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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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这样说过：“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尽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而是属于一族人，从亘古到如今。”
六
在保护古建筑的最后二十多年征战中，梁思成败多胜少，屡败屡战。
当梁思成听说西四的四牌楼要拆，便亲自到西四调查交通情况，当他经过调查认为可以保留时，便亲自上书中央领导，请求保护，他还不忘用文学性的语言来游说，说西四的四牌楼在落日余晖下该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为了说服梁思成，周恩来特意找他恳谈了两个多小时，其中一句话最为经典：“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东四牌楼没了，西四牌楼没了。北京城的后人只能莫名其妙地看着北京地图上这两个只是“名字”的地名发愣，无从联想或凭空想象两个地方曾分别矗立着四座雄伟、壮丽的牌坊！
西四牌楼的消失，让梁思成身心疲惫，但他还是没有作停下脚步的打算，不但紫禁城、三海等一大批古建筑被完整保存下来，他还虎口夺食，把本已打算拆掉的北海团城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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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4）
据史料记载，中国自古有筑台的历史，秦朝的鸿台高达四十丈，两汉时有神明台、通天台，更让人们所熟知的是曹操的铜雀台，但这些古迹都已经消失，唯有团城这座古台还存活在世上。
梁思成首先说服了苏联专家，但在与市一些行政领导讨论时，他们却坚持非拆不可。此时，瘦弱的梁思成一改平日温温尔雅的书生气，吃了呛药似的“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照你这样，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会场，直奔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述保护北海团城的理由。周恩来终于被梁思成说动了，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到现场勘查，最终下决心保护团城。
团城保住了，同时，北京明朝留下来的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东直门城楼拆掉了。原因很简单，为了东郊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绕道就要多花几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这座楠木建筑，在30年代，一个日本木匠见是楠木古建筑时，向袁良市长提出，愿意自掏两万大洋进行维修。
中国历代对文化的传统观念，局限于诗、文、书、画，向来把建筑视作不登大雅之堂的“匠作之事”。朝代更替，更是以“推陈出新”、以破坏前代遗存建筑为乐事。同欧洲的古国比起来，我们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上千年历史的古城，我们留下了几座？
梁思成认为，个人记忆依存于自身的生灭，因而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不能没有实在的物体见证，民族的感情不能没有实在的依托。这种民族的记忆和情感，不仅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还能结晶成民族图腾的底色。莫斯科的红场前的一条道路，为避开一个古建筑而拐了一个弯，梁思成觉得这就是对历史真正的尊重。
梁思成近似疯狂般坚持保护古建筑，并非患了“复古病”。这位留学美国、游历欧洲、学贯中西，又对中国古建筑作了长期考察的建筑学家，一直站在同代人不能理解的高度上，是时代患有严重的近视症，看不清梁思成指点的方向。
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在河北宝坻考察广济寺的三大士殿时，欣喜地发现这是一座架构独特、有着极高文物价值的辽代建筑。后来，当他得知当地要拆时，他心急火燎地向河北省有关部门反映，希望保存下来。对方告诉他：“辽代的建筑又怎么样，反正是一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的木头拿去修桥，还能为人民服务。”
梁思成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一块没用的辽代木头。
