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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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的艺术不会因这些零星的生活琐事“蒙了羞”。他把自身的魅力都倾注进了自己的作品，留给生活的便只有偏见、原则和常识。大艺术家们把个性讨人喜欢的“美好品质”，基本上留给了蹩脚的艺术家。
也许，伟大的艺术家仅仅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之中，像每天都蹲在一间乌烟瘴气的作坊里埋头干活的人，肯定是极其乏味的。且不能苛求画家，往往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你翻开他的书页，就像掰开香槟酒瓶上的木塞一样，即刻喷涌出最浪漫、最灼人的情致的诗人，在现实里也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诗意的家伙，连女人给出的几个情绪上的谜语也猜不懂。
但是，一个靠画二流甚至末流的东西为生的人却不一定如此，他们甚至在现实中富有绝对的吸引力。有些人在艺术上取得的成绩越糟，看上去越神气。那是因为他们只能在生活中实践自己根本无力通过艺术表达的情感，而类似齐白石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则不同，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也许永世不敢实践一次的美好情怀，推下了艺术的大坑。
齐白石一心只想着在艺术上多做点好事，便没有时间考虑在艺术之外怎么做好人。
他像一丛火焰，冷静，平淡地烧着，他本身却远不如被这火光照耀的物体明亮。
五
现在，说起齐白石的创作，照很多人的理解，轻松得宛如儿戏。对于艺术，齐白石的确以一个孩子对游戏的热诚去加以体悟。看他的画，大刀阔斧的几笔，就能传神地表现一个事物，有人说他画上的荷叶，是用屁股墩蘸上墨，再一下坐到纸上而来的。可是，真功夫非在一朝一夕修成，要从满是尘土的地里创造一个万物精神的菩提世界，并不仅仅是有天分和有童趣就可以。他在自己的诗中说：“苦把流光换画禅，功夫深处渐天然。”
在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齐白石差不多每天都要作画，“不教一日闲过”，所谓“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27岁以后，只有两次害病、一次遭父母之丧才搁过笔。1956年后，齐白石的体力、精力明显衰颓，把笔作画，有时甚至都忘记“白石”二字的写法，但他仍然不歇笔。
1920年至1929年间，齐白石在他的“衰年变法”中，以惊人的毅力作画一万多幅，刻印3000多方。“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刘勰），时下很多人做艺术，讲究“顿悟”和“信手拈来”，往往或在创作之前大摆旁人看不明白的“招魂阵”，等着艺术的精魂附体之时，一挥而就；或思考刚稍有了点眉目，便开始大兴创作之事，真是自欺欺人的愚蠢行为。
齐白石的绘画功力在从不懈怠的努力下，愈加炉火纯青。1946年，他复出画坛后，受到了使人瞠目结舌的待遇：南京派飞机接他去开画展，蒋介石接见，于右任设宴款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周恩来亲自嘘寒问暖；中央美院请他当名誉教授；全国美协选他当主席；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他国际和平奖；1963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中央在东城的雨儿胡同给他安排了新住房，虽然齐白石只在里头住了不到3个月。
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5）
今天，齐白石的画牵动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每一根波动的纹路，价格动辄每平方尺10万元以上，去年年底，他的一幅烟卷盒大小的“蜘蛛”小画，竟拍出了几十万元的天价。
不过，真正的困惑和不解其实是留给了我们：齐白石生前最后的十年时间里所受到的礼遇，似乎在他过世之后渐渐缩水了，齐白石在北京没有一个纪念馆，齐白石的故居至今还住着他的后人，大门天天紧闭不对外开放，这使许多中外慕名前来的白石迷大失所望。在北京，人们需要一座可供参观，又仍然活着的房子，给未来的子孙保留一本由齐白石亲自写的、可翻可读的、生动的历史剧本。
艺术家和文人，之于民族、之于历史，究竟有没有独立于诡谲、纷杂的世事之外的艺术品格？齐白石生前受到的那些厚待，已经很难判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对他艺术造诣的尊重和推崇。想要人们意识到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艺术家之于民族和人类有多么重要，大概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做很多努力。
