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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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聊聊，可这些人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一次，毛泽东在北大听一个讲座，他向站在讲台上的胡适提了一个问题。当胡适知道提问题的是一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时，竟拒绝回答。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活动范围狭小，像一艘帆上打满补丁的小船，只能在浅滩附近摇晃打转，无法靠近时代翻腾起的焦躁浪潮。
在北京，能够坐下来听毛泽东说话，而且能听懂他一脑子的卓思悬想的，恐怕只有杨昌济一个人了。豆腐池胡同没有对这个乡下来的年轻人，板起冰冷的脸孔，“板仓杨寓”不仅是毛泽东的藏身之所，更是他精神上的栖息之地，北京是地狱，也是天堂。在毛泽东一生中，除了马克思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导师就是杨昌济。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杨昌济的哲学理念、道德思想，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也深为杨昌济所欣赏，他的一篇名为《心之力》的作文，满分100，而杨昌济给了毛泽东105分。杨昌济长年坚持洗冷水浴，受杨昌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影响，毛泽东读书时在风雨大作的夜晚露宿于岳麓山，到湘江击水，并一生坚持到江海中游泳，以此磨炼意志。
杨昌济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情；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济反对全盘西化：
“国家为有机体，犹人身之为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日更可装置也。”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情好比一个得了怪病的人，没有病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药到病除，研究和学习西方思想，是把此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的一味药，要想治愈则要靠国人遍尝百草的胆量和韧性。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决定留在国内，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救国的药石。毛泽东在当时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打声中，一个猛子扎进了传统文化的深海中，遍游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临泰山、拜谒孔墓、游历孟子故里，在被时代砸烂了灯盏、一片漆黑的历史长夜中，窸窣的翻找、查阅，向历史与河山问路。
四
为了工作便利，毛泽东搬出杨宅，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一起，在距北大红楼不远处吉安所左巷8号院租了一间房子。
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其灵柩大部分就停放在这里。为了镇邪、驱赶晦气，人们就给小巷起了个“吉安”的吉利名字。毛泽东租住在院内正房西侧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里，晚上，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同盖一床棉被，每逢翻身，都要先与两边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措经费、为开设留法预备班而四处奔走。但每逢星期天，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与杨昌济分析时事、探讨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边旁听，渐渐地，毛泽东与杨开慧产生了恋情。
当杨昌济这些人还急急地穿行于窄小的胡同里时，时光的缰绳被他们稳当地拽在手里，当他们隐没在胡同外的世界中时，时光便脱滑出缰绳，在胡同里狂奔踩蹋，把原有规则撂倒在地，如此往复，一棵棵树木，一幢幢宅院，就像花儿一样开了又败，败了再开。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3）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豆腐池胡同家中病逝，年仅49岁。去世后归葬于长沙县板仓冲。
临终前，杨昌济写信给留日时的好友章士钊，向其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看错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与蔡和森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1）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刚要出门，碰巧遇上他，父子二人说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
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净业湖投水自尽。
梁济认为一个朝代灭亡，没有人为其殉死，是这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一
梁漱溟，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为世人所熟知。远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铁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梁地，故改汉姓梁。父亲梁济，字巨川，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身处国家风云激荡的年代，眼见外侮日益激烈，国势日益衰微，因而大力主张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都要以富国强邦为任，否则就是无用之学。基于这种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
也是因为父亲这种不同寻常的远见，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便注定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走上不同的路。别家的孩子进私塾大背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之类的科目，手头上常翻的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辛亥革命也赶在此时爆发，梁漱溟抛下升学机会，到他早先便已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梁漱溟开始驾着独木舟朝国家的遇难地点出发，他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
