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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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在国内，我在日本，我在国内了，他又在日本；就是都在国内，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做很多菜放在冰箱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而王选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选也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张纯如自杀了，因为无法面对人类那么血腥的事实。王选再坚强的神经也无法承受那么残酷的事实，更何况受害者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那么浩瀚的工程，一个人真的是难以承受。”何必会在看到王选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经常告诉王选：“你要挺住！你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你不可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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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王选（1）
As strong as a man（强壮如一个男人）
As simple as a child（简单如一个孩童）
这是王选对自己的写照。王选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
早年王选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成为接管上海法律界的高级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选有着法律的家传。王选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到陆家嘴劳改。王选记得父亲清瘦而忧虑，眼睛望着黄浦江对岸很远的地方，对她说：“有些事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分出对错。”
一个五岁孩子的记忆，是父亲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风吹动着他的衣服，人也仿佛在飘舞了。每当王选苦闷而独自哭泣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样子。
父亲被打成右派对王选的性格影响很大，她学会了记仇，并对压迫她的东西进行反抗，她的性格里有了暴烈的成分，爱恨情仇在她的性格里格外强烈敏感。她变成了一个鲜明的人，爱就爱，不爱就恨，爱就全部地投入，恨也刻骨铭心地恨。她更加敏于行动，像一团跳跃的火。
“文革”的时候王选家又因为父亲而被抄，王选的初恋也就此断绝。那是王选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段情感。一个漂亮的拉小提琴的男孩，姐姐弹钢琴，妹妹跳芭蕾，王选喜欢这一家的气氛，常去他家里玩。“他是第一个亲过我的人，我浑身颤抖，以后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家族变故带来的冲击让王选“想了很多年，恨了很多年，影响了此生很多事”。一直以来，听到“小提琴如如泣如诉的声音心都会颤抖”，王选把小提琴叫作“心弦”。
王选排行老大，性格最烈。妹妹和弟弟没有她那么阳光、暴烈、尖锐和强力。弟弟在王选眼里甚至有些女人气。
王选与弟弟妹妹相同的是一头来自母亲回民家族的卷发。王选的卷发非常美，她总是留得长长的，平时用一个发卡挽起来。和人放松地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不停地摆弄她的头发，挽起放下，放下挽起。每当她一脸倦容的时候，把长长的头发一挽，立即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精力又重新回到她的身上。
“我想到宇宙上去，我是宇宙人！每当我烦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一想宇宙我就好了，就解脱了。”王选说。
2005年五十三岁的王选说自己感觉就像十八岁一样，一点儿变化都没有，那时候背着包到井冈山串联，现在也一样，背着包到处走，边走边东张西望。王选的尖锐的性格和她明亮的眼睛很不相称，她说这可能是回族人的血统——热情，简单，敏于行动。
接触5分钟，你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个阳光、暴烈、尖锐、强力、雄辩、敏捷的王选。她永远都是谈话的中心。话题的内容也永远都是细菌战、诉讼、中国和日本。谈话的每一分钟都能够感受她的强力的性格，她会用直率的语言推搡得周围人尴尬而脸红。不记王选仇的人就会成为王选的朋友，并被她感化。王选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认同王选的事业的同时也接纳她的性情和脾气。时间久了，王选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人，和这样纯粹的人交往不用设防，不累。
王选这样的人反而能做成事，因为她无私心，无顾忌，执著而充满热情，这样的人在人格上就具有了一种魅力。
在王选的世界里，只有两种状态：黑的和白的，对的和错的，坏的和好的。她穿的衣服总是黑白两色，她不喜欢中间状态，中间状态令她痛苦。日本的一个学者对她说：王选，你这人很聪明，但会断的。王选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她没有办法让自己含糊起来。“不搞清楚就活不下去，”她说，“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可能我们少数民族就是这样简单吧。”王选决不会承认混沌的东西，她最喜欢的状态就是一尘不染，清洌。她说她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王选在调查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人性之恶。这件事本身的恶对王选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的双眼整天看到的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东西。我对日本人说，你们怎么会干出细菌战这样的事？这太不符合日本民族的性格了！”
王选至今都不能面对这些恶，至今731进行人体解剖的照片她都不能直视，这样的话题她都不能听。而她又不得不直视，不得不面对。每一次王选都会流泪，会愤怒。看恶的东西久了，那恶就会在人的眼睛里沉淀下来。王选的眼睛原本非常清亮，现在这双眼睛里有一种冷冷的东西，时常会闪现出来。
日本老兵松本博在南京1644部队负责看管七个长、高、宽各一米的笼子。用来做实验的活人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以防止他们自杀。
王选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在日本，一屋子的日本人，中间还有律师。当讲述者讲完之后，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和悲伤，有一个人问道：“他们一天到晚光着身子待在里面干什么？”另一个人语气戏谑地说：“在聊天。”然后是哄堂大笑。
“我再也待不住了，我就起身站到屋子外面，我感到我的胸膛都要爆炸了，我想大喊，想把他们统统杀掉！”王选瞪着大眼睛诉说着自己的愤怒。
王选说，不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反省这场战争是不够的，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讨回自己的尊严。
爱恨王选（2）
和日本人的交往，让她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和中国人有太多纠葛的民族。日本人就好像是小人国里来的人，一片叶子都会好奇，都会研究半天，每道菜都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很可爱的。
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律师，都很震惊：“中国那么大！”日本记者敬藤昭二第一次到中国常德采访的时候，发出感慨：“啊！日本人怎么会到这么宽的地方来打仗？肯定打不赢的！”
但是这个民族在中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优越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是“神选民族”，是世界是最优秀的民族——这是出于民族的狭隘；另一部分是因为日本人在某些事情上的确比中国人优秀。
“日本人年年举行国家级广岛纪念，终战纪念，靖国神社参拜等等。战争遗迹的保存，历史研究，要比中国好得多。”王选说。于是某些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就表现出了轻视和傲慢。王选常常感到这种轻视和傲慢，但她并不愿意说出来。当国人问起日本人是不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王选总是支支吾吾的，因为她不想加剧仇恨心理。
有的时候，轻视和傲慢会针对王选本人。一次，两个日本律师在到中国来的一路上不停地用语言“骚扰”王选。在他们看来，王选这种女人不可思议，这种女人不合日本的“妇道”。
