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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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3）
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州至连城间的凤凰山顶，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
　　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
　　粮食每人每天定量六两（十六两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
　　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
　　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撑着。
　　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
　　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
　　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
　　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凤凰山上了！”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
　　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
　　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对这次战斗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
　　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回军委任四局局长。
　　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
　　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二、甘冒风险，竭力保护被迫害的好同志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遭致失败，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
　　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
　　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做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
　　他亲自调查，找一些同志谈话，分析研究，认为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少数人犯过错误，性质也不严重；有些人则是编余干部，根本没有“错误”。
　　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
　　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
　　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
　　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
　　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
　　他坚决反对杀人。
　　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
　　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枪毙的一类，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又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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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4）
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为了更好更多地保护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第一，是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
　　第二，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
　　第三，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
　　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
　　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
　　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身处逆境，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
　　他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
　　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
　　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
　　刘伯坚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
　　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
　　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的工作。
　　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
　　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
　　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过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
　　叶剑英欲语还休，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
　　解放后，叶剑英为怀念刘伯坚烈士，曾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到易水河边为好友荆轲送行的历史典故，追记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热情相送，依依惜别的情景，赞喻刘伯坚及其战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叹不已。
　　这也是叶剑英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的一首激愤诗篇。
　　三、长征突围负伤，在危急中救护中央领导和机关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担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叶剑英在连续突围行军作战中，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5）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
　　山势陡峭，道路崎岖。
　　下山后，涉过一条小河，好容易来到一片开阔地。
　　就在这时，敌机突然飞来。
　　叶剑英命令部队迅速散开，在路边隐蔽。
　　随着一颗炸弹“轰”地一声爆炸，叶剑英脚部受伤摔倒在地。
　　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鲜血不断往下流。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不停地流血。
　　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右腿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公分深。
　　但他仍然坚强忍住，说：“没关系，不要紧，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公分深。
　　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
　　医生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
　　警卫员范希贤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叶参谋长当时伤势很重，但他很坚强，不大在乎，后来，我发现他的棉大衣被炸了许多窟窿。
　　原来，炸弹爆炸时，首长正用右手拎着大衣。
　　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若干年后，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当时，叶剑英躺在担架上，仍然不忘总参谋部和军委纵队的工作，要参谋人员给他送文电看，进行批复处理。
　　伤势稍好一点，他就挣扎着下地行军，带伤工作。
　　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仍坚持行军，并把担架让出来给重病号用。
　　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特别照顾军委纵队和干部团的老同志和妇女同志。
　　这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切称为“参座”的军事家，虽然时时遭到李德等排挤，但仍然尽自己最大努力，向军委和“三人团”提供作战情报和积极建议。
　　他心里时刻想着的一件大事就是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恢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
　　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
　　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
　　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
　　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一股敌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
　　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深水沟里。
　　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发现情况，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
　　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退去。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6）
中央机关转危为安。
　　事后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
　　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中央之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作战。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
　　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就在会议紧张进行时，敌机突然袭来。
　　出席会议人员没有做防空准备，一时忙乱起来。
　　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央领导人，他眼急手快，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向山沟里奔去，看到山脚下有块密密的茅草地，两人便隐蔽起来，直到敌机飞走后，才回到原地继续开会。
　　叶剑英在长征中危急时刻两次救护中央领袖的故事传为佳话。
　　四、艰苦行军，爬过大雪山
　　遵义会议后，叶剑英在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制定三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乘夜经潭厂、两路口攻占仁怀、大村等地，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
　　部队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已是夜晚，准备宿营。
　　收报员突然送来先头部队的电报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架修。
　　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的叶剑英不顾自己带伤走路，周身酸痛，连夜召集李天佑、孙毅等司令部的几个科长碰头，商讨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去赶修。
　　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经过研究，由孙毅带工兵连，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奋战一夜，完成了架桥任务。
　　彭德怀、###和叶剑英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北进。
　　经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