其实，齐白石真正给后人留下的远非垒成长城状的钱币所能包含的，一个木匠出身的大画家，他在画里对故乡的温情打量，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齐白石原本希望借此可以闯出一条路，留给后人去开拓，可是，事实却是这个衰老头的力量所不及的，仿佛一个血战到最后，却被前来救援的人抛下的伤兵，一直挣扎到动弹不得，而只好等着死亡的麻袋将其拖走。
现在，中国大写意的花鸟画已走向穷途末路，继齐白石之后，崔子范、王憨山的最后挣扎也已无力回天。这似乎不是已经倾尽全力的齐白石的过错，工业文明强硬的挺进姿态，使造就齐白石画作的背景正在失去，他螳臂当车式的努力，不过徒增一份时代凭吊的感喟。
六
长列的历史柩车，没有乐器和哀鸣的伴送，在跛行的岁月里迟疑地前行。
齐白石居住过的跨车胡同，就在辟才胡同和太平桥大街交界的路口东北侧。现在，东连西单南大街的辟柴胡同，已经拓成极宽的马路了，并早在20世纪30年代改名为辟才胡同，整条跨车胡同也已只剩下几十米长，这座老宅就这么孤单单地陪守着他主人的灵魂，随时可能化成一把攥不紧的黄沙，从历史的指缝里悉数漏走。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给不在世上的齐白石，增添任何烦恼和负担，他一生都将“生”和“死”的结果并置在眼前。
在那间相当结实的储藏室里，还放着一口黑漆的棺材，这是齐白石为自己准备的，而这个棺材的形状与一般的棺材不同，是个方方正正的“大盒子”。齐白石经常来看看这间未来的房子，而且每年都上一遍漆，表面已经油光可鉴。庄子曾经为他刚刚过身的结发妻子鼓盆而歌，庆祝她获得的大解放和大自由。齐白石则干脆，一点也不麻烦后人，自己夺过了缶盆，嗓子一抖开，便是一首人世间的逍遥游。
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1）
1644年6月6日，老舍的先辈们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这座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都城，从此便记在了满人的名下，一姓便是268年。
满八旗靠金戈铁马取得北京、征服天下。然而他们的弓弩、刀枪，在崇尚中和的汉文化面前，却逐渐失去了用场。当多尔衮、康熙、乾隆那裹风挟电的战刀传到道光、咸丰、光绪手里时，早已变成锈迹斑驳的一块钝铁了。
然而，从关东原始森林中走出来的爱新觉罗的子孙，毕竟不都是只会挽弓射箭之辈，由其创造的文学艺术，形成了一座座让世人无法超越的巅峰。在众多旗人文学大师当中，曹雪芹描写清朝满族上层社会终极幻想的《红楼梦》，成为满人文学的开山之作，老舍所刻画的清末民初、北京小胡同里下层民众所发生的苦难人生故事，正好给满人创造的文学奇迹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想了解北京清末民初的平民生活，老舍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一
1899年2月3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是旧历的小年。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北京城的人家把糖瓜摆到灶前的灶君画像前，以贿赂他在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几句好话，如此之后，大家才放心地炖肉、蒸馒头，准备过个安稳、舒坦的新年。
在小羊圈胡同一所破败的老屋里，老舍在这天哑着嗓子钻了出来。大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吉利的名字—舒庆春。
老舍很详细地描述过小羊圈胡同：“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个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眼前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子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小羊圈胡同，因住在这里的百姓听起来别扭，在原名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变成了今天的小杨家胡同。小羊圈—小杨家在语音上只这么轻轻一改，在旧北京过着畜牲一般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变成了昂首挺胸的首都居民。
二
小杨家胡同西口外是车水马龙的新街口南大街。站在大街朝胡同内望去，像在两座院墙中间劈开的一条缝，仅有一米宽。甭说汽车开不进去，就是俩人同行，如果迎面蹬出一辆三轮车，行人便只能退回胡同之外。
当年老舍住过的小院仍在，但他出生的房子早已没了踪迹。
