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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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了这次难得的会面：两宫太后要求单独召见亲王，肃顺等企图阻拦。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侍郎杜翰倡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辈数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见。”就这样，两宫皇太后才得以单独召见奕䜣。
这次叔嫂之间的会面，可以称得上当时最高层次首脑之间的首次会晤，其内容与宫廷“政变”有关，因此正史自无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根据零星史料和时人笔记中透露出的内容，对这次“峰会”做一番推测：此次会面共计两个小时，详细商议政变的细节，主要有：政变的地点，奕䜣认为热河是八大臣所控制的特区，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迅速启銮回京；外国人对于政变所能采取的态度；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双方一致的意见是醇亲王奕，他既是奕䜣的弟弟、慈禧的妹夫；慈禧还对回銮时间、抵京的时间及车驾与梓宫护卫人员之间的联系等细节，以及京中如何迎接梓宫、捉拿八大臣等过程都与奕䜣进行了详细的商议。经过此番过招，奕䜣这位自诩为文武双全、又有与洋人交涉经验的亲王，不得不对自己仅有二十七岁的嫂子刮目相看，慈禧的聪慧机敏、工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品性，使他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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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实施政变（1）
奕与慈禧商议了政变的整体计划以后，就要启程回京着手准备，而肃顺一党压根儿就没看重这次“叔嫂会”，也乐得奕早日离开热河。所以，在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一个旨在推翻肃顺一党的政变计划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商议完成。八月初七日，奕启程回京。政变计划在了无痕迹的操作下启动了。
一
慈禧知道，按清朝祖制，后妃、宫监不得参与国家大事。要不是咸丰帝遗诏给予她代小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玺的机会，她根本没有参与朝政的正当理由。而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则不然，他们是钦定辅佐幼帝的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小皇帝长大成人，八大臣仍然贪恋权力，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然而，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慈禧清楚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可是此时，她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小皇帝载淳。要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恭亲王，而这是不够的。虽然恭亲王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肃顺等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她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那些不满肃顺“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满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慈禧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周祖培就进入了慈禧的视线。
尊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的谕旨
周祖培从嘉庆朝就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文墨。历经整个道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宣宗实录》（即道光帝的实录）副主编的重任。他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天下钱粮赋税，略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他就任户部汉尚书时，肃顺为户部满尚书青玉“慈禧皇太后之宝”。清朝入关以后，为保证满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都安排满汉两个官员，以满族官员为先。他与肃顺是同僚，且年长肃顺二十多岁，可肃顺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小鞋是肃顺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某日，僚属将汉尚书周祖培已经批阅过的部分文件交肃顺审核时，肃顺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之诺也？”（是谁批阅的文件呀？）部下小声告知：“为周中堂之诺。”（是周中堂批阅的）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就是表示“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肃顺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周祖培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肃顺为人的跋扈。慑于肃顺的淫威，周祖培“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慈禧皇太后之宝”宝文二
慈禧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自己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小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自己鼓噪，作好舆论上的准备，让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䜣与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将他的得意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董元醇不负重托，以《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董元醇来开这个头，正是慈禧与奕䜣的深谋远虑。第一，由董元醇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北京的奕䜣和热河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肃顺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北京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董元醇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肃顺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第五讲 实施政变（2）