但正是这块被雷击雨敲、风啃虫蛀的“朽木”，用15年的时间对全国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写成中国第一本古建筑史籍《中国建筑史》；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在1948年编写的《全国重点文物建筑简目》，成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蓝本；与郑振铎向周恩来建议在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从此结束了雷火对古建筑危害的历史……
作为一生献身于古建筑事业的梁思成，似乎是为古建筑而生。其实作为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在少年时期对政治有着天然的兴趣，这位清华大学“五四”运动中的小领袖，之所以选择了建筑这门学科，却是因为一个女孩—林徽因。
七
梁思成在北京的住处不多，年轻时随父住北沟沿胡同23号和清华园北院。同林徽因结婚回国后还住过米粮库胡同，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前住得最长的是北总布胡同24号。
林徽因出身世家名门，父亲林长民曾是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经过双方父亲的撮合，梁思成与林徽因相识了。由于中间插着一个徐志摩，这多少让梁思成有些忐忑。1923年，梁思成的一次车祸，使他的腿落下了终身伤残，但却使他和林徽因之间的感情因考验而愈加坚固和真挚。当梁思成与林徽因谈到出国留学学习什么专业时，林徽因说她将来要学建筑，于是，梁思成爱屋及乌地迷恋上了建筑学。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5）
1926年在美国留学时，热恋中的梁思成为表达情感，亲自动手为林徽因制作了一面仿古铜镜，把他堆了满腹的奇思妙想发泄了出来。他在古色古香的铜框中，镶嵌了一块圆玻璃。铜镜框上镌刻了飞天仙女的浮雕和卷草花纹的图案，中间两条线脚烘托着“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经过仿古处理后，梁思成不无得意地拿去请东方美术史教授鉴定年代。调皮的梁思成把有玻璃的正面翻在下面，不让翻动，教授在铜镜背面端详了许久，断定为中国隋朝物品，让林徽因想起来就笑得肚子疼。
梁思成对林徽因的感情已经“沦落”到了毫无原则和个性的地步。住在北总部胡同时，金岳霖住在梁宅的后院（但有旁门出入）。金岳霖与沈从文、徐志摩、费正清夫妇经常到24号聊文学、谈艺术。1932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就哭丧着脸告诉梁思成，现在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该怎么办？梁思成痛苦、气恼得想了一夜，第二天告诉林徽因，说自己不如老金，希望她与老金将来幸福。
很少把人放在眼里的金岳霖决定从此退出，并说到做到，虽一生未娶，但一直把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知心朋友，保持了一生的纯真友情。
林徽因早年落下了肺结核的病根，常年抱着药罐子。梁思成便担当了家庭护理员的重任。什么打针喂药，甚至连打吊针这样的细活，梁思成都干得十分内行。
新林院8号的房子高大，有时又没有暖气，冬天取暖靠煤炉。梁思成为了把室内弄得暖和一些、便于林徽因养病，他在屋内生了四个半人高的大铁炉子，每天生火、加煤倒煤渣这样的粗活，全由他一个人包了。
可林徽因并不是窝在巢里的鸟儿，她对梁思成的学业有着很高的渴求，她自己也竭尽所能地支持梁思成的事业。林徽因经常随同梁思成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为了测量建筑物体的平面，她总是上梁爬柱。林徽因也像梁思成一样热爱古建筑，当她看到北京的旧牌楼等一些古建筑被拆掉时，就向上面呼吁，但得不到回应。孤立无援的林徽因便把气全出在了梁思成身上：“一个堂堂男子汉，却保不住一堵墙！算什么好汉，待在家里哄孩子算了，还有什么颜面到外面晃荡！”
1955年4月，古建筑保护的伤心事从此与林徽因一刀两断。
林徽因走得十分干脆，对梁思成的批判却拖拖拉拉地跟上来了。配合梁思成一块出演这出戏的同道逐次退场，观众走了，道具撤了，布景拆了，他一个人在如同填充宇宙的假想物质—“以太”当中、一个自己假设出来的空间里手舞足蹈、歌哭笑骂。一个人在这个比金属还难刺穿的孤独里待着，没有人和他对话，也没有人同他争辩，甚至连一句温柔安抚的款款细语都再也无从听到。
而谁知道紧贴在这个“孤独”窗户上的—是挖土机张牙舞爪的可笑模样、吊车狰狞的长条脸和发动机谄媚的“嗡嗡嘤嘤”，藤条先爬满他孤独的外壳，灰尘再扎实地落上一层，这个过程就像一片绿叶落进一片树林、一滴水掉进河里一般自然。谁都不会想到或者注意在那一个万事万物都是新生的时节、一个狂热躁动的时代、一个书籍和学校比长安街上的灰尘还多的“文革”岁月，竟藏着掖着这样的一个“孤独”—比荒漠还空旷、比现代派戏剧还荒诞、比胡同深处的那些老宅子还破败的孤独。
然而，这世间还有比没有回声的孤独更可怕的东西吗？
