我，一句话也没说。也许在瞬间，校长认真地想起了我，一株他曾经大加赞赏、觉得很有希望的苗子，或者是念及到我父亲曾经是他的同事。或许校长还想到了那节数学课，我做出了一道盛饭没有做出来的题目。总之，校长转身过去，就有了我们的被网开一面。

　　天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的叛逆和蜕变。

　　我成绩曾经那么好，不存在自暴自弃的心理。我们家里不比别人家穷，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开销。老师们大多也都很关爱我，寄予我深切的期望。没有任何的刺激和意外迫使我学坏，而事实上，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坏学生。

　　父亲终于听说了，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父亲暴跳如雷，扬言要劈了我。我害怕极了，根本不敢回家去。于是就找种种借口，什么补课、考试啦，让后门的鬼子、村子里的礼花他们，为我捎菜捎米到学校来。初三嘛，忙是应该的。即使没有捎，有那么多亲戚在附近，有土城的保障，也饿不死我。

　　我哪里知道，父亲会亲自到学校来，找教导主任、校长、班主任。而且，父亲连着三天到学校，连我的声音都没有听见。不是我有意躲他，确是我压根儿就不晓得父亲到学校的事。气愤中的父亲在回家前与尤老师作了一次深谈。尤老师虽然历数了我的种种不是，包括抽烟、逃课等等。但尤老师竟然说了和杨伯伯当初一样的观点，说我有潜力，将来上个大专没问题。尤老师最后跟我父亲说，不要过度增加他的压力，物极必反，特别是不要太暴力，关键要靠内因，靠他自己的认识和主观努力，他的底子在，不要着急，来得及。

　　父亲听进了尤老师的话。

　　父亲到学校来的本意也就是和他们一起，寻找挽救我的路子。父亲有这耐心，已经超出我的意料了。大概鉴于我曾经是年级最闪亮的星，父亲这一行有了结果。张校长、肖主任、尤老师，他们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就是万一临考前不行，就让我病休一年，一来以观后效，多一次机会，二来还可争取再长些个头，因为按我现在的身高报考师范还达不到男生最低的标准。做了多年赤脚医生的父亲，在卫生系统是有一些熟人的，开张病休证明估计不会太难。

　　对这一切，我蒙在鼓里。

　　尤老师告诉了我父亲来的事。尤老师说，回去一趟吧。我知道大难已经临头，躲也躲不过了。在一个周日，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已经久违的家。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挨父亲的揍，要劈就劈吧，劈死了痛快。我突然想到尤丁高说的，活得累，也没有什么意思。从小到大，我没少挨父亲的揍，欺负妹妹弟弟了，跟大人顶嘴了，偷着下河游泳了，嚷着要跟大人去别人家吃饭了，父亲都会揍我，而且毫不留情地下手。

　　老天有眼，父亲不在，迎接我的是母亲。

　　一向温和的母亲，那一回却铁青着脸，变了样子似地盯着我。母亲问，你那几天去哪儿了？我装糊涂说，哪几天。母亲说，你父亲上学校找你啊。我低下头说，没去哪儿，在学校上课。母亲突然大了声音，你没上课！我低声狡辩，上了。你说谎，我去查过了，你躲在堤坞一个同学家打牌。母亲竟然去查过了，我一时语塞。

　　叭！母亲抬手给了我一记耳光，狠狠的一记耳光。长这么大了，记忆中母亲从未打过我。我愣了，看见两行泪水流出了母亲的眼眶。我突然失声痛哭。

　　母亲和我面对面地站着，也不理我，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许久母亲开口了，还有近两个月，你加把劲吧。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想，那一个周日如果父亲在家，可能会改变我人生的走向。如果父亲往死里揍我，只能增添我更多的反叛，只能让我陷得更深。在那以前，父亲的惩罚已经太多了，多的已经不能奏效。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尤老师跟父亲说的话，尤老师没告诉我，就是告诉我了，父亲也未必真的照做。所谓刚与柔，所谓相生与相克，这是生活中的哲学，母亲那一记耳光太珍贵了。

23重点班
中考前一个月，是毕业考。毕业考顾名思义就是考毕业证，几门主课都考及格了，就有毕业证发。我们的毕业考和农中的预考不一样，预考也在升学考试前一个月考，但它是筛选性的，只有进入前多少名才获得升学考试资格，余下的都淘汰了。

