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慢回-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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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鼠疫的人多吗？”
“研究鼠疫的人？这么说吧，现在只有五个，当然不包括生物学家。我在南部有两个同事，他们更多是研究有关鼠疫的药物，一个在波尔多，专攻传播鼠疫病菌的昆虫，还有一个是克莱蒙大学的历史学家，研究人口统计。”
“你呢？你主要研究什么？”
“研究失业。”
五个，亚当斯贝格心想，这对全世界来说可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马克·旺多斯勒一个人懂得那个4字的意思。他是历史学家、文学家、鼠疫学家，而且毫无疑问是拉丁语专家，值得去看看他。
“告诉我，旺多斯勒，你说说，这病菌能持续多久，大体来说？”
“潜伏期平均为三到五天，但有时一到两天，一般来说，鼠疫五到七天爆发。”
“可以治好吗？”
“除非症状一出现就进行治疗。”
“我想我会需要你的。你愿意见见我吗？”
“在哪里？”旺多斯勒警觉地问。
“在你家里？”
“就这么定了。”旺多斯勒显然犹豫了一会儿，但随后马上同意了。
他有点拿不定注意，不过，很多人想起警察要到自己家里来都会犹豫不决的，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当然，这不会把这个旺多斯勒变成CLT。
“两小时以后见面好吗？”亚当斯贝格建议道。
他挂上电话，飞快地跑到意大利广场。他估摸当格拉尔的腰围在48到50厘米之间，比他宽15厘米，胖30公斤。得好好对付一下他的肚子。他买了一双袜子、一条牛仔裤和一条黑色的T恤衫，因为他听说白色的显胖，条纹的也一样。上衣就没必要买了，天不冷不热，可当格拉尔却由于喝啤酒的缘故，老是觉得热。
当格拉尔在浴室里等着，身上围着一条浴巾。亚当斯贝格把新买的衣服递给他。
“我把这包衣服送到化验室去，”他举着装有当格拉尔衣服的大垃圾袋说，“别慌张，当格拉尔。你还有两天的潜伏期，时间还很宽裕。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化验结果。他们会立即处理我们的事的。”
“谢谢。”当格拉尔嘟哝着，从袋子里拿出T恤衫和牛仔裤，“天哪，你要我穿这种东西？”
“你看着吧，它们非常适合你。”
“我会像个傻瓜。”
“我像个傻瓜吗？”
当格拉尔没有回答，用手摸着袋子的底部。
“你没有给我买底裤。”
“我忘了告诉你，当格拉尔，没有死人。白天少喝点啤酒。”
“遵命。”
“你通知学校了吗？让他们给我的孩子们检查检查。”
“当然。”
“给我看看你被跳蚤咬过的地方。”
当格拉尔举起胳膊，亚当斯贝格看见他的腋下有3个大包。
“毫无疑问，”他承认说，“肯定是跳蚤咬的。”见亚当斯贝格转动袋子想把袋口扎紧，他又问：
“你不怕被传染吗？”
“不怕，当格拉尔，我害怕的时候不多。我要等到死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这样会少浪费我的时间。说实话，我这辈子惟一感到害怕的一次，是在我一个人把冰箱从楼上背下来的时候，楼梯几乎是垂直的。让我害怕的，除了突然摔下来以外，还有旁边那些讨厌的夏蒙尼人，他们盯着我看，棕色的大眼睛好像在说：‘可怜的傻瓜，你不可能做到的。’我非常尊敬那些夏蒙尼人用目光所说的话，不过，这些以后再跟你说吧，当格拉尔，在你没这么紧张的时候。”
“好吧。”当格拉尔说。
“我想去见见那个既是洗熨工，又是鼠疫学家的历史学家马克·旺多斯勒，他住在夏斯勒街，离这儿不远。你看看有什么事，如果实验室来电话，让他们打我的手机。”
十九
亚当斯贝格来到夏斯勒街的一栋破旧的楼房前，楼房又高又窄，与马路隔着一块荒地和一片高高的树林。真想不到在巴黎市中心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亚当斯贝格满心欢喜地穿过荒地和树林，前来开门的是个老人，满脸笑容，但笑里有种讥讽的味道。他笑眯眯的，与德康布雷完全相反，德康布雷好像与快乐无缘似的。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木勺，用勺柄指着路，要亚当斯贝格跟着他走。
“先去餐厅。”他说。
亚当斯贝格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三个高大的扇形窗户，还有一张长桌，有个扎着领带的人正在桌边用布和蜡在擦桌子，动作麻利，十分专业。