又记：在2007年3月7日星期三晚，于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的“人物”栏目，播出了对主持重修天安门的大木师傅—孙永林的专访，这位头发、眉毛、胡须都已变白的老人，对当年的这个绝密工程进行了不慌不忙地解密：原来，北京后来留下的几座老城楼之所以非拆不可，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在解决重修天安门所需的大量木材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因而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孙永林老人亲自参加了城楼的拆卸，他说，他们拆完西直门之后才发现其8米的柱长不够，而于1969年遇到历史上第三次重修的天安门，需要12米的柱长，老人说，没有办法，这些东西只能作劈柴用，而且，在拆西直门的过程中，发现就在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尽管当时的梁思成已经是见不得光的“牛鬼蛇神”，但他每天最关心的事就是这几件“壮举”的进行情况。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6）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您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在传记中这么回忆道。
西直门的木头从百姓家的烟囱里飘出去了，东直门的楠木则被拖到了天安门，成了斗拱和檩子等其他的杂件。
人们嚷着：“天安门长高了！”老人的同事说，天安门长高了83公分。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1）
一
赵朴初的静心佛堂设在南小栓胡同里。
南小栓胡同曾叫东拴马桩胡同，早年曾是吴佩孚养马的地方，胡同紧挨东绒线胡同，北靠长安西大街，从六部口朝南走不了几脚路便到南小栓了。南小栓胡同很小，赵朴初故居就在胡同当口的1号院，院门开在院子东南侧的拐角上，现在高高的门楼和院墙，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原大门和围墙倒塌后重新修建的。
这座四合院与北京普通的官舍并无二致，也是由前、中、后三进院落组成。进了大门沿门廊西拐，便是东院。天然植物构成的篱笆墙，使东院与中院形断意连，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照应。东院有两间屋子，外屋是赵朴初的小书房，里面一间是佛堂。佛堂虽小但如法如仪，正中供着一尊手持圆满印的卢舍那佛像，在大佛像下方的几案上，供奉着许多小的佛像和如意宝塔，香火、供品以及鲜花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在这里，赵朴初为中国当代佛教许多大事动念、发愿，与世界闻名的高僧大德切磋佛学。
中院是起居室、餐厅及服务人员的房子，院内有几株修竹和两棵枣树。西院是整个宅院的主体部分，北屋中间的大厅，是客厅兼书斋，并起了个很有禅意的名字“无尽意斋”。东侧是赵朴初的办公室和卧室，西侧的房子住着夫人的妹妹陈晓致一家。
二
赵朴初与北京真正结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
1949年秋天，赵朴初从上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见到毛主席。
1953年，赵朴初离开上海赫德路53号的住宅觉园，带着从老友吴企尧那里借的一点钱，作为安家费到北京定居。这时，他已是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此之前，他曾是中国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民政部的副部长。
刚到北京的前十年，赵朴初住大拐棒胡同，1962年搬到南小栓，一住就是38年，直到2000年5月21日在北京医院往生。
这一个院子就像一块三角洲，人们来来往往，像不舍昼夜的山溪在这里汇流，冲刷。这里的花草树木岁岁更新、年年常绿，它们为主人开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姹紫嫣红，凋零了十年浩劫的草摧树折，绽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万山红遍，一直热闹地吵到赵朴初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在这期间，不管主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地位卑微，还是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官位显赫，它们都是神清气定，可惜赵朴初已是这所房子的一位故人。
南小栓1号像个大瓦罐，里头装满岁月，满到流溢出来。就如同一座被爬山虎裹得只剩下几扇窗户的古堡，故人的往事，就像这满墙好事的爬墙虎一样，不由分说，按照自己的喜好把老房子变成了自己心仪的样子，而在这种貌似生机茁壮的外壳内，是被乱涂乱画的历史真相，不用妄想在其中找到任何过往经历的蛛丝马迹。谁还能期望1000年后有多少人能记得赵朴初，就算还记得他，还有谁能从这面目全非的房子前看到主人的前世今生。
毛泽东曾指着赵朴初对旁人赞道：“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周恩来称赞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是活菩萨”，并亲自介绍他参加作协。
李维汉在一次会议上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