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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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被朱棣当作前朝的不祥遗物，很快被扫荡干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壮观，与罗马、雅典、开罗、耶路撒冷一样著名的都城，像一场下在仲春的不真实的雪，轻而易举地融进了地平线。这时的大都，不再叫北平，又改称北京。
从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起，北京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民国与北京陷落时除外）。忽必烈和元大都留到今天的，除了北海团城里的那只“渎山大玉海”酒缸外，就只有横趴在蓟门桥一带的一段土墙渣子了。
五
在元大都消失了六百三十九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从明光村学院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南端开始，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朝土城东端走去。电影学院对面的“蓟门烟树”，花园路口的“元水关遗址”等元朝遗迹，并没有引起我思古之幽情。盯着矗立在小堰河土城绿化广场上的一组忽必烈巡行的雕塑，就像看着一堆刚刚出土的石俑，此时，再没有一匹蒙古战马的嘶鸣可以战栗这老钝的黄土；再没有一头骆驼驮得动元大都那厚重的历史；再没有一只广寒殿的蝙蝠可以看得懂如血的残阳。
如果元大都和她的大汗忽必烈再从元曲里飞出来，已无处歇脚。
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1）
古时的北京，有三个砍头行刑的地方：元朝的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明朝的西市（今西城区西四）和清朝的菜市口。每年过了秋分，朝廷就对犯了死罪的囚犯开刀问斩。
杀人是对犯罪者的惩罚，是对尚且无事可犯的人的震慑，更是统治者精心设计、比祭祀还要庄重的一种仪式。
监斩官站在熙熙攘攘的闹市高台上，面无表情地手执令牌，眼睛紧盯着时辰的变化，时辰一到，便把杀人的令箭掷向刽子手。此时的刽子手凶神恶煞般的环顾四周，尔后抡起鬼头大刀，随着寒光一闪、咔嚓一声，人头落地，鲜血喷出一尺多高，一个生命就这样被按部就班地终结了。那些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直等到人头被挂上一二十米高的木桩上，拖罪犯的囚车吱吱呀呀地消失在胡同尽头，才意犹未尽地渐渐散去。
看杀人，是人们从老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种廉价娱乐方式。那些头脑麻木，生活乏味的观众，可以从被杀者恐惧的眼神、绝望的哀号、痛苦的抽搐中获得瞬间的满足和快感。他们瞪着眼皮肿得鼓鼓的眼睛，青色的眼白像碎玻璃渣子，被行刑者从站在囚笼里直到人头落地，都像踩在钢丝绳上的一出猴戏，大家饶有兴致地瞅着他们指指点点，像仰望一只哆嗦个没完的猴子。
那个时代，被杀者并不一定都是罪犯，那些人当中许多是遭受了冤屈，有些甚至是在后世被载入史册的千古忠良。
元朝时在柴市口遇害的文天祥，明朝时在西市被冤杀的于谦，清朝时在菜市口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当中随便哪位不是顶天立地的栋梁、铮铮铁骨的好汉？然而文天祥、于谦、谭嗣同的死与袁崇焕的死比起来，应当算是幸运的。首先他们死的痛快— 一刀下去脑袋碗口大的一个疤，一了百了，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走到生命尽头之时，他们看到了都城的百姓是如何为自己夹道哭送。老百姓的泪水，是在壮士远行前喝下壮胆的烈酒。为了京师，为了百姓，死得其所。
可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这位北京的保护神，当他在西四街市的十字路口上被凌迟处死时，没人落泪哭送也罢，在行刑的全程他都尽是领受百姓的唾骂和叫好。“袁崇焕是通敌叛国的头号卖国汉奸！袁崇焕是丧家卖国的大奸贼！”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袁崇焕被明廷以“通虏谋叛”、“擅主和义”、“专戳大帅”、“失误封疆”的罪名处以磔刑，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被流放两千里外的福建。
磔刑，俗称凌迟处死，按大明刑律，磔刑应剐三千六百刀，一刀刀片下去，让犯人短时不会死而活受罪，直到皮肉被片尽，露出筋骨，生命才在极端的痛苦中气力耗尽而死。
据计六奇《明季北略·逮袁崇焕》记载：“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过。所谓活剐者也”。
老百姓们像一群扎着冲天小辫、穿着开裆裤的黄毛小儿，被统治者撺掇了两下之后，苦大仇深的情绪便如火如荼地烧着了。
