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十五年-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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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班里大多数孩子家里都是农村的，并且大多不是那种出现在电视里、家里有别墅有私车的特别富裕的农村人。
常露韵发现，这些孩子比她以前的同学压力要大得多。
即使这么说有些难以接受，可投胎真的是个技术活——对于家庭条件好的孩子，高考当然也重要，但他们不用有顾虑，考上就可以去，学费上万也无所谓，或者干脆上一年语言学校，再被家里人送出国，不用去挤那个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将来再不济也能混个海归。
他们纵然也会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可潜意识里，总会有一句话，类似于“即使不……我还能……”。
但是县中的这些孩子不一样，他们当中高分复读的不多，大部分是差一点没能上二本线，家里付不起三本的学费，再或者上了二本线，但是学校志愿没报好，又被刷下来的。他们只有这一条路，要么孤注一掷地走到黑，要么老老实实的该种地种地，该打工打工，这样那条通往另一种和父母兄弟不同的活法的路，就彻底关上了。
这天，常露韵坐在教室里安静的自习，偶尔累的时候，她就抬头看看其他仍在埋头苦读的孩子，心情就会平静不少。
不知为什么，她其实对这种日复一日艰苦枯燥的环境更加适应，身边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智力普通的孩子，不会再有柳蓉那样一个给她带来很大压力的同桌——常露韵并不想嫉妒自己的朋友，可她毕竟也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有时候也会很钻牛角尖地想，为什么有些人不用付出别人那样的心血和努力，也能轻易成功呢？
天才这种东西，真是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标签，因为同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投胎的技术，可别人还偏偏不能用“不学无术的败家子，只是有个有钱有势的父母，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者“不过是个长得好看的花瓶，再过三十年，看谁还因为她好看宠着她”的那种鄙视的目光来看他，所以一点平衡也找不回来。
好嘛——她想，虽然柳蓉除了这点以外，其他地方还都是不错的。
就在这时，教室后边忽然传来一点骚动，常露韵和其他人一起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男生忽然梦游似的直眉楞眼地站了起来，在教室前边坐着答疑的班主任也抬起头来，皱皱眉：“周涛，你站起来干什么？”
常露韵知道这个同学，他和其他人又有点不一样——别人念高四，他已经念高六了，这是他第三年复读。据说以前是个心气很高的人，第一年高考发挥失常，和常露韵一样，差了几分没到一本线，然后复读一年，发挥再次失常，从此一年不如一年，第二年复读的时候，已经连二本线都不够了。
周涛慢慢地抬起头，看向班主任，忽然说：“老师，我中毒了。”
老师也傻了，全班鸦雀无声地围观这位中毒人士。
周涛举起自己的胳膊，一本正经地说：“老师，你看我这里有一条黑线，是小虫子爬过的痕迹，我身体里有一只小虫子，我中毒了。”
老师：“……啥？”
全班：“……”
大家有种集体穿越到武侠世界悦来客栈的感觉。
就在这时，周涛忽然低下头，狠狠地咬在自己的胳膊上，他也不知道疼，真下了狠力气，一口下去就皮开肉绽见了血。
老师说：“妈耶！”赶紧跑过来拉他，旁边几个男生都站了起来，周涛就像个茹毛饮血的疯子，死死地咬住自己的皮肉，不松口，好不容易勉强被大家拉开，他才嘴角带血、一脸严肃地说：“你们别闹，我中毒了，得放血，一会虫子出来你们就相信了。”
老师嚎叫说：“班长呢？赶紧去把数学老师找来！”
他们班数学老师是个五大三粗的东北大汉，也是年级主任，这种时刻比较适合被推出来镇场子。班长心里也毛毛的，赶紧跑出去了。
半节课以后，年级主任才连哄骗带武力镇压地勉强搞定周涛，和班里几个个子比较大的男生一起押着他去了医院。
周涛的失控在班里造成了连锁反应，半个礼拜不到，又有一个女生退学了，她脸上挂着厚重的黑眼圈，背起比她整个人还高的行李卷，跟着她那活像个老头子一样佝偻瘦小的父亲回家去了。
又过了两天，一个“高五”的孩子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常露韵心有戚戚然，看着不到一米五的班主任四处蹦跶，一脸欲哭无泪的焦头烂额样。偶尔提笔给远在半个中国以南的柳蓉写封信，把这些叫人哭笑不得的事跟对方倒一倒，不敢跟自己爸妈说，生怕他们俩一惊一乍地担惊受怕——写字，这是她另一个减压方式。
