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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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21）
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把它编成三句话，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
这是我最近学会的。
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也是最近学会的……这次参加整风学习，我也没有整好，只是有了一股劲，要干，不怕自己胡子长。
今天应向大会同志声明，我搞了几十年，没有搞好，还有若干年，我有信心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教导，帮助我进步，这是我附带的请求。”
叶剑英是执行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始终坚持刻苦读书，用理论指导实践，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联系群众的作风，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
他自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和旧大衣，把新大衣送给别人；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药品送给体弱生病的同志和生了孩子的女同志。
军委机要秘书张明的爱人生孩子，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孩子整天饿得哇哇叫。
叶剑英知道了，就把伙房每天分给自己的半磅牛奶送给孩子吃，还亲自去看望，并把自己小孩用的小床送去。
伍修权调到东北去执行紧急任务，他爱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无人照顾。
叶剑英对他家属关怀备至。
不久，又派人把他的爱人、子女安全送往东北，与伍修权团聚。
伍修权夫妇永远记着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告诉子女要以他为榜样，切实做到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
叶剑英非常关心生病住院的同志，经常去看望，帮助解决困难，实在抽不出时间，就亲自写信问候。
对于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困难的同志，他特意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设法予以帮助。
由于敌后受到蒋介石集团和军队的围困和封锁，经济相当困难。
叶剑英在延安生活极其清苦，工作异常紧张繁重，但他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积极乐观地改善环境，艰苦奋斗，战胜困难。
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领导军委机关、部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带头在参谋部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而且非常关心在延安附近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多次亲临视察，指导生产和训练。
每次在那里，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屯垦地段去视察，和战士们一起劳动，开座谈会，总结生产经验，商量怎样达到生产自给的指标。
为了保卫延安，打退胡宗南部的骚扰和进犯，叶剑英亲自指示预定战地和布防。
有一次部队搞野外演习，他来到现场观察指示，要求很严，边看边做笔记。
演习结束后，他做现场讲评，鼓励部队既要会生产，又能打仗，要练出杀敌真本领。
他讲得很幽默，很风趣，在场的官兵和美军观察组都听得入神，钦佩不已。
王震将军一直保留着他在练兵场上讲话的照片，每次看到它，心情都激动不已。
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叶剑英十分注意调剂精神文化生活。
他组织机关的文娱骨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没有乐器，自己动手做了一架扬琴。
大家在他的带动下，也行动起来，制做了羊皮小鼓、马头胡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经常组织演出。
他和文娱骨干常组织舞会，特意请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案工作的干部跳舞。
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普通干部，工作之余，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志间的了解和交往。
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舞会。
圣地延安，欢歌笑语，充满了革命朝气。
叶剑英还积极支持并参加“怀安诗社”，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会友，抒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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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22）
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
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
当时在延安有一位国民党从重庆派驻的联络参谋。
叶剑英有一次与他会晤，让他转告重庆国民党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
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
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
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
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
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
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
叶剑英特作《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诗：（一）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二）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读后，特赋诗曰：季子徐君（指吴玉章、徐特立）气谊投，希深君复（指谢觉哉、林伯渠）亦风流。
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砥柱逆流，坚持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史无前例”的恶浪滔天，将人们一下子打入万丈深渊。
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巨大逆流中，砥柱中流，岿然不动，搏浪进击。
这位无产阶级政治家，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
想尽一切办法稳定军队，稳住局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他身处逆境，重任在肩，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
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浓厚感情，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
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首都工作小组，保卫北京市的安全。
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乱，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
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地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
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
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
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
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
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
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
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
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7月8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8月16日、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罢官”总是要等运动后期处理。
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
求救电函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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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2）
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于9月3日批准总政治部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
9月4日，叶剑英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中央碰头会，商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的两个特急电，强调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加强领导，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特别要劝阻各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该离开。
新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维、汉等民族的团结。
叶剑英根据民族政策，对赛福鼎、王恩茂等非常关心，尽力要部队加以保护。
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民政部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常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
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文革”问题作了专题研究。
他根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要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并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诉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二、面对林彪一伙的指责和反扑，正气凛然，针锋相对予以反击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惟恐天下不乱。
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
她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
叶剑英大义凛然，毫无惧色。
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
于是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10月5日《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颁布。
这个“指示”写道，根据林彪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的地方搞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
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十分焦虑。
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
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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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3）
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
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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