　　我知道自己毕业考考得不好，可是没想到会考得这么不好。生物和化学合卷，我差不多是交了白卷，因为有把握的只有几题。那天到楼上去看分，我缩在一伙同学后面，像个胆小的贼。我惊讶自己那时连羞耻心也没有了，要知道我可是当年的年级冠军。从那个巅峰的宝座一落千丈，沦到了这等地步。在一张生化合卷面前，我和洪大、赵正果，如果赵正果还在班上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孙和钱老师一眼看到我，大声嚷了起来，哎你怎么搞得，怎么考得，我们大跌眼镜了。我低下头，尴尬万分。如果有条地缝，我恨不得钻进去。孙老师这一嚷，大概唤醒了我的一点点羞耻之心。是啊，我竟然还敢来看分。他举起登分表说，十五分，十五分，两个鸡蛋都买不到啊。

　　说完孙老师自觉得好笑，咯咯咯地先笑了起来。同学们也想笑，或许有我在，或许还没看到自己的分，心里没底都不敢笑出声来。

　　孙老师并不教我生物，也不教我化学。教化学的熊老师不住学校，而生物老师和孙老师住一间，他们是师范一届分来的。孙老师喜欢打篮球，就教体育。生物老师没在。我怯怯地说，孙老师，我帮把登分表带给尤老师吧。孙老师早认识我，早在我大红的时候，参加学校“两语一数”竞赛，他是监考老师之一。他就记得了我，一棵苗子。这是他的原话，在一次向农中的一个老师介绍我时，他就这么说的，一棵苗子。

　　苗子眼看着就枯了，甚至快枯死的样子。

　　孙老师拍拍我的肩膀，拿去吧，回头我跟你们生物老师说。从三楼下来，清风徐徐，我却昏沉沉的，像没有睡够，又像心里堵住了，慌。满山红开在操场的坎上，红艳艳的，张扬着生命的灿烂。满山红，一种贱花。墓地上有，往岗上去还有，远处的坡上都有。贱是生命力顽强，无需多少呵护的意思，当然也有不值钱的意思。

　　我突然觉得，我挺像其中的一朵满山红，贱。短暂的红火，然后蔫去，掉落成泥。没有人会再关注我，没有人会再呵护我，而谁都在抛弃我。

　　问孙老师要登分表，是我顿生的一个歹念。生物老师没在，真是太好了，给了我无比好的机会。走到大礼堂门口，我左右环顾，没有人。我迅速地蹲到地上，掏出圆珠笔，在“1”字上添了一横，改成了“7”字。现在，就是七十五分了。我站起来，仔细地看了看，对自己的改动非常满意。上天有眼，要是考二十五、三十五分，我想改都改不了。

　　初一那年，我改了一次成绩单。其实人还没到家，父亲就知道了我的数学分数。村子里那个顶职的林老师，论辈份算又是我的同姓堂兄，他后来调到了我们学校做实验室保管员。他有着我们那时没有又巴望着有的自行车，我还在安鹿坑岭流汗时，他就到了村子把分数告诉了我父亲。待我到家，递给父亲看时，父亲显然就很容易地发现了我的恶劣。一餐“板栗”，让我吃得饱饱。吃“板栗”，是一种受罚。父亲的手指头弓着，用力敲我的头。

　　那次是“6”改成“8”，有些难度。我想把六十多分改成八十多分，结果是看上去的确有痕迹。不然，我还可以和父亲狡辩。这次好，十五分，多好的分。哦不，七十五分，及格了吧。

　　快到尤老师门口，我犹豫了。尤老师不会知道吧？不可能。分数刚登好。那几个同学会说吧？求求他们，为我保密吧。再一想，不交给尤老师更不可能，明明孙老师交给了我。改回十五分呢，也绝无可能。死马都得当活马医了，哪怕要挨枪壳子，我还得交给尤老师。

　　尤老师始终挂着一丝笑，我看不出来他有没有真的笑。快一年了，我们都看不出来。除了上课和下班来辅导，除了带我们去爬了一次三清山，似乎我们都同他没有更深的交流。盛饭，这个一直保持佼佼成绩的班长，没见得到尤老师多少青睐。阿文不再狗一样了，因为他觉得尤老师不喜欢别人在背后打报告。女同学也议论，尤老师帅是帅，就是太严肃了。

　　七十五，哦。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尤老师关上了门。我转身就跑，冲下了荒废着的老蒸饭房的台阶，冲下了破旧的蓄水池，冲下了仙子家的猪圈，一直冲到坑底的田埂上。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泪水，哗哗哗地流了下来。快四年了，在这片半山的土地上，风风雨雨，此时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过。

