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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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湖南记者刘雅玲从1997年开始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进行跟踪报导，出版了《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一书；新华社记者谭进1998年起在海内外媒体上，通过文字、图片形式对浙江、湖南、山东、云南等地细菌战的受害史实进行了揭露；山东电视台、湖南经视共同制作了大型纪录片《未审之讼》；中央电视台编导郭岭梅则通过跟踪采访，制作了纪录片《不只是731》，向海内外人士进行宣传。
综观到目前为止的细菌战研究，可以说较之以往是冰山揭开了一角，但也仅仅是一角而已。我们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细菌部队的建制、实验、作战等简单的描述和重复上，而对诸如各大细菌部队之间的关系，细菌部队与整个侵华日军的关系，细菌战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细菌战对中国造成的军事、社会、经济、环境危害的估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也认为细菌战受害总人数，被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总人数，细菌战实施“种族灭绝”的危害性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就像一个个黑洞，中国需要去修补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这是需要用脚“走出来”的历史，一家一户，一个一个的受害人。当一个地区的调查展开的时候，历史细节的缺失就会显露出来，而当一个地区完全没有调查时，这一地区的历史就处在茫然的黑暗中。
2003年，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细菌战资料。克林顿在2000年卸职美国总统前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国的战争掠夺、〃三光〃政策、毒气战、奴役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内容。
王选是第一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的中国人。她在600万份资料中查找了一个多月。她说：〃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他们对历史的负责和关心，常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伤心。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来？这些档案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呀，每年有那么多的留学生，有那么多到美国访问的学者，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这个？我努力每天多看点、多写点、多复印点，可我一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段历史整理得这么清楚、完整？甚至日本的学者，他们对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工作都比我们做得多？而我们很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断裂的，这很不应该。〃王选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去调查'死亡工厂'，去证明那些受害者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进而去关注、保护和纪念受害者。〃
王选将搜集到有关日军二战暴行的1500页的资料目录。复印了三套，回国后分别送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她希望这些史料为中国学者研究提供一个线索。整整4000多页的资料都是王选自己掏钱，自己花时间去复印的。
大学生的调查
从2001年至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历史专业研究生和其他院校的师生先后赴浙江、湖南、山东、河北参加了七次细菌战调查和诉讼活动。
参加调查的有张启祥、许书宏（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丁晓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晓青、潘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涵（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员）。
大学生的费用是王选个人资助的，王选带着并教他们调查。张启祥、许书宏是南师大的研究生，他们第一次到乡间，学历史的第一次知道有细菌战受害者。
细菌战诉讼带来的研究（2）
张连红说，调查是一件苦差事，并且在学术界一向被轻视。中国人大而化之，喜欢推算，但历史事实不是可以按比例推算出来的，因此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日本人质疑中国的说法，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中方所说的死亡人数。
哈里斯的调查
2002年3月1日，美国《死亡工厂》的作者谢尔顿·哈里斯，Michael Franzblau医生、美国实验医学专家Martin Furmanski 应王选邀请来到中国浙江省金华、衢州、义乌调查。
此时哈里斯已七十多岁，身患癌症，强撑着来到中国。他在自己的《死亡工厂》一书中写到对中国这一地区的细菌战攻击，但他只到过中国的北方，没有来过浙江和湖南。在这次实地考察后，哈里斯重新补充了他的《死亡工厂》，并将它再版。五个月后，哈里斯去世。这时中国的细菌战诉讼一审刚刚败诉。
同行的两位医生，都是读过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的，他们想实地考察，从医学的角度证实当地的“烂脚病”和细菌武器攻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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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1）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细菌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日本政府去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一些国家在细菌武器研究上的投入，已经高达几兆亿日元。而且现在研究的细菌武器危害更大，是没有疫苗可对付的细菌。因此，我调查当年细菌战的真相，并且出庭作证，目的是为了世界永久和平。180名中国原告到日本诉讼，我想除了民族的尊严外，也是为了告诫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细菌武器——战后六十年仍无法根除的损伤。细菌还在污染着中国的大地，疫病有再次重返人间的可能，大批的当年受害者，还在风烛残年忍受着痛苦。
以下是哈里斯和与他同行的两位医学专家2002年3月间看到的一幕：
3月4日下午在达雅畈镇书房巷上街121号，生于1920年1月8日的八十三岁的陈崇文亮开了他溃烂的伤口。血和脓还在往外流，肌肉坏死，腐肉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溃疡处烂到最后只剩下了骨头与筋头。溃烂一辈子都没能治愈，时好时坏，结痂、流脓、溃烂 反复发作。他被伤病的痛苦折磨逾六十年，晚景凄凉。他说，日本人来后第二个月，他和他母亲就得了病。他的母亲五个月后就因烂脚而死。而他曾在金华中心医院开过刀。伤口愈合过，不过现在又犯了。
像陈崇文一样的人，在浙江受过日军细菌攻击的地方还有一批。时间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时间没能抚慰伤口，时间没有让记忆淡化，时间也没能将老人们带入新的生活，他们还生活在悲惨的过去，生活在受到细菌攻击的那一天。
浙江丽水市都连区碧湖镇农民徐丙翠嘴唇、牙床全部烂掉，仅剩下三颗牙齿 ，半个世纪以来她只能喝稀饭，菜得捣成泥状才能下咽，嘴成了一个洞，说话再也没人能听懂；江山市农民江昌友至死都大睁着一双眼睛，他从二十一岁感染了炭疽，双腿腐烂，整天痛得浑身颤抖，住在一间又黑又潮的老屋里，腐臭的味道让全村人躲得远远的。
活着，整日饱受伤痛折磨，死去，死了都不能瞑目。这就是中国受害者的现实生存。
细菌武器——人类至今无法应对的邪恶。对于日本的细菌战推行者来说，细菌武器是“小国对付大国有效的、制胜的武器”。鼠疫以其传染和死亡之烈为人惊悚；炭疽菌以其迅速繁殖，使人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永世不灭而让人胆寒。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平民的谋杀。
