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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755年:中国历史盛衰之交-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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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为金城县(当时金城即今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不过,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难得的是,太宗并未因贞观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创业难,守成也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连年丰收,他认为是一喜,边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世子孙玄宗李隆基取得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却没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日益腐化,结果引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大动荡,形势急转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时,距离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106年。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施政样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朝忽必烈、满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贞观之治由此成为中国历史有力的政治象征,其政绩一直为后世传颂。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便是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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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元盛世(1)
从开元到天宝,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玄宗即位时,李姓王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难。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果断地将武氏﹑韦氏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的人数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礼优待,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而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比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则坚决予以贬斥。这样,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来已经衰落的皇权,在坚强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达到了顶峰。
  这个时候的玄宗,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气愤之极,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皇亲国戚,上表陈诉说:“大臣被打,实为辱国。”李杰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当高明。玄宗大怒,下令处斩长孙昕、杨仙玉等参与者。散骑常侍马怀素认为正月不宜行刑。于是玄宗改判斩刑为杖毙于朝堂,以谢百官,并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旧唐书·卷一百·李杰传》)同时下敕书慰问李杰。处置长孙昕等人后,“由是贵戚束手”。
  玄宗此时不过30岁出头,掌权不过几年时间,还没有忘记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艰辛,所以,这件事的处理,应该出于玄宗的本意,而并非所谓的帝王权术。玄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明了“励精求治”的决心。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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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元盛世(2)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取得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
  盛唐内政与外交、军事以及诗歌等方面,在后面的篇章中将会陆续论述,这里重点谈谈唐朝的乐舞。
  玄宗仪表非凡,性情英断,本人多才多艺,能书法,谙熟音律,在生活和志趣方面的丰富,丝毫不亚于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罕见的集政治家与艺术家于一身的帝王。在玄宗的大力推崇下,音乐舞蹈艺术乐舞艺术在玄宗一朝达到了古代中国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玄宗加强了乐舞机构的设置,本人甚至直接参与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乐舞创作的繁荣。
  唐代宫廷的乐舞机构,著名的有教坊、梨园、太常寺。这些地方不但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还培养了不少专业艺人。就连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也多是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能歌善舞,具有出众的才能。当时,中外各民族乐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风,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灿如繁星,光彩夺目的乐舞作品层出不穷。下面略举几例——
  唐朝的剑舞脍炙人口。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是“西河剑器”和“剑器浑脱”结合演出。“西河”地属民风剽悍的西北,而“浑脱”则本是西域舞蹈。与南朝沿袭下来的“采莲曲”、“后庭花”等软舞不同,此健舞淋漓顿挫,紧张激烈,充满战斗气氛和生命活性。陈肠《乐书》载:“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唐天后末年,剑气(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气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可见浑脱舞之伴奏音乐是相当雄壮热烈。杜甫有诗称赞公孙大娘的舞技: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开元三年(715年),杜甫在郾城亲自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这时候的杜甫才只有十几岁,见到如此精彩的舞技,印象极为深刻。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
  

二  开元盛世(3)
诗中极力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声震四方,表演时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9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公孙大娘籍贯、身世、生卒皆无考,生平事迹仅寥寥见于所观者的笔记数则。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命运,很好地应验在公孙大娘身上。开元盛世之时,公孙大娘方值青春年华,才貌过人,佳人舞,动四方,何等的恣意。彪悍的剑器舞,雄浑的大唐风,竟由一个灵秀女子舞出了神韵。而天宝之乱时,公孙大娘也杳无踪迹,剑舞沉寂,不知所终。这大概也是花甲之年的杜甫见到李十二娘剑舞英姿时无比激动而感慨、怆然而涕下的主要原因。在历史的大动荡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始终是不能自已,在历史的棋局中始终只能充当棋子,而非棋手。
  大唐书法名家张旭的书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黄山谷语)。另一书法名家颜真卿甚至两度辞官,专门向他请教笔法(颜真卿的故事后面还会提到)。张旭书法的成名,是从公孙大娘的剑舞得到启发的。张旭曾对学生说:当初看到公主与一位挑夫在路上相遇争道,悟出了笔法上的争让之理;后来又见到公孙大娘舞剑,这让他彻底领悟到草书的神韵。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中说:“昔有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据说怀素也是得益于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若真是如此,唐朝“草书二圣“都可算得上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了。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常于酒酣之后,乘兴而书,一边挥毫一边大叫,有时竟以头发蘸墨纵情大书,时人称之“张颠”。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二人并称“颠张醉素”。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当时以剑舞闻名的还有将军裴旻。裴旻武艺高强,擅长舞剑,“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李白传》)。裴旻丧母后,特请吴道子在东都洛阳天宫寺作壁画,以为亡母超度。吴道子是壁画创作大家,据说他曾在一座寺庙中画了十八层地狱的画面,市场中的屠夫鱼贩观后害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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