　　田里的稻谷抽穗了，淡淡地飘着一种稻花的香。过两个月，瘪瘪的谷粒就会丰满起来，一天一天变成金黄。芋头苗也会茁壮地长高，撑成伞一样的阔叶。种一季的秧田，绿得都有些许黯淡了。

　　我一屁股坐到了田埂上。学校便在我身后的高处，仿佛很远，仿佛很高，我需要仰望才能看到那熟悉的陌生的树和房子。

　　是的，我需要仰望了。

　　尤老师找我了，又只说了一句，生化没七十五分吧。我惭愧地嗯了一声。露馅了，完完了，毕不了业了。

　　我是谁，我是那个曾经被看作苗子，曾经可以冲刺中专的种子选手，连校长为此都曾经跟我打招呼，鼓励我用功学习。我是谁，是校长网开一面，从电线杆前拉回来的那个回头浪子。我是谁，我是父亲母亲期待中的出息。我是名人啊，糊弄得过去吗。换个一般的学生，也许没那么多事，也许孙老师压根就不认识，不认识也就不会跟尤老师说。

　　我现在更是名人了，十五分！

　　初三进行编班，说穿了，是把最有希望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上课，不是按部就班地复习，而是强化，开小灶式地强化。这个班叫重点班，最后一个月了，是关键之关键，学校历届都这样做。编班的依据就是毕业考成绩，过去的不算。

　　没我的事。

　　我总分四百多分，而新的年级冠军犹如一匹黑马冲了出来，那个（1）班的小个子吴，和我一样喜欢睡懒觉的东坑头学生，近六百五十分，整整高出我两百多分。

　　重点班的教室就放在（1）班，这样，（1）班的落选生就腾出来，（2）（3）班的入选生就搬过去。重点班人少，（1）班的一些桌椅也得搬出来，叮叮咚咚地。搬过去的同学兴高采烈，好像中考中了榜似的。而搬出（1）班教室的同学，表情各异了，有垂头丧气的，有一脸茫然的，竟然也有兴高采烈的。一看就是几个差生，像翻身得了解放。几个（1）班的女同学，喑喑呜呜，眼泪答答地不肯走。

　　教导主任肖主任，原（1）班班主任，就站在（1）班门口亲自指挥。他手指着教室大声叫，now，请你们出来。他教英语，开口闭口都now，那是他的口头禅。课间操时，轮到他值勤，他说now，排好队排整齐。晚自习，他敲敲门说，now，安静。那几个女同学飞奔出来，终于哭出声音。

　　鲁思克说，瞧这些娘们，还哭。

　　我们班一个高个的女同学，那时候已经发育得很好了，胸脯鼓鼓的，比好些女老师都更像女老师。平常成绩一般得很，我从来就没有看她上眼。虽然她就住我三姑附近，我去三姑家时常碰到她。不知怎么弄的，毕业考她蹦得考上重点班，竟然要和盛饭、炳篓他们一起进（1）班教室。立忱也进了重点班，这兄弟可以，一直为我守密，一直与我一条心，我却让他失望了。

　　对了，盛饭，初二以来我的标杆，比起我他终于笑到了最后。不但成绩好，团也入了，学校还把上头分给的唯一的省优秀学生干部的指标给了他，听说那在中考时能加二十分。学校指望他冲刺中专，为学校争光。而我，惭愧啊。

　　我和鲁思克一直趴在窗台上，他看热闹，我默默地承受着心里的辛酸。鲁思克从来没想过重点班，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成绩像他的人，也从来安分守己。鲁思克说，混个毕业证书吧，将来可能用得上。从我们认识开始，他这话已经说了无数次。看到那个高个女同学像开了花一样地走过窗前，鲁思克懵了，他说娘稀匹，她啊！抄的！娘稀匹是电影里蒋介石骂人的话。

　　鲁思克这一骂，我心里竟生出几分释然。连她都能进的重点班，屁个重点。

　　我们班搬进来五六张桌子，教室里一下子显得拥挤不堪。好几个同学在夸张地拥抱，像（1）（2）（3）班的英雄们在胜利会师。一个说，以后我们不上课了吧。很多个在附和，上什么鸟课，反正我们已经毕业了。是啊，反正已经毕业了。鲁思克问我，真可以不上课了？

　　我不知道。

　　我有些不耐烦地坐下来。那样的人都进重点班，什么鸟重点班，我跟鲁思克说。我是说那个高个女同学。鲁思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