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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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案”外,丁玲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人。作为女性来讲,她恐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被打倒的人。
丁玲在1955年蒙冤后,不断的向党申诉,她的《辨正书》印发后,许多文艺界的人认为“丁玲反党集团”不能成立。###在这时成立了以张际春为组长的调查小组,重新调查丁玲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说话了,他对张际春讲:“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加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同丁玲谈话时,都不必通知周扬。但每次谈话的情况向周扬通报。”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重新研究处理丁玲、陈企霞问题,周扬向丁玲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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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4)
就在丁玲渴望“摘帽”的时间里,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57年12月,丁玲被错误定性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丁玲这次蒙冤,也是在周扬的组织下实施的。于是,丁玲与周扬从此据位冰火两极。
五
1955年秋末,遭受政治打击的丁玲,从准备回山西老家工作的马烽那儿,自己掏三千元钱购得北京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3号一所独门小院。现在,院子还在,不过已成了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办公场所,长年大门紧锁。
这所房子有北房六间,东房两间。丁玲在东北劳动改造前,把多福巷家中剩余的物品全部转移过来,并请堂侄照看。
丁玲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她的爱人陈明受株连也被打成右派,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
1970年4月,北京军管会派人到宝泉农场将丁玲和陈明“逮捕归案”,在两个女兵给她戴上手铐的一刹那,丁玲有了救命的感觉。在“文革”乱世中,像丁玲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批斗、殴打中死去。
十二年前,丁玲为了“改造自己”自愿来到北大荒。十二年后,她却是戴着手铐离开的北大荒。
第二天晚上,车到北京,丁玲被一群军人簇拥着,上了一辆小轿车,被押解到秦城监狱,与陈明被分别关进监狱的单人牢房,管理员要求她:“睡觉要脸朝外,不准蒙头。”
五年后,1975年5月20日,丁玲被释放,安置到山西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嶂头村定居,每月发八十元生活费。丁玲与陈明把自己的稿费及其他节余的一万元钱,为村里买了一台拖拉机。那时,一万块钱可不是小数字。
在这十几年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像一丛文火,热烘烘地烤着她被一层冰一层雪覆盖着的心。丁玲对毛泽东的情感始终像早晨###点的太阳,她坚持认为,毛泽东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并替她说句公道话,但她一直没有等到。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
1979年1月,经中组部批准,七十五岁的丁玲以治病为由回到北京。
从1958年到1979年,丁玲经历了十二年北大荒风雪,五年囚禁,四年的农村生活,使她成为受左的错误迫害时间最长,创伤最深的女作家。
六
丁玲在1936年11月到延安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这之前,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
毛泽东初见丁玲,很欣赏这位从国统区到延安的才女。毛泽东问丁玲想干什么,丁玲说想当红军,到前线打仗去。毛泽东随即安排丁玲随###奔赴前线。
1936年12月,跟随彭德怀的部队转移的丁玲,在甘肃庆阳收到了一封毛泽东军用电报,里面有毛泽东赠她的《临江仙》词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手书《临江仙》词相赠,并又问她想干什么事情,丁玲仍旧想当红军。毛泽东写信给后方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
在延安,毛泽东经常找丁玲聊天,他们谈过去的朋友,牺牲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说湖南的乡情和名胜,也谈旧文学和新文学。
1940年,毛泽东在审查丁玲历史结论中,写上“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大笔一挥,才使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屡遭厄运,但最后又总能讨回清白。
1942年4月,延安已开始整风学习,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曹轶欧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并上纲到了反党高度,一位从前线回延安的将领也向丁玲开炮:“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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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5)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对党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这次又是毛泽东帮丁玲过了关。
1948年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村与胡乔木、艾思奇、肖三夫妇在村外树林子里散步时,毛泽东与肖三的夫人甘露谈起丁玲时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毛泽东还曾亲口对丁玲讲过:“你的名字是在鲁、茅、郭一等的。”
1951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丁玲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文章,到颐和园划船的毛泽东听说丁玲在颐和园后,在罗瑞卿的陪同下,到云松巢看望了丁玲。
毛泽东去世后,丁玲总是想着主席对她的恩泽,至于她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她从没怨恨过。对丁玲来讲,毛泽东是她精神上的导师、信仰上的领袖。毛泽东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过错,同他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应该有孰轻孰重的掂量。
20世纪80年代,被平反昭雪后的丁玲,因积极宣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又被一些过不得安稳日子的人戴上了“红衣主教”和“极左棍子”的帽子。十多年的人生灾难,没能改变丁玲什么,她依然我行我素。
当“极左”盛行时,丁玲是“右派分子”,当“右”的东西吃香时,她又成了“左派”。
但无论如何,丁玲的直爽性格使她始终“在天上飞来飞去”,沈从文对丁玲做出的这个评语是中肯的。这两位在患难中结交的朋友,从解放前的拔刀相助,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互要好,再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最终决裂,实在让人唏嘘。历史的强力意志同个人的道德意志肉搏之时,个人的牺牲是必然的。
丁玲是位女性,是位女作家,是位女政治家。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总是宽容的,历史总是给予她们最厚道的待遇。
张爱玲,在23岁写下《沉香屑》;丁玲,在23岁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她们继而被刻录在历史的唱片上,不论过多久,一旦这声音在空气里悠悠地转过身,依然动听悦耳、神采飞扬。《丁玲全集》的出版,更使她的艺术生命获得了永恒。
不过,历史终归是自私且虚荣的,它只能为她“独辟一番境地”,却不能容忍她搅乱历史的惯有逻辑,颠覆它诡谲的运行。她们由蜡水烧成的翅膀,只够在有限的高度摆弄风姿,一旦生出接近太阳的妄想,翅膀便被雄性特征明显的阳光一竿子打掉了。
1986年3月4日,82岁高龄的丁玲在北京逝世。她说“她已成佛了”,此时,她的家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这也是丁玲在北京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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