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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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实验”。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像个苦行僧，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然而1937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像大口唾沫，正儿八经地吐到了梁漱溟的“乐土”上，什么美好的田园梦都抵不过他心中的羞耻感。梁漱溟一气之下再次钻进了炮火窟。
也是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同毛泽东展开了一段为世人瞩目的君子之交。
五
梁漱溟逃过了1958年反右一劫。
“文革”时，他虽然没受多少皮肉之苦，但还是被撵出了小铜井胡同1号，于1968年7月，被赶到鼓楼铸钟厂胡同一所破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年。批林批孔时，要他表态，他的态度是“只批林不批孔”，他由此惹火烧身，在以后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上百场批斗他的大会。梁漱溟在批判间隙，竟然在全国政协礼堂大门口练起了太极拳。当会议主持人让他交代被批判的感想时，他傲然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9年，梁漱溟迁入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
1980年，梁漱溟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以90高龄担任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
胡耀邦对外国友人说道：“梁漱溟过去不为我们说好话，现在开始说了！”
肉眼发现不了的事物并不能同“不存在”直接画上等号。人在幼儿时期常常为侦探类的推理片所吸引，主人公的案情往往喜欢在一个密室中发生，这便使人万分的纠结和恐惧。但主人公在如此一个不明不白的环境中被夺去生命的案件，是必然会遭到侦探破解的，必然会在故事的结局处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意义上的“密室”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条诡计多端的道路，在某个暂且不为人知的地方蜿蜒屈曲，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因为它而遭遇最强大的颠覆。
梁漱溟貌似“密室”的内心一个有一个隐蔽的缺口，使他独立于世外，人们却又看不见他是如何金蝉脱壳的，这个缺口或许是宗教，是他个人的意志力，或许是《论语》，是亡父在天之灵的庇佑。
在美国学者艾恺同梁漱溟的一次谈话中，俩人聊道：
梁：“现代化是什么？”
艾：“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
梁：“噢哟！”
梁漱溟说自己是个乐天派，什么事都不必悲观，对世界“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4）
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讨厌哲学，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很多人认为人类绝望的直接导致者是不可躲避的政治高压、无处不在的思想禁锢或是某种固有模式的僵化，其实，真正的绝望是生活无从着手改变的惯有，是以逻辑性合理表达的荒谬。如今“希望”遍地开，就连蚂蚁出洞也得失足踩瘪两株。这些“希望”继而长出铁臂将人格式化，人被温柔地束缚在笼子里，栅栏上头开满了廉价欲望的塑料花，殊不知这假花外头已是一片道德和思想的小坟堆。现在的人们，去哪儿收割梁漱溟所谓“希望”的麦穗呢？
梁漱溟咂咂嘴：“这个世界会好的。”摆摆手，于1988年6月23日凌晨往生。
2006年，在梁漱溟去世十八年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梁漱溟生前天天盼望的农村生活美景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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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1）
常年泊靠在未名湖湖心小岛上的汉白玉石舫，出自前清大贪官和〉暮蠡ㄔ埃贝笕嗣挥幸蛭呈呛瞳｜的遗物，就把它清理了；博雅塔是北大一个用来供水的水塔，他们竟取照通州古燃灯塔样式，做成了一个景点性建筑，耸立在未名湖畔，这是北大的思想特色。
如果恰逢碰上下课时间，北大校园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挤成一团，彼此较劲儿、肉搏，黑压压的人群拉长脖子看不到边。只刹那，北大变成了东北的乱炖大锅菜。街道、操场、饭堂、湖畔、商店、邮政所、银行，黑色的人影塞满了各个花花绿绿的缝隙。这是北大的视觉特色，是整个中国的特色。
人们应该很难记起这位故去多年的老人，早在四十多年前，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的北大校长，就向共和国递交了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报告，如果当时能采纳他的建议，中国就不会出现一次次生育高峰，就用不着在城市搞劳民伤财的知青上山下乡。
在若干年后，人们终于回过神来：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
这个被时代刻意拐过的人，就是曾经住在北大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
一
燕南园和勺园、淑春园、朗润园、鸣鹤园一样， 也是北大诸多景点中的一景。不过论年纪，她在上述诸园中，只算得上儿孙辈了。尽管这样，燕南园因洪业、翦伯赞、周培源、陈岱孙、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王力、朱光潜、林庚、侯仁之、冰心等人曾在这里居住过，便显得更加不同寻常起来。
1951年6月，北大数千名师生在沙滩红楼广场聚会，欢迎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院系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有关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校址由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就在这时，70岁的马寅初住进了燕南园63号。
燕南园整体面积不大，总共有17幢美国庭院式别墅，清一色的灰砖小洋楼。马寅初故居在燕南园西南角，他住的房子与周围其他建筑风格迥然不同，是传统的中式砖木结构的平房，院中长着丛丛修竹，古树仍然不服老，火气旺得一年到头都袒露着胸膛。
马寅初虽年逾古稀，但步履矫健、声若洪钟，不管在什么场合讲话，他总是自称“兄弟”。一次，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报告会上，他说：“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我吃了几杯老酒，刚才，李副总统的讲话……”可能酒喝多了点，马寅初竟把李副总理说成李副总统，而且一连说错两次，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就是在这所院子里，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接受《文汇报》记者杨重野时，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坦言了他的控制人口理念：“1953年6月30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总人口数是601938035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25 ‰计算，每年要增加1500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65000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26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人的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马寅初认为应采取“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且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
