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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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过是一个伶人，一个很平淡的伶人。”
“我对于演剧自问颇忠实，作一个伶人大约可以无愧。”
在黯淡的灰尘中，我听出了黄昏朝向我的一声叫喊。也许，是一声叫喊的悲凉的回声。
来到张自忠路5号欧阳予倩故居的时候，天刚下过很大的雨。从宅院大门外头朝里看去，一座欧洲教堂似的小洋楼，刚刚被雨浇得湿透了，像是刚抹上去的水泥还没有干。走进去左转，才看见后院内一排合瓦清水脊顶的中式房子。不是我刚才进门时想象的那样，欧阳予倩住在这座说不出味儿来的西洋哥特式的建筑里。
他住过的房子像一只遗漏在岁月角落里的破袜子，时间正使它的线头一点一点脱落下来。
而房子又不像蘑菇，下阵大雨就往外长新的。
是不是被历史捉弄了，欧阳予倩曾经住过的这条街，原叫铁狮子胡同，抗战胜利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张自忠，改为今天的名字。清朝和敬公主，多罗贝勒的府邸隐没在路边的荫蔽里；孙中山逝世时住过的地方在路的西头；5号院内的一号楼是1912年袁世凯的总统府，后来又成了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曾发生“三一八”惨案；当年侵华日军的华北司令部也在这条街上。
一条街竟然累积了这么多粗糙的历史原始素材，确实需要一位戏剧家利用敏感的触觉，为它整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好好编排出一出富有意味的戏来。
二
欧阳予倩，1889年生，湖南浏阳人，原名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桃花不疑庵。父亲欧阳中鹄是著名学者，谭嗣同和唐才常都是其门生。
科举废除后，14岁的欧阳予倩随祖父到北京念书，虽然只停留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却在这段日子里迷上了京剧，过了半年，15岁的欧阳予倩到日本留学。那时的他，和处于民族危亡时期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怀着高涨的爱国激情，一门心思地要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也许连他也无法料想到自己竟然不但没有成为一名将军或工程师，反而戏剧性地干起了在当时挨千刀的“戏子”行当。
1907年春，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次赈灾游艺会上，欧阳予倩看到了李叔同等人演出的《茶花女》，那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把他从前对京剧着迷的情绪重新拉了回来，“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方法。”他好奇又惊喜，很快便加入了“春柳社”，并且参演了《黑奴吁天录》等剧目。
1912年，回国之后，欧阳予倩决心终身从事戏剧事业，投身到“三教九流”之中。他先后在长沙和上海组织“文明戏”团，“半路出家”的欧阳予倩在1916年，正式成为京剧青衣演员。
这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名门之后，竟然学起了戏，这使很多人家的餐桌上有了话语的生气。有好事的人甚至嘲讽说：“欧阳家从此完了”。迫于亲友等各方压力，夫人刘韵秋写信劝他回家，欧阳予倩回信说：“醉心戏剧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
欧阳予倩的确是中了戏剧的“蛊”—如果有人在自己身上继续培养他的父辈或祖先努力发挥的才干，而不彻底地另起炉灶，这是合理的。要不然，他就使自己失去了在某一个行业中成就完满的可能性。所以哲人说：你该走哪条街？—你祖先的街。如果欧阳予倩不从家族已经奠定好的起点站起来向外走，可以走多远的路程，会遭遇什么？实在惹人胡乱猜想。然而，他就这么轻率又郑重地为自己掷出了骰子。欧阳予倩靠着对戏剧痴恋到七魂八魄都乱了方寸的感情，赌出了人生的完满。
经过13年的实践，社会上有了“南欧北梅”的赞誉。这是对在舞台上的欧阳予倩至高的肯定和追捧，可是，他似乎已经在打算着别的事情。
1919年，欧阳予倩应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邀请，在南通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在那里，他与梅兰芳共同演出了《游园惊梦》、《思凡》。在新式剧院—更俗剧院的楼上有一个房间，张謇题名为梅欧阁。新派戏剧的领军人物和古典戏剧的伶界大王在梅欧阁共商中国戏剧改革的大计，随后，他又赴广州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这时，欧阳予倩事业的重心已经逐渐地发生了转移，脱下流光华彩的戏服，卸下浓墨重彩的容妆，他从曾经心驰神往的舞台移步到了幕后，从对表演艺术的钻研转而埋头于学术和教育的研究，这样一来，欧阳予倩从人们的大视野中淡出，人们已经只记得梅大王，而想不起欧阳予倩了。