“我叫吕西安·德韦尔努瓦，”那人放下桌布，自我介绍道。他双手有力，声音响亮：“马克一会儿就来。”
“原谅我打搅了你，”老人说，“现在是吕西安给桌子打蜡的时间。没办法，这是规矩。”
亚当斯贝格在一张长木凳上坐下，没有说什么。老人在他对面坐下，一脸喜悦的神情，好像美好的时光马上就要到来一样。
“哎，亚当斯贝格，”老人欣喜地说，“老朋友都不记得了？不再打招呼了？不像以往那样互相尊敬了？”
亚当斯贝格惊讶地细细打量这个老人，绞尽脑汁地回忆。肯定不是昨天遇到的。起码要10分钟才能想起来。德韦尔努瓦手里拿着桌布，放慢了动作，轮番看着两人。
“我看没变，”老人开怀地笑着，接着说，“这并没有妨碍你晋升，从普通警察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必须承认，亚当斯贝格，你是天生要取得辉煌成功的。卡雷隆案件，拉索姆案件，瓦朗德里枪击案，还有许多著名的骑士荣誉，还不算最近的丰功伟绩，如勒内尔莫尔案，梅康图凶杀案，樊特伊案。祝贺你了，探长。你看，我非常关心你的工作。”
“为什么？”亚当斯贝格开始防守。
“因为我在琢磨，他们是想让你死还是想让你活。你就像寸草不生的草地上的一株野香叶芹，你太冷静了，太冷漠了，亚当斯贝格，你妨碍了大家。我想，这一点你知道得比我清楚。你在警察局跑来跑去，就像一个弹子在警衔的格子里滚来滚去。没人控制也无法控制。是的，我在想他们会不会让你冒出来。你钻出来了，这太好了。我不像你那么有运气，他们逮住了我，瞄准了我。”
“阿尔芒·旺多斯勒。”亚当斯贝格喃喃地说，他看到这张老脸突然变得生机勃勃，一个23年前就当了警长的人，爱挖苦人、自负、浑身充满了活力。
“你想起来了。”
“在埃罗省。”亚当斯贝格说。
“是的。那个年轻的姑娘消失了。你在这件事上完全摆脱了。人们在尼斯港抓住了那个家伙。”
“我们在拱廊下一起吃过饭。”
“吃章鱼。”
“是的。”
“我想喝杯酒，”旺多斯勒站起来，说，“值得庆贺一番。”
“马克是你的儿子？”亚当斯贝格接过酒杯，问。
“他是我的侄儿和养子。他让我住在夹层里，他是个好孩子。亚当斯贝格，你要知道，我处处遭人讨厌，就像你处处春风得意一样。我甚至比以前更让人讨厌了。你呢，更春风得意了？”
“我不知道。”
“当时就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好像并不惊慌。你到这里来找什么？找你不知道的东西？”
“找一个凶手。”
“和我的侄儿有关？”
“和鼠疫有关。”
老旺多斯勒摇摇头。他抓住扫把，在天花板上敲了两下，那个地方已经被他打得掉了很多石灰。
“我们这里住着四个人，”老旺多斯勒解释说，“都挤在一起。敲一下是叫圣马蒂厄；两下是叫圣马克；三下是叫圣吕克，就是正拿着桌布站在这里的那个人；四下是叫我。七下，叫所有的天使都下楼。”
旺多斯勒扫了亚当斯贝格一眼，放下手中的扫把。
“你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问，“什么都压不倒你？”
亚当斯贝格笑了笑，没有回答。马克下来了，把他让进餐厅，然后绕过桌子，握了握探长的手，又气愤地看了叔叔一眼。
“你好像是警察查户口似的。”他说。
“很抱歉，马克，23年前，我们在一起吃过章鱼。”
“在混乱的战壕边。”吕西安叠好桌布，轻声地说。
亚当斯贝格看着眼前的这个鼠疫学家。小旺多斯勒身体瘦长，有点神经质，头发又黑又硬，长得像印第安人。他全身的衣服都是深色的，只是皮带有点耀眼，他手指上还戴着银戒指。亚当斯贝格注意到他穿着带扣的黑色靴子，沉甸甸的，很像卡米尔的靴子。
“如果你想进行一场私人谈话，”他对亚当斯贝格说，“我想我们得到外面去。”
“好吧。”亚当斯贝格说。
“你是否遇到鼠疫问题了，探长？”
“准确地说，是一个鼠疫专家问题。”
“就是那个写4字的人？”
“是的。”
“和昨天的死者有关吗？”
“你看呢？”
“我看有关系。”
“为什么？”
“由于黑色的皮肤。但4字是用来抵抗鼠疫而不是带来鼠疫的。”
“那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你的那个受害人没有得到保护。”
“没错。你相信这个数字的作用吗？”
“不相信。”
亚当斯贝格遇到了旺多斯勒的目光，他的目光好像很真诚，但又有点愤怒。
“不比我见到的护身符、戒指、土耳其玉、外婆绿、红宝石以及数百种人们以为能起保护作用的吉祥物更有用，而那些东西显然比4字贵重得多。”
“人们戴戒指吗？”