老舍的童年就在“葫芦胸”上的8号里被打发掉了。他一岁的时候，父亲在八国联军攻入北平时镇守正阳门的巷战中失踪。母亲虽然竭力支撑，日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越过越糟。九岁时，“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老舍在他人的资助下读了私塾。
老舍十四岁时离开小羊圈胡同，就再也没有回来。
老舍笔下的北京只是他眼里的北京：街头巷尾蹲着拉车的人，各种做小买卖的人瞅着来往的路人，妓女、杂耍艺人、巡警、商铺老板、大杂院里的老头、妇女和孩子，都挤在老舍笔下的一页页纸里瑟瑟发抖。
这个北京不是人们口头流传的那一个，老舍的老北京里没有红墙黄瓦的紫禁城、伟岸壮阔的城墙楼门，有的只是拐不完的破胡同和快塌下来的烂房子。从赵子曰、老张到骆驼祥子与虎妞，从早年北京茶馆的茶客再到后来的龙须沟的市民，老舍与他们一起劳作，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过着艰难而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老舍的笔、老舍的纸、老舍的精神和躯体都已融入了北京一条条小胡同和一座座大杂院中。他所塑造的一个个人物，在今天的北京仍然存活着，只不过拉黄包车的开起了的士；在天桥耍艺卖唱的进了电视台的演艺大厅；典当铺的伙计，成了股市的操盘手；泡茶馆的侃爷改聊电脑互联网，或到后海、三里屯泡吧；逛八大胡同的世家子弟改唱卡拉OK、洗桑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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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2）
人们曾以为自己已经将北京烂熟于心，可是，真正的北京从来没有给过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个正脸。宽敞的长安街、闹腾的王府井、臭烘烘的中关村……这些地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城，就连大前门、故宫、北海……也不过是北京的一扇大面具，它们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浮夸、虚幻起来，变成了一大堆气派的小模型。
我们走在北京城里直着脖子昂着头，这个看似骄傲的动作，很好地暴露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过客身份。一个真正的北京应当在视野的水平线以下：那里有排泄不畅的下水道、拥挤破烂的大杂院、佝偻在墙角边晒太阳的无业游民、还没来得及清扫的垃圾……
老舍把小羊圈扛在肩膀头上，背着走了一辈子。他理解这世上苟活着的人，同情那些车夫走卒的鄙俗，就连那些衣着寒酸人的粗语，他也同样宽容和理解。他采集这些被人呵出的热气熏得昏睡过去的词，救下被人群挤搡得变了形的句子，收留被丢弃在街头巷陌的俗语。这些因为反复使用而显得皱巴、畏缩的文字，从市井烟尘的摸爬滚打中挺过来，反而在老舍的笔下具有了某种不容诋毁的尊严，像一群在沙土中匍匐而过的朝圣者，使人亲眼看过之后，感到不可直接逼视的神圣。
老舍笔下的穷人是如此善良而美丽，在那个年代，所有流在下水道里的污水都挤出了井盖，冲破了老百姓的屋门，从名门官邸中穿堂而过，到处臭气熏天、污浊不堪。但是，老舍硬将穷人的善良裹在自己长衫的内兜里，于千般挣扎中留住了一股人性的香味。
老舍很懂当时的中国，庙里的菩萨只能在烂茅草棚里找到自己的活化身，中国有皇族，但中国没有贵族，无论物质与精神。孔孟之道虽由统治者提倡，却单由老百姓负荷这压顶的千斤，老百姓要一辈子做善事，否则，即算辛辛苦苦地挨到死期，也会被牛头马面抓去千刀万剐、上刀山下油锅。
于老舍自己而言，则始终逃不开自身卑贱的骚扰，文字不能当枪使。他自己的良心投射到纸上之后，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哈哈镜。老舍照在这些心怀叵测的镜子里，便会发现自己一会儿被放大成强壮的神斗士，一会儿又惊恐地缩成了卑微的鼠类。
三
老舍是北京人。北京是金、元、明、清几代王朝古都。老舍是满族人，是第一位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
满族政权没落之时，正是满族文化瓜熟蒂落之际。对于一个合格的作家，非得有丰富而饱满的生命及内心体验不可。老舍本人的爱好就达十多种：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藏画、玩骨牌、写字、养猫、旅行、收藏小珍宝、曲艺、戏剧、下小馆、念外文、和小孩子交朋友，等等。
老舍一生共67年，有42年在北京度过，但是在他从事写作的41年里，只有1949年后的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1924年，老舍到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在那里，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开始了正式的文学创作。写在新加坡的《小坡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