社会不是演出高级剧目的戏园子，各位看客们，并非皆可以穿着光鲜打扮时髦，二郎腿一跷小白眼一翻。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交易场所，时刻会有大量的鲜血和墨汁泼撒于此。无论账目现已亏空多少都得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拿破仑在火光冲天的莫斯科，眼看着周围都是狼群一般的铁甲部队，还有比荆条犀利的西伯利亚冷空气，但仍然能高声发布最为雄壮的挑战书，将自身的风度和姿态做到使人毛骨悚然。而作为一个读书人，梁漱溟似乎并不适合承受颠来覆去的无常世事。
1958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梁漱溟一开始随父亲倾向于立宪派，不久即投身革命派。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恶性痉挛。梁漱溟开始感到由对一个事物过分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的烦躁和恶心，他整日醉心研探佛典、佛法，仍觉不够超脱，还两次企图跳水自杀。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这才从自己的精神牢狱里刑满释放。他出佛入儒，将孔子的儒家之道作为一生执著的信仰。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儒家的本质精神就是一汪接载了道之灵动的水，梁漱溟跃身而入，沉浮其中。
二
梁漱溟故居原为其父梁济的书斋，早先的门牌号是小铜井胡同1号。小铜井胡同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海西沿，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因在大铜井东面的缘故，这里自清代起被称作“小铜井”，为正黄旗地界。
据《燕京访古录》记载，铜井胡同内原有铜制井圈，外方内圆，上刻“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在小铜井胡同被拆之后，故居改为西海西沿2号。这座老宅已经在这儿服侍了那段历史九十年。
1952年，总政文工团征地，梁宅的西花园交归总政。作为回报，总政与政协一起将梁宅旧居翻新油饰，并在通往西花园门处增盖了三间西房。现在，除了以前的西花园还是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场所外，早先的房屋只剩下为人们不知不识的象征性装饰，不知道歇山顶式门楼，是否早已把故人咳血的纸稿扔进了岁月的废纸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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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2）
人们可以看到西北岸的小岛“屏山”及山下的积水潭。山上的绿树丛里有面红墙，那红墙是明初时为了将元代北城墙南移将水引出，由德胜桥注入积水潭，并在入口处积土为山，在山上建起法华寺，又称镇水观音庵。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改名为汇通祠。
梁漱溟基本在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汇通祠前，与老友散步叙情。20世纪60年代，因要修地铁站而拆除了汇通祠，现在重建的“汇通祠”也已并改为郭守敬纪念馆。故人尚在的时候在此处远望，西山和清波都可揽入眼睛，同心流交汇。脚下的土山虽不豪然壮气，却象征着什刹海和北、中、南三海的整个水系都自西山而出，归入瀚海。如今，故人的印迹已随流水蒸发干涸。撇下眼下外表光鲜内里干瘪、靠矿泉水冲刷体内污秽的一堆“珍珠”满大街滚，它们心里永远是一粒脏兮兮的沙子而不是一滴干干净净的水珠。
三
1917年10月，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并因此认识了蔡元培。梁漱溟接受了蔡元培让他去北大教书的邀请，但此时的梁漱溟说得明明白白：“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梁漱溟的学历并不高，“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同时“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
如今社会，人们像泡温泉一般地对纯粹的学问上了瘾，整日腻在知识里不肯出来，而头脑呢？则五花大绑缠上大红绸花，供奉在书架的角落里任其落灰。对于思想，他们像大冬天冲凉水澡一般，飞快地来回蹦跳，就是不愿意安心地待在水龙头下把全身上下的劣质酸腐气洗个干净。满街上跑着、走着、躺着、游荡着，不是一个个生动的人，而是一摞塌了方的，由各种知识剪贴、拼贴而成的二手百科全书。
梁漱溟不在乎自己没看全孔子的著作却自恃为儒子，也不看重自己虽学问一般却是个纵横捭阖的思想家。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要大家抽题目做文章，看大家的文笔如何。班里其他的学生都是抽到一个题目，写一个肯定前人所肯定、否定前人所否定的普通论文。但“我就喜欢标新立异，提到一个古代的什么人物，或者某一件事情，一般都是称赞这个人，我故意表示我不满意他，就是标新立异。我们的教员老师，有个老的先生，看到我这个文章，叫做‘翻案文章’。人家这样说，你偏那样，很不高兴，批语就批得很坏，说你‘好恶拂人之性，灾必及于自身’，你将会有灾祸，一位老先生这样批。”
然而这位姓王的先生当时定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他认为的“灾人”，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连“文革”都被他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而且，从1966年9月21日起，梁漱溟还在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用写“交代”的笔，用月余时间，偷偷地写完了四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接着，又写完了《东方学术概观》。
进入北大之后，梁漱溟展开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对中国发展的见解使得新儒家哲学在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条如假包换的地平线，而不是等待将人绊倒的障碍物。且如果没有这种山崩地催的效果，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又怎会从梁漱溟的学生堆里被震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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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3）
但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之后，他开始剥开了一大把命运塞到他手里的苦果，既是老天给的便无论好歹都丢弃不得，他都得硬着头皮往肚里拾。
四
梁漱溟先跑到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结果不到一年，就杀回到北京。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他实已将乡村运动看作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1月，他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三把火烧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像个苦行僧，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