当人们聚到一起形成群体，仇恨便成倍地扩张，人群的鼻息将一个“恨”吹成一堆活蹦乱跳的“恨”。此时，唾骂已难平心中之愤，大家干脆争相拿银钱买其肉食之，大家看准了这个苦命人，于是将心头的陈年旧账一同翻出来让袁崇焕付总账。
一个混账的皇帝，一个凶残的刽子手，一群不明是非的糊涂百姓，就这样举重若轻地杀死一位忠臣。
袁崇焕死了，拱卫北京城的长城变成一堆碎砖烂瓦。
袁崇焕死后，京城陷落，崇祯皇帝铣足披发，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上多出来一条软绵绵、飘忽忽、干巴巴的黑影。
崇祯错杀袁崇焕，是袁崇焕的悲剧，是北京城的悲剧，也是这个皇帝自己的悲剧。崇祯在死前哀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这位颇为勤政的皇帝，死前仍不忘把丢掉江山的责任推给他的手下臣子。其实，真正断送大明江山的怎会是他朱由检以外的人，如果硬要拉上几个分担罪责的活羊，那也只能找到万历皇帝头上。
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2）
万历朝因为滥杀无辜，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使努尔哈赤椎牛祭天，含恨起兵。而崇祯错杀袁崇焕，是明廷自毁长城，大明皇朝这座华美的大宅院本不该遭受此劫难，但无奈它于百般聊赖之时，自己捅破了贮洪的堤坝。当袁崇焕驾着木舟前来搭救的时候，明明是同坐一条船的崇祯，却在将袁崇焕一把推下水之后才记起自己压根不会用桨。
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巧妙的利用了反间计使崇祯上钩，才使这位曾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又在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广渠门”、“左安门”两战的胜利，他本人更是“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的战将，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明史·袁崇焕传》，这样评述这一事件对明朝历史的影响—“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因果相成，努尔哈赤不敌袁崇焕，但袁崇焕却成了皇太极掌中的一只死老虎。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后随父落籍广西藤县，父辈以耕田经商为主。农民的勤劳、俭朴与商人的机警善变，使袁崇焕具备了双重性格特征。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袁崇焕终于由举人考中进士。这一年他刚好三十五岁，就是在这一年，明朝的军队在萨尔浒大战中被清金军全线击败，此战既决定了明皇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同时也决定了袁崇焕这位读书人，将要放下笔杆拿起刀剑，由四季如春的南国邵武县衙，走上冰天雪地的北国抗金前线。
历史上有人曾把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作为这个国家是否太平昌盛的评判标准。作为邵武县令的袁崇焕，他首先是一个清官，在任上没有为自己敛财不说，更是身体力行为民做事。据乾隆《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这个父母官，遇到百姓房子着火，立即穿着官靴上墙爬屋，实在让人感动。他微服私访、秉公执法、平反冤狱，史料称“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天启二年（1622年），到京师接受朝廷政绩考核的袁崇焕，在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举国上下谈敌色变的情形下，单骑出关，了解战场形势。
就在失陷广宁第四天，御史候恂慧眼识才，不泥成规，上奏皇帝请求破格任用袁崇焕。天启皇帝的一纸诏书，使袁崇焕一下子由文官变成了武将。随着袁崇焕积极防御，营筑宁远的战略主张被皇帝采纳，他的苦心经营实施，使宁远城终于成为努尔哈赤一道无法逾越的战略屏障，明清两军从此进入战争相持阶段。
是袁崇焕改变了明朝军队一败再败、一退再退，不得不把山海关作为屏障北京的最后一个营垒的危险处境。
可是就在袁崇焕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升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创立的功勋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之时，祸患也随之而来，他临死前曾留下这样带血滴泪的名言：“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招冤，蒙罪始可有功。怒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
看来袁崇焕活得明白，死也死得不糊涂。问题是到死他也没有参透自己的主子，为何皇帝高鸟未尽，良弓便藏，敌国未破，谋臣已亡，狡兔没死，走狗便烹？
袁崇焕哪会明白，一个昏庸残暴的皇帝是不按常理出招的。