“有条件戴都戴。有钱人很少死于鼠疫，他们并不知道保护他们的是房子，他们的房子往往很坚固，老鼠进不去，进去的都是人。他们更相信是贵重的钻石在起作用：穷人不戴宝石，所以他们死了。钻石是王中王，是最佳的护身物：人们认为钻石戴在左手能避凶趋吉，所以订婚的时候，有钱的男子习惯给未婚妻送一颗钻石，帮助她躲避灾难。这是传统，但现在人们都忘了为什么，也忘了4字的意思。”
“但凶手没忘。他是从哪儿发现的？”
“书上，”马克·旺多斯勒急切地说，“如果你问的是这个问题，探长，我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我首先应该问你，星期一半夜两点左右你在哪里？”
“那是凶杀案发生的时间吗？”
“差不多。”
法医判断受害者死亡的时间是在1点30分左右，但亚当斯贝格希望留有余地。旺多斯勒往后捋了一下又硬又直的头发，问：
“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很抱歉，旺多斯勒。很少人知道这个4字的意思，很少很少。”
“这很符合逻辑，马克，”老旺多斯勒插话说，“这是他的工作。”
马克气愤地挥了一下手，然后站起身来，抓住扫把，敲了一下。
“是要圣马蒂厄下楼。”老旺多斯勒解释说。
大家在沉默中等待着，寂静中只有吕西安洗碗碟发出的声响，他对谈话不感兴趣。
一分钟后，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走进门来。他奇胖无比，只穿着一条宽大的长裤，腰上扎着一根绳子。
“谁找我？”他压低声音问。
“马蒂厄，星期一半夜两点我在干什么？这很重要，不要乱说。”
马蒂厄想了一会儿，皱了皱稀疏的眉毛：
“你去熨烫衣服去了，回来得很晚，差不多10点才回来。吕西安给你弄了点吃的，然后他便和弗罗迪回自己房间去了。”
“是埃米丽，不是弗罗迪，”吕西安转过身来纠正道，“你老是记不住他的名字，这太糟糕了。”
“我们与教父打了两局牌，”马蒂厄接着说，“他赢了320法郎，然后就去睡了。你开始给布兰太太然后是德鲁耶太太烫衣服。半夜一点，你收起烫衣板，想起第二天还要交付两副床单。我过来给你帮忙，我们在桌上把两副床单烫完了，我用的是老熨斗。两点半，我们把床单叠好，分开两包包好。我们上楼睡觉时，遇到了下来撒尿的教父。”
说完，马蒂厄又抬起了头。
“他是史前史学家，”吕西安在洗碗池旁边说，“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你可以相信他。”
“我可以离开了吗？”马蒂厄问，“我正在粘东西呢！”
“去吧。”马克说，“谢谢了。”
“粘东西？”亚当斯贝格不解地问。
“他在粘地窖里的史前燧石制的石器。”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他不明白，他只知道自己根本弄不懂这屋子是干什么的，也弄不懂屋里的住客在干什么。显然，要在这里干一段时间才能明白，但这不是他的事。
“马蒂厄当然可以撒谎，”马克·旺多斯勒说，“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分别问我们床单的颜色。他不可能改变日期。我甚至在第二天早上就把床单送到了沙瓦西路22号的图森太太家。你可以去核实。我白天翻晒，晚上熨烫，第二天送回去。两床浅蓝色床单，上面印着贝壳，还有两床印着棕色的玫瑰，反面是灰色的。”
亚当斯贝格摇摇头，仆人的证词无懈可击。这家伙对洗衣铺很熟。
“好了，”亚当斯贝格说，“我把事情跟你简要叙述一下吧。”
亚当斯贝格讲得很慢，花了25分钟才把4字的故事、宣读广告的若斯和昨晚的凶杀案讲完。旺多斯勒父子听得很认真。马克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肯定。
“现在你面临的，”亚当斯贝格最后总结道，“是一个传播鼠疫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保护者，所以他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这看得出来，但他发明了太多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亚当斯贝格翻开笔记本，问。
“每当遇到鼠疫，”马克解释道，“人们就大为恐慌，去寻找‘灾星’，寻找人间该受惩罚的罪魁祸首，当然，上帝除外。他们知道空气污染是罪魁之一，但他们无法惩罚空气。所以他们寻找‘鼠疫的传播者’，指责有人把软膏、油污之类的东西涂抹在门铃、门锁、楼梯扶手和墙面上，从而传播灾难。一个可怜的家伙只要不小心把手按在墙面上都有可能造成数千人死亡。已经有许多人被吊死了，人们把他们叫做传播者和污染者，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