这封信还是隔壁寝室的一个姑娘带给柳蓉的，那天寝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室友们两个去上选修课了，另一个在社团开会，只剩下她一个在寝室上网回邮件——她负责的实习生拿到了一个土耳其的工作名额以后，求她帮忙回绝掉印度的。
住在隔壁寝室的这个姑娘叫林霜，是个非典型美人，为什么非典型呢？因为她有袅袅婷婷的修长身材，但是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明眸皓齿，五官相对平庸一点。
林霜发现没有其他人，就顺便在她们寝室坐了一会，柳蓉对她印象说不上坏，就是觉得这姑娘有点不会说话不会办事。
林霜坐在别人身边聊天，说话声音总是弱弱的，有气无力的，才不管比尔呢听得见听不见，而且不会接人话音，有时候说着说着，她就一点过渡也没有地跳到下一个话题上了，总是造成冷场。
一般人去别人寝室，不管是谁开的门，都多少会和对方聊两句，可是林霜同志从来都是找谁就是谁，这次找A就不搭理B，找B就不搭理A。
有时她也意识到自己造成冷场了，就会很生搬硬套社交教科书上教的东西，生硬地夸别人一句“你今天穿的/戴的XXX好棒哦”——柳蓉就有一次，早晨起来晚了急急忙忙地把鞋穿错了，明显不是一双，别人看见都是开开玩笑就过去了，到了林妹妹这里，就被她一本正经地指着说：“哇，你是故意这样穿的吗，好前卫啊！其实我一直羡慕你们这种很随性的人，blablabla……”
于是不只一次有人在背后说起这个小姑娘，觉得她很不尊重人，又假又虚伪。时间长了，柳蓉也认为她有点缺心眼。
林霜也是闲聊，好奇了一下柳蓉所在的“非法社团”，听了一些好玩的事，听到一半，林霜就又不感兴趣了，在对方还说话的时候，就径自坐在那里发起呆玩起手指。
柳蓉懒得跟她一般见识，就把说了一半的话咽了回去，趁机把邮件发出去，等着她神游回来。好半天，林霜才幽幽地叹了口气：“你觉不觉的，人到了大学以后，会变得很孤独？”
柳蓉就顺着她的话音说：“是啊是啊，虽然有行政班，可大家选的都是不一样的老师，经常会碰不到，都没有班级的概念了。”
林霜说：“不是这样的……”
柳蓉有些奇怪地看着她，就见这位林妹妹又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你说……人为什么长大了，就变得复杂了呢？我觉得还是小时候好。”
她幽幽地叹了口气，看也不看柳蓉，自顾自地说：“我觉得现在真是不明白周围的人都在想什么，人心，真是太复杂了……”
柳蓉：“……”
林霜说完，就感慨着人心太复杂飘走了，正好一出门，赶上柳蓉两个上课的室友陆路和西北小姑娘李程回来，李程热情地跟林霜打了个招呼，林霜看了她一眼，淡淡地说：“我是来找柳蓉的。”
就关门走掉了，别人也不知道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像解释一下“我来找XX，跟你没有说话的义务”，就可以不用理睬别人似的。
陆路耸耸肩：“隔壁几个都快联名上书请她搬出去了。”
李程问：“啊？那为什么？”
陆路说：“各种受不了，内部怎么回事，我也不大清楚，反正她们寝室四个人，平时吃饭上课都是那三个一起行动，不带着她，最近更是连话也不说了，上回咱们班发东西，我给她们寝室送过去，说这份是林霜的，她室友就跟拎着不干净的东西似的，用两根手指头尖给拎回去了。”
柳蓉说：“那不就是被孤立了么？”
“就是啊。”
大学的人际关系，更像是社区型的，很散漫，除了一个寝室的人是必须朝夕相处，有时候要找其他人都要靠约，再找不到中学那种和大家上课下课整天泡在一起的感觉了。虽然社交的范围更大，人也更多，可……还是让不适应的孩子感觉到，不热闹了。
这是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所，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没有谁再是绝对的优等生，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变得更多。
他们开始被要求用自己的眼光衡量别人，在手机里的众多联络人里，自行寻找圈子和朋友。
第四十九章 旅程
三个月以后，常露韵再次走上高考的考场，而正抓狂地一边准备暑期社会实践一边期末复习的柳蓉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胡蝶打来的。
一接通，胡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开始哭。
柳蓉没有打断她，蹲在自修教室外面的楼道里，手里拿着一本背单词的小册子，一边背一边等着她哭完。
柳蓉背了五十来个单词以后，胡蝶哭够了，开始说话：“我不要他了，我把他踹了。”
柳蓉说：“嗯。”
“我把欠你的钱送你家去了，跟你妈说是我犯急性阑尾炎做手术，你给我垫的。”
“我妈信你才怪呢。”
“爱信不信呗，反正不是我妈。”
两人沉默了一会，胡蝶忽然叹了口气：“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呢？”
柳蓉一愣，放下手里的单词书，不知道胡蝶想听什么，还没来得及回答，胡蝶就接着说：“你觉得我还是个好人么？”