有人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除杀死袁崇焕外，还杀死或逼其自杀的督师、总督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有九个或被杀、或自杀、或入狱；在这位亡国皇帝上吊自杀前，他还残忍的把刀挥向他的妻子女儿及身边柔弱的女子。
崇祯的黄袍太像一个躯壳了！这个貌似坚硬的外包装里头是滑腻腻、脏兮兮的一摊杂碎。愚蠢的人遵守的人生法则应是“袖手旁观”，他们越辛勤地将脑中的想法付诸实践，他们对社会的恶性冲撞程度就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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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3）
袁崇焕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不争气的暴君，出生入死、血战疆场！
历史常常是公正的，但又喜欢同现实开玩笑。在袁崇焕被冤杀155年后，清乾隆皇帝在修明史时，终于公开了清廷这份天字号绝密档案，并为大清国的昔日仇敌树碑立传。乾隆为袁崇焕平反的目的很多，当然有拉拢汉臣、粉饰太平、收买民心、故作姿态的作秀成分。但作为一朝天子，如果把表面文章能作到如此程度，实在也够水平了。此举，并非小肚鸡肠的崇祯之辈所能做到的。
为袁崇焕平反，是乾隆一生创造出无数政治杰作中，最为出彩的一个作品！
直到这时，北京的百姓才昏昏沉沉地醒过来。
但北京毕竟是一座有良心的城市！当年，在袁崇焕遇害之后，一位广东籍姓佘的义士，冒着杀身之祸，盗走了袁崇焕被挂在旗杆上示众的头颅，连夜掩埋在了自己在广渠门一带的居家后院里。没有墓碑和坟头的袁大将军之墓，一年年、一代代地保护下来。佘义士和他的后人为袁大将军守墓的责任，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到了佘树芝老人这一代，已是第十七代的守墓人。有位来自美国的游客，在参观过墓地和了解到佘树芝家历代守墓的历史后说：“我们美国的建国历史才两百多年，佘家人为一个蒙冤死去的将军竟然守了三百七十年的墓，实在令人敬佩！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和北京城的魂魄所在啊。”
今年夏天，我找到北京广渠门东花市斜街52号，在参观了袁崇焕之墓后，打算再拜访佘树芝老人，不过我这时才知道，佘树芝一家因袁崇焕墓已列为北京文物保护单位，被动员外迁了。尽管在此之前，她和她的祖辈世世代代守住在袁大将军的坟墓旁；尽管这座宅院是自己祖宗留下来的房子；尽管她们一家人本身已成为鲜活的历史，但这些也难以动摇有关部门执行红头文件的决心—“文物保护单位，不能有私家居住。”佘树芝老人与丈夫焦立江及子女，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这座精神居所。
如今，东花市斜街已完全拆尽，重新修葺一新的袁崇焕墓在新开发的居民小区里躲躲藏藏。不过，站在袁崇焕的墓前，可以听到广渠门学校里孩子们的读书声，袁崇焕当年他认为值得丢弃生命去保护的好日子，现在，可以天天看到了。
多尔衮—一切都如过眼云烟（1）
北京紫禁城的东侧，有一条叫南池子的街道，这里在明清两代属皇城禁地，普通官吏和庶民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大清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的王府，就设在了紧挨紫禁城的南池子。
一
多尔衮的摄政王府就建在明朝的“南宫”、又称“小南城”的旧址上。这里曾是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幽居的地方。
摄政王府殿宇雄伟，地基有一丈多高，三十六根檐柱撑起了主人在世时的尊贵与奢华，单那色彩绚丽的三层椽檐，就连皇宫内的殿堂都逊色三分。
紫禁城内所有宫殿，包括太和殿，其檐椽无一例外都是两层，唯独功高盖主的多尔衮敢于拿自己的王府挑衅皇宫里的宫殿。通过摄政王府这不可一世的建筑，就可以读出多尔衮当年的冲天霸气，以及不把皇帝当回事的骄横与跋扈。
当年，南池子的摄政王府，是不折不扣大清国的第二朝廷。那时，大清皇帝福临才刚刚六岁，国家所有军政大权，都掌控在多尔衮一人手上。
人们可以想象，当时摄政王府的喧嚣、气派是何等浮夸、撩人，每天进进出出的文官武将，足以把南池子这条街巷，塞到抛起一粒豆子都找不到落下去的空地。若是哪一根腿能跨入王府的大门，当时，便是被咵地一声掇上了一枚价值盖过黄金万两的身份确认章，好像是动物具有了群族间相互辨认的气味儿，且不说这味儿到底是臭还是香。
多尔衮白天在紫禁城武英殿临朝摄政，夜里回王府休憩。他的生活习惯还沿袭了关东时的许多旧俗，就连王府的大殿建筑在许多架构细节上，都凸显着旗人的风格，譬如在柱头上弄一个鬼脸装饰，殿宇的窗台开得极矮，窗户纸糊在了窗棂外，以防窗户积雪损坏窗纸。
多尔衮率大军入关进驻北京时，已32岁，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战斗在冰天雪地的关东地区，应该说，多尔衮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二
1612年11月17日（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