从参与细菌战攻击的日军指挥官之一泽田茂中将战后公开的日记中人们得知，这位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平民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人，却对实施细菌战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中日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接着他又写道，“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泽田茂当年一直质疑细菌战的大规模、无分别地对一切生灵的杀戮。日军所到之地，细菌横扫之后，所有的生灵都横遭厄运，对于占领方来说，一片被污染的焦土并不是一件好事。
据日本防卫厅资料，日军也受到了细菌武器的伤害，战役后期，日军13军疫病人数突增为前期的五六倍，至战役结束，达10000人。
2000年，克林顿政府为检验美国大城市在生物武器攻击下的防御能力，举办了一系列演习，演习的结果是现代城市不堪细菌武器的攻击，人们在挟持着现代技术并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慌乱和不知所措。美国中西部大城市丹佛在假想的鼠疫攻击下，不到一个星期，丹佛以及整个科罗拉多州的卫生医疗体系临近崩溃，大传染病爆发，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告急，社会公共卫生系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于是只好提前结束演习。迄今为止，对生物武器的攻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能够有办法抵御，能够保证国民无虞。美国这次慌乱就是一例。
但是细菌武器的危害远没有像原子武器一样得到世界的认同，对于六十年前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恶还没有在事实层面上调查清楚，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承认细菌战犯罪，细菌战犯罪的最核心的秘密还被日本政府深深锁闭着。细菌战还继续上演着揭露与掩盖的较量。
细菌武器——人类至今仍没有完全认识的武器。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伦理学史》第53章中，提出了一个被国际（包括中国和日本的）社会一直忽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细菌战对于人类伦理和道德的挑战。这种对社会集体伦理道德的伤害因为一直被抵赖、被掩盖、被忽略、被遗忘，而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修复，所以它所涉及的一切直指今天的人类生活。
《医学伦理学史》这样写道：
比起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来，日本医生在1932至1945年间所犯下的暴行在邪恶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类似纽伦堡那样的审判。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与石井达成了一笔交易：赦免石井及其相关人员，以换取他们在实验中获取的资料。由于美国人的包庇，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写进1946至1948年由美国主持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日程。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医生，包括石井本人，远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反而得到了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庇护。靠着在“死亡工厂”进行的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在战后的日本，这些医生中的许多人得以在日本皇家健康研究所和一些医学院校里担任高级研究员和管理官员的职务，继续从事这个令人崇敬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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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2）
无论如何，日本人的生物战计划和人体实验仍然是“被遗忘的暴行”，更准确地说，是被加害者抵赖、被同谋者掩盖、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暴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历史，反而对战争和战争犯罪采取了“三不政策”：不承认侵略，不忏悔不道歉，不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地承认曾经包庇日本医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更未为此道歉和赔偿。
尽管这些医学暴行与现代医学以及生命伦理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东亚医学伦理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医学伦理学界对此却关注甚少。这与西方对纳粹医学暴行的大量历史和伦理研究相比，反差尤为强烈。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在日本，甚至在中国，都被认为与当代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没有发表过任何对日本医生的暴行进行深入系统伦理研究的中文成果。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是一门必修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多达数十种。然而，在这些教材中，对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讨论，大多甚至提都没提及到。
细菌战对于人类伦理的伤害的命题在事隔六十年后才被提出来本身就大有深意。认识的缺位导致了整个世界对细菌战的集体冷漠，细菌战被定位为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犯罪，而没有上升到反人类的高度，于是整个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就细菌战形成共识，人们没能意识到这种杀戮方式一天得不到清算，恶魔就随时随地有重返人间的可能。
追问和思考虽然晚了六十年，但每一个诘问都深沉有力：
是何种历史、社会文化和医学环境导致了〃死亡工厂〃的建立并且让医生们放弃了反抗？
这些暴行给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尤其是东亚（包括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提出了何种挑战？
借鉴相类似的德国经验，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我们为什么要重提过去的暴行？
美国人在评价这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时为何如此偏袒？
能否用〃那是战争时期〃的观点来为此种暴行辩护并证明医生的行为正当？
“医乃仁术”是东亚医学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当医学在日本人的“死亡工厂”里成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隶后，这显然违背了“医乃仁术”这条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古老的东亚医学伦理学准则。
历史表明，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而日本医生的非人道试验是20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例子。这不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国家和集体暴力在世界许多地方存在，包括中国。将日本医生的人体实验暴行视为国家和集体暴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总体上了解所有反人类的国家和集体暴力，当然也包括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种种国家和集体暴力。
在中国，细菌战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一场持续了六十年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战争。
血淋淋的现实，让王选产生了一个关于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