C大的期末复习很恐怖，考试前通宵教室爆满，不少人干脆搬着行李过来，一住就住半个月，柳蓉前一天晚上被同学吵得也没休息好，脑子有些混乱，下意识地就回过一句：“你放心，我不告诉别人的。”
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赶紧补救：“我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
胡蝶就轻轻地笑了起来：“你不告诉别人也不管用啊，天知地知，还有你知我知呢……我小时候不好好上课，跟男生跑出去玩，咱们班数学老师怎么说我，你还记得么？”
柳蓉当然记得，数学老师的原话是“胡蝶，你也要点脸吧”，但是她装作不在乎的样子敷衍地说：“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那时候咱们才多大，谁记得？”
“我记得。”
美国有一部讲校园枪击案的片子，就叫《大象》，传说大象有永不磨灭的记忆，就像是那些青葱时代刻在孩子们灵魂上的细小伤痕，时间过去了，看似已经很久很久，可我们从不曾忘却。
一字一句，全都记得。
胡蝶说：“好多人都在背后说我不要脸，我那时候专门就想和他们对着干，就琢磨着不要脸给你们看看，可谁知道滋味这么难受呢？柳蓉你觉得呢？”
柳蓉没听明白：“我觉得什么？”
胡蝶问：“你觉得我是特别不要脸么？你也觉得我不是个正经人吧？”
柳蓉下意识地说：“怎么会呢？”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不好受，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违心——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大多数人的想法所影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年轻的女孩子总是有很多不宽容，好像她们年轻可爱招人喜欢，都是她们的错，当她们像其他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样犯错误的时候，人们出于一种说不出的心理，觉得她们格外罪不可恕，格外不愿意给她们宽容。
柳蓉知道，自己潜意识里一方面可怜胡蝶，一方面也很有些不以为然——她明白这么想是不公平的，可就是控制不住。
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知道蟑螂是没有攻击力的，看见以后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恶心害怕。
胡蝶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谢谢你了。”
不知是谢她的帮忙、谢她的保密，还是谢她那句不怎么真心诚意的“怎么会呢”。
胡蝶的电话像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很快就在柳蓉的生活里掠过了，她依然被室友拖到已经变得非常有生活气息的通宵教室里，每天半夜，听着教室里各个角落里耗子一样咯吱咯吱啃夜宵的声音，直到两三点，除了几架战斗机之外大家都东倒西歪地卧倒了，然后早晨六点钟以后，大家再陆陆续续的揉着酸痛的脖子起来，自带洗漱用品，去卫生间把自己弄成人样，结伴出去吃早饭，吃完继续回来，继续扎根在自习教室。
常露韵心平气和地进入高考考场，直到考试前一天，她还按平时的习惯，在寝室做了和平时一样多的题目，甚至对照答案把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上。
很久以后，常露韵在对自己的师弟师妹们说经验的时候，提到对高考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不是事无巨细重学一遍的第一轮复习，而恰恰是第三次模拟考试以后、学校开始给大家自由、并且提倡适当放松调整的那段时间。
度过这段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忽略它，忽略倒计时牌，忽略马上到到来的解放的日子，忽略学校老师说的让调整生物钟等等等等的话。其实在校生、尤其是住宿生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有规律，没必要再如临大敌地调整，那反而是一种隐形的心理压力——更不用说有的孩子一松就紧不起来了，很可能因为不再做新题目，导致做题的手感变差。
县中反而没有这些问题，这里是全封闭式的管理，学生们远没有那么娇气，高考前一天下午才封的教室，可这天早晨，常露韵她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仍然风雨无阻地在早晨六点钟之前就自发地到教室早自习。
等到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的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