一天在餐桌上，两人又开始了老话题，王选的愤怒无可压抑。她抄起一瓶啤酒，突然之间向两个律师身后的墙上摔去。啤酒瓶爆炸开来，酒花四溅。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吓得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餐桌，从此再也没有表现出对王选的“不尊重”。
王选喜欢卡门，喜欢李香君，勇敢、热烈。她理解女人的美中一定要有刚烈，一定要有柔肠。刚烈和柔肠的结果，是心碎。“心很痛很痛的，世间没有药可以治，痛极了，就要死掉。”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她喜欢悲剧，喜欢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对人带来的冲撞和打击，喜欢尖锐的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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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感动世界
“王选一个人抵100万的军队，王选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一个未觉醒的意识，这个民族还没有觉醒，留下一个火种，留下一种精神。”这是一个受王选感动的人对王选的评价，这个人是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裁汤世生。汤世生是在电视上看到王选的，当时王选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打着一把黑伞，去看望一个受害的老人，在老人低矮的小屋里，王选和老人一起哭着，王选说：“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行。”这个镜头打动了汤世生，从此他开始在网上建立一个叫做“8YEAR”的网站，搜集抗战烈士的事迹。
有人说王选是一个播种机，是一个宣传队，一个人顶一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在多伦多，闻一多先生之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闻黎明就被王选拉住了，她向他讲细菌战诉讼。第一次见面王选就吸引了这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当王选听说闻在几天后就要到日本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到机场后怎么进东京吗？闻说不知道，王选掏出一千日元塞给他，说这可以打车从成田机场到东京。闻黎明说，对他来说接受这一千日元有点难为情，虽然他不会说日语，初到一个国家，但王选的作法却让他十分意外。
“这就是王选，她是一个豪爽的人，但又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为别人想得很周到，但她似乎又没有考虑到一个男士初识一个女性而接受她的馈赠时的难为情。但王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人。”闻说。
王选被评上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了她，并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她。中央电视台也将王选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的第一家企业的第一笔赞助。
王选没有地方放这笔钱，她没有组织，始终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她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接受这笔钱。于是，她将这笔钱放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以这笔钱进行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调查。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比王选小十多岁，但王选一直视张为她的最坚强的支持者和战友。张连红199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12月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属于“行中”小字辈，不认识多少行中的人，也没有多少资历。1999年底美国抗日战争史维护会、日本的左翼学者、北京的抗战研究学者在日本召开一个研讨会，张连红递交了论文，王选看到了他的论文，就请他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张连红提交的论文是《南京大屠杀对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宣读论文却受到阻力，王选立即去找主办方，以激烈的“争吵”方式，为张连红争取发言：“就是从尊重人的角度，只要他要求发言，也不能拒绝对不对？何况从来都没有人从一场屠杀对个体心理影响的层面来研究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也记住了第一次谋面的王选。张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进行调查。一个八十八岁的叫韩秀英的老太太，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至今还在等她的丈夫回来。她的丈夫在她二十岁的时候被抓走，她自己养育孩子一直不改嫁。张觉得战争给人的创伤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完整地表达出来，只有深入了解每个个体的故事，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这一点和王选不谋而合。
王选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张连红给她派了两个研究生，负责给王选背包、买票、记录等全程的陪同。这让王选感动不已，第一次在她孤独的上车下车赶路，乡间、城市奔波的当中有了伴儿，有了照顾她的人，她的感觉是“享受得什么似的”。
张连红将他所能调动的学生、所能提供的资源尽可能地提供给王选，他认为王选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她更是一个行走着的学者，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在张的努力下，王选被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这是王选第一次被中国学界所接纳。
1999年3月在王选的努力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
1999年11月11日，王选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荣维木的引荐，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取得联系，并成功召开“细菌战问题研讨会”。2000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细菌战问题研讨设了专题。2002年1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举行“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1999年是细菌战诉讼被中国学界关注的一年。王选将细菌战诉讼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为了让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扩大数倍，王选成了一个演说家、鼓动者、活动家和宣传家。
王选在感动着世界，改变着许多的人，但改变最多的还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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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1）
王选一审判决的法庭陈述被称为是“爱的陈述”。王选说：“法官们的判断和决定，能够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能使无数的中国受害者，从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痛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得到心灵的安宁；也能使筱塚良雄那样的许许多多日本旧军人，把背负了一生的十字架卸下来，让他们在剩余的不长的人生中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人们从王选的发言里感受到了一种宗教的悲悯情怀。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受害的和加害者，他们都需要正常的生活。仇恨与宽恕，罪恶与惩罚。王选开始思考一些重大的命题。
王选的眼光首先落在了被害者身上。王选甚至都不想让这场官司结束。她说，结束不结束已经没有意义，官司继续下去会有更大的影响。官司推动了人们对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