董元醇是这样为慈禧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1）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2）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恭王等诸王应该辅政；（3）“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咸丰帝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加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䜣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帝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即使是慈禧也没有预料到，董元醇的奏折在热河引爆了一场政治地震。
八月初八，董元醇奏折到达热河，八大臣细阅以后十分气愤：这哪一条不是冲着我们襄赞八大臣而来！建议太后垂帘，实质就是在八大臣襄赞权力之上，设置皇太后的绝对领导权，八大臣将如何控制皇权？建议亲王与八大臣共同辅弼，岂不是从钦定给他们的权力中分权出去予亲王，专权又从何而谈？
与八大臣态度相反，慈禧阅折后，大喜过望，不由得拍案叫绝：董元醇孺子可教呀！这第一声号角正中肯綮，慈禧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在奏折中尽情展示，尤其是奏折中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建议她行使皇权，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于是，她发下同一天报上来的其他奏折，惟独将这一奏折留着没发，按照宫中的规制，这称为“留中不发”，她要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可八大臣急呀，他们必须即刻反击：誓将董元醇太后垂帘的建议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不待太后批示，他们已经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拟定，假小皇帝口，开篇就直指太后垂帘：
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
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谕旨定下了“是何居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调，就等着太后们盖章了。可慈禧却将折子“留中不发”，这样，他们以皇帝的名义驳斥董折，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就不能进行。于是，八大臣不顾君臣礼节，竟然反复催要。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身份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称：“请太后看奏章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直将东太后气得眼泪直流，小皇帝载淳则当场被八个壮硕男人的吼叫声给吓得钻进慈安皇太后怀里，并且毫不含糊地将一泡龙尿全撒在了裤子上。
八大臣吵上了瘾，第二天不等宣召，就径自入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面对这群不打招呼就直冲进寡妇宫里的男人，两宫太后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过去。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太后的尊严，慈禧再次拒绝了八大臣的强硬要求。
八大臣眼见两个女人还不肯服输，干脆以罢工相威胁，一切朝政国事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给太后。翻阅大清朝任何一代的历史，找不出任何一朝曾经发生过大臣罢工的事情。
第五讲 实施政变（3）
慈禧知道这是一场严重地违抗圣命的政治事件，这是八大臣对皇权的挑战，是八大臣向她及小皇帝所进行的政治恫吓，潜台词就是——我们八大臣的能量是巨大的，两宫太后及小皇帝是我们手中的玩偶，如果不听从安排，我们就让朝政停摆。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八大臣的行为直接关乎朝政的运行与否，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全国的政局稳定。纵使拖过了今日，可明日、后日又将如何？此时的热河已经完全被八大臣所掌控，逼之太甚，两宫及小皇帝随时有被劫持的危险，而恭王奕䜣又远在北京，一时难以形成呼应，如果过分坚持垂帘听政的主张，一旦让久经沙场的八大臣识破了她夺权的用意，那不仅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杀身之祸。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明确地反映此时慈禧的心境。
八大臣拟订的驳斥董元醇关于太后垂帘的谕旨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编》载：由于奉咸丰帝梓宫回京是早晚的事情，于是八大臣为了减轻回京的负担，先行准备了一些车辆，安排咸丰帝的妃嫔陆续回京。临行前，“嫔御入辞两宫，两宫泣谓：‘若曹幸自脱，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还京师相见否？’”
双方生死相斗，可见一斑。
在遭受了如此的冲击之后，身处险境的慈禧很快冷静下来。审时度势，她再次选择了理智地退让：局部地退让是为了全局的胜利，是为了以时间换空间，是为了顺利实现移师北京后的最后大决战。
慈禧决定将八大臣拟订的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且一字不改。谕旨下发以后，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这一回合是肃顺等人胜利了。经历了这场较量，慈禧意识到自己在对待董元醇奏折的态度上过于草率了，自己迫切希望一蹴而就，实现垂帘之梦，而低估了肃顺等人盘结在热河的能量，以至于贸然激活了这场斗争，与肃顺一党强硬对峙，落得灰头土脸。无疑，这是慈禧心中的痛。但为了实现铲除肃顺一党并对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的目的，慈禧忍了，每天照常召见八大臣，对各地的奏折悉心批阅，该准的准，该驳的驳，不流露丝毫的不满。慈禧战略性的退让，保证了全局的稳定，同时也麻痹了肃顺一党。“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官员必不敢再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其合法性已经不容置疑了。于是，八大臣在两宫太后和朝臣倡议早些回京的建议下，遂决定“择九月二十三日辰时，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三
对慈禧而言，回北京可谓求之不得。离开了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慈禧才有扭转乾坤的机会和可能，才能实现她的梦想。但如何回京却大有文章。
如果按照惯例，回京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梓宫起运前，小皇帝应该跪在“大升舆”（灵车）的旁边，等候梓宫登上灵车。小皇帝恭送后，再由间道（径直的小道）赶赴当天梓宫停放的地方，恭候灵驾前来，再行奠礼。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直到京师。可如此行事，八大臣就有可能联袂同行，他们的能量就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他们就有可能察觉政变的动议，慈禧也无法预知肃顺是否会在路上对她们下黑手。所以，当务之急是将八大臣的合力分解，可又不让他们察觉是蓄意安排。于是，慈禧煞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