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2）
眼下这座房子的六神无主，大概就被他那时的决定所决定了。
1926年，电影在中国兴起，欧阳予倩又参加了电影公司，编导了《玉洁冰清》、《天涯歌女》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占相当分量的影片。影星赵丹、谢添都靠他编导的影片发迹。
欧阳予倩似乎并不是要获得一笔可靠的缓慢增长的财富，而是持续挥霍手头上一切可利用的变动价值，不歇脚地制造使世人咋舌的契机。
抗战时，欧阳予倩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演《梁红玉》、《桃花扇》等借古讽今的京剧，得罪了汪伪政权，遭到暗杀威胁，不得不去香港避难。
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大都含糊不清而又执拗不变。一生的光景中，只有最罕见、最个别的时刻的记忆，在我们周围游荡，余下的时间不过是数不胜数的间歇性空白。欧阳予倩霸道地占有了很多次的发言机会，他这一辈子很少为一个休止符打断过。可是好像也正因为这样，历史患了选择性失忆症，对欧阳予倩的印象变得模糊起来。似乎于欧阳予倩而言，多一样才干倒不如少一样才干来得安全和保险，这又不是三轮车，多一个轮子就比自行车来得稳当。
历史是先知先觉的人的一本传记。浑噩的人群中会在每个特定的时期，有人醒来。也许他的清醒与当时睡着的人群，并没有什么起因和结果的故事要发生，但是，他的出现却是为了遵循更为遥远或更为广阔的准则所打下的基础。面对这样的人，当时甚至以后的几个时代，都会感到很为难，它们并不是对他心怀敌意，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界定他、给予他公正的评价，只好采取临时观望的态度。
三
现在，欧阳予倩被关在我的手并不认识的一扇门后头，这座房子不但把他身后的名声扣留了，还把关于他在世时的细碎和琐屑放逐了。太多有关欧阳予倩的记忆，像贵重的金属一般，被历史上这位高明的化学家点着了，刺刺啦啦地燃烧一气，化成一阵不轻松的烟。
据欧阳予倩的女儿回忆：1949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欧阳予倩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立即决定放弃在香港筹办电影公司的计划，离开了他的电影界同仁和学生，放弃了舒适的依山傍海的寓所，满腔热情地奔赴北京。
欧阳予倩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病，但他还是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决定成立中国文联和文联各协会，并决定成立音乐、美术、戏剧等高等院校。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同年11月，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上书毛泽东索求墨宝，毛泽东欣然为中央戏剧学院题写了校名。
刚来北京时，他暂时住在东华门南河沿翠明招待所，后来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的同时，学院以数批白布置下了张自忠路5号（原铁狮子胡同3号的宿舍）。1949年初春，全家搬来，在此，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3年，直到1962年逝世。在这座房子里，欧阳予倩除了主持学院工作外，还撰写了《我怎样学会了唱京戏》、《电影半路出家记》和中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唐代舞蹈》。
建院后，欧阳予倩兼任学院台词课教研组组长。他邀请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和老舍及几位台词教员来商谈台词课教学方针。他们共同确定以北京语言音系作为舞台语言。老舍说：“台词很重要，不能让话剧变成了‘话锯’锯观众的耳朵。”欧阳予倩还请语言大师侯宝林到学院讲课。他重视北京的民间、民族语言，将民谣、绕口令等都吸收到台词教学之中。还总结出中国话剧表演的两条基本经验：台词和动作是话剧表演的两根柱子；剧本是话剧的灵魂。
欧阳予倩终于刻出了一枚“中国制造”的印章。
四
20世纪50年代的张自忠路5号院非常热闹，曹禺、沙可夫和欧阳予倩是邻居，老舍、田汉、梅兰芳、郭沫若和世界各地戏剧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进进出出，中戏的副院长李伯钊（###的夫人），中午就在欧阳予倩家里“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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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3）
可是时代竟然就在迟疑不决的顾虑中，把欧阳予倩错过了。他是步伐太过仓促的春天，一时间懒散的大地还在梦里咂着嘴，根本没有人能理解他急迫的情绪。中国戏剧行业一直以来的半红不紫，使得欧阳予倩也成为了一个压在大众记忆边缘的角色。