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在他之前，西方有位姓马的也有一套人口理论—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粮食则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一个乘法，一个减法，到头来地球因为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就必然导致战争或瘟疫，去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
马寅初倒是觉得这位西方老兄仅说对了一半，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但粮食在中国同样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拿中国来讲，这几年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三十，粮食增加率是千分之四十到五十，可见粮食增加得很快。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我们不能用战争的残酷手段来解决。
马寅初—老马识途（2）
不过，粮食增加的速率不可能永远这样增长下去，再加上耕地面积有限，将来经济发展了，工业还会大量占用耕地，人口如果不有计划地加以控制，就会出现因人口失控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问题。
两天后，《文汇报》发表了马寅初关于人口理论的谈话，几乎于此同时，马寅初在北大的大饭厅，举行了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登台公开学术的演讲。马寅初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最高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把马寅初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讲授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毛泽东公开表态：“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马寅初把毛泽东的话当作上方宝剑，他不顾社会对他在1955年7月写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指责与批判，逆“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潮流。在《文汇报》公开发表谈话和在北大演讲后，马寅初又马不停蹄的于1957年6月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把自己在北大的演讲稿整理成书面发言稿，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大会。7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
就在马寅初和邵力子再次向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节制生育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为了实现“大跃进，赶超英美”，以及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毛泽东只能打人口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此时在这位旷世伟人的眼中是“小仁政”，同毛泽东的“大跃进，赶超英美”的“大仁政”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有悖的。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毛泽东当时雷霆万钧，一句顶一句，马寅初到此应该勒马。可他偏偏自行卸下宝马的鞍子，甩开蹄子做了一头“犟驴”。面对陈伯达、康生之流的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除再次系统说明了他的基本论点外，还不识时务地提出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人口问题就像是长在国家嘴唇上边的一个大烂疮，浪费口水、无任何益处，但是马寅初还是不管不顾地强当舌头伸出去舔。
二
阅历了“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无数政治运动的燕南园63号老宅，对历史秉笔直书，任何人不得篡改，更无从贿赂。
在那个浮夸、指鹿为马的年代里，能够坚持真理，敢拿生命作武器的人有几个？
一轮又一轮的批判热潮比箭矢还要尖利，燕南园家门口的大字报一张一张，比千层饼还热乎。在北大临湖轩的一次批判会上，康生亲自上台打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面对康生和批判者们一片吠吠的###声，马寅初像一块烧红的钢条，横下心往板子上一撂，疾风暴雨的淬火当是使其至精至纯的条件。
当主持人问马寅初还有无话说时，他猛地站起来，吼道：“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
全场哑然。
马寅初还不死心，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与康生、陈伯达等理论权威公开应战。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康生看过此文，暴跳如雷：“这个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在政治上把他批臭，批倒后调离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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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3）
马寅初是站着离开北大校园的！在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里，为了鼻子里还能有一口热气，人们利索地学着弯腰、低头、甚至下跪，可马寅初一如既往地站着，他的本业就是研究人的问题，他比别人更明白一个人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成全自己“人”的身份。
“什么是北大精神？所谓北大精神，即牺牲主义也，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
马寅初站在北大，站在《新人口理论》中。
三
1960年3月31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回到了位于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2号的家中。马寅初不会想到，燕南园63号在“文革”时期竟成了聂元梓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大门坐南朝北，过了甬道，便是一座二层小楼，楼后是一个长着树木花草的幽静庭院。这座房子是马寅初到京任职后，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寅初，行政级别被定为“三级”，国家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公务员和厨师等，还有一辆小汽车供他专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对这位老经济学家的倚重。
现在，马寅初被撤掉了全国人大常委职位，也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只留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职，虽然生活待遇不变，但也还是体会到了由深居庙堂之上的喧嚣，一下子到闲居在家的落魄和无所适从。
然而，这位1919年当过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当年曾协助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经历过一番风雨，又因反对蒋家王朝，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做了多年大牢的硬汉，是不会肯轻易向命运发牢骚的。
1960年的一天，陈毅突然到访，元帅告诉马寅初，他是受陈云副总理的委托，专程前来探望的，他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