中国人冷落戏剧，不是中国没有莎士比亚，不是中国缺少热爱这个艺术门类的观众，事实上，中国人对戏剧始终抱有巨大的热情，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演戏的欲望，把自己脆弱的神经放在众人“捧场”或“倒彩”的细绳上，晃晃悠悠地苦撑着。
有时候，同一个人扮演两个或更多的角色：既是救人于水火的英雄，又是压迫人的刽子手；有时候，很多人争相涌进了同一出戏，多人一块饰演同一角色：一千个人演表里不一的人，一万个人演口蜜腹剑的人，千万个人演惨遭命运调戏的苦命人，甚至尽职敬业的“演员”的生命都终结了，而该他的台词还没有念完。也许正是又当演员又当看客的疲劳，把我们都折磨到一挨着剧场昏暗的灯光，头脑就立刻变作一尊石膏像。
剧院在人们生活着的大剧场里，更像一个城市不得不有的标志，满足着极少数人单纯的好奇。它还不足以把人们从乐此不疲的对手戏里拽出来，让他们对戏剧家掏心挖肺编纂出来的情节瞪大眼睛。只有等哪一天，剧院里的戏远比生活更诡谲奇异了，或者剧场外头的戏疯子突然不想演下去了，人们才会因为自身想象力的不足而想到应该踏实地坐下来看戏，看一场话剧。
那时，欧阳予倩的纪念像将没有实体的意义，因为他被某一个时代唤醒了，他的历史没入了我们的本质，在精神上成为了我们的同代人。戏剧肯定会为某一个时代而灵感迸发，所以，欧阳予倩也肯定会在某天走近他的子孙后代，温柔地把思想安置在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时间使人的存在方式无外乎四种：从未存在，曾经存在，眼下存在，即将不存在。欧阳予倩是真正了解时间的人，抓住了时间不会撒谎的那一部分。他存在于钟表之外，这一人为的计时原则是死的，它把冰凉的手伸进这座宅院里，窃走了草木的光华，恍惚了门牌的清晰，还带走了他的旧相识，然而，他的生命将确凿地深植于时间的泥土。
欧阳予倩已经通过了狡诈时间的种种刁难，可以有幸酣畅地将生命富足的美酒饮至杯底的酒渣。
梅兰芳—暗香浮动月黄昏（1）
一
梅兰芳，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0月22日生于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的一座老屋里。这年，大清国和日本的军舰在黄海上激烈对阵，他出生的当天，李鸿章的顶戴花翎被端走。
1900年，7岁的梅兰芳亲眼看着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
庚子年底，伯父梅雨田已经欠下很多债，家里几乎入不敷出，万般无奈之下，梅雨田卖掉了李铁拐斜街的老宅，全家搬到了宣武门外的百顺胡同，租了宋家的几间屋住，邻居是已经很有名气的老生杨小楼和梅兰芳的姨父徐宝芬。
梅兰芳8岁的时候，梅雨田为他找来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也是梅巧玲的弟子朱小霞教他戏，朱小霞把四句老腔反复教他，可梅兰芳，就是不开窍，朱小霞一气之下甩下一句：“祖师爷（唐明皇）没给你这口饭吃”，走了人。梅兰芳成名后，有一次在后台遇到了朱小霞，朱小霞面露愧色地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梅兰芳笑笑说：“您快别说了，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挨您这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奋苦学呢。”
当时认为梅兰芳不是块唱戏的好材料的人并不只朱小霞一人，看着梅兰芳长大的姑母在他成名后曾对人说道：“就说他幼年相貌，也很平常。两只眼睛，因为眼皮老是下垂，眼神当然不能外露。见了人又不会说话。他那时的外形，我很率直地写下他八个字的批语：‘言不出众，貌不惊人！’”
梅兰芳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
梅雨田后来又为梅兰芳找了一位师傅吴菱仙。这位师傅同一般教戏的先生不一样，他对梅兰芳格外有耐心，一遍学不会，就再教一次，总之直到学熟练为止，而且放在手边的戒方，从没对梅兰芳用过。梅兰芳在吴菱仙严格而很有分寸的调教下，进步日益明显，在梅兰芳12岁的时候，师傅吴菱仙把他抱上了广和楼戏台上的鹊桥，一株娇弱的梅自此绽开了花苞。
吴菱仙并不是吴半仙，白眼一翻捋捋痣上的三根毛掐着中、食指一算，就知道梅兰芳日后必定大展宏图，所以才对梅兰芳分外照顾。
距今一百多年前，如日中天的慈禧太后在宫里一次看戏时，被戏里扮演萧太后的演员所吸引，慈禧对他生动的表演啧啧称赞，这个因为体型稍胖而被慈禧戏称为“胖巧玲”的演员，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梨园里面的“活萧太后”，后来梅巧玲成为“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班主。在同治、光绪年间，有位画家把自己欣赏的13个京剧演员的肖像画在了一个卷轴上，梅巧玲也位列其中，这些人被称为“同光十三绝”。
有一次，吴菱仙家里出了意外，班主梅巧玲碰巧知道了，他冷不丁扔给吴菱仙一个小纸团，说“菱仙，给